共同富裕视域下促进型经济法的问题与完善思路

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必然要求,“促进型经济法”能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法治保障。通过历史分析可知,共同富裕与促进型经济法经历了政策到立法、社会治理多元化的过程。与此相对应,“共同富裕”政策到“促进型经济法”判定的过程中,存在灵活性与稳定性的冲突、针对性与普遍性的冲突、“证明义务的驳论”、对“立法先行”误解的理论问题;“限禁型经济法”到“促进型经济法”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存在公权力滥用的隐患、市场主体难以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执行难度大的理论问题。对此,我们可以依靠实践加强共同富裕的稳定性、整合政策并建立共同富裕法律体系、强化共同富裕政策的证明义务、加强立法必要性思考并注重政策与立法的配合,来缓解共同富裕政策到促进型经济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通过偏重并多元化政府责任、多元化激励手段、加强执法制度建设,来缓解限禁型经济法到促进型经济法过程中的问题,让促进型经济法助力共同富裕的实现。

论促进型经济法

促进型经济法是经济法规范的一种重要类型,对于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它与经济法的特征、结构、功能等直接相关,并通过积极的和消极的、直接的和间接的、个别的和普遍的等多种类型的促进,来实现其促进发展的调整目标。中国促进型经济法的立法经历了从分散到分散与综合相结合的转变,如果对其中的法律问题深入挖掘,则会大大促进经济法的制度建设和法学研究的发展。

论“促进型”经济法的功能与结构

"促进型"经济法是经济法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不同于"限禁型"经济法的独特方式,对经济法职能的实现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制度设计上,"促进型"经济法将"促进"的理念贯穿其中,不仅在功能定位上注重诱致性、保守性,还运用多种促进手段来引导市场主体的行为。在规范结构与内容方面,"促进型"经济法大量运用具有抽象性的指导性或鼓励性规范,并在公权机关与市场主体之间形成了相对均衡的权利与义务配置,力求双方主体之间的实质平等。

论“促进型”经济法的优越性

"促进型"经济法是以促进或鼓励为目的的经济法规范的总称,它是经济法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传统经济法以"限禁型"规范为主,在面对日趋复杂的经济问题时,"限禁型"经济法可能会遭遇不同程度的执法困境,并面临难以解决的"信息悖论"问题。与此相比,"促进型"经济法不仅能够有效克服"限禁型"经济法的局限性,在特定领域或对特定问题解决上也比传统的"限禁型"经济法更具优势。我国未来经济法的发展方向,既要保留必要的"限禁型"规范,也应引入适量的"促进型"规范,二者应当相互配合、共同作用。

论“促进型”经济法的运行机制

"促进型"经济法具有不同于"限禁型"经济法的特殊规范结构,这使得其运作模式总体上是引导性而非强制性的。在"促进型"经济法的实施过程中,守法的特别效应明显,大多"促进型"经济法规范在性质上都依赖于或者可以由相关主体"自我实施",在内容上较少规定严格的法律责任,法院的作用由此削弱。同时,"促进型"经济法在"自我实施"中,也可能出现怠职行为或引发道德风险,为此,必须在立法或执法层面设立相关激励与监督机制。

“促进型”经济法功能的制度分析——以《中小企业促进法》为视角

“促进型”经济法是经济法的重要类型，它充分体现了经济法价值理念。以《中小企业促进法》为例，可发现其在立法目的、制度设计、法律责任、实施方式、法律体系协调等方面与传统“限禁性”经济法有很多区别。“促进型”经济法在其促进领域发挥了实效，对传统经济法起到很好补充完善作用。应结合其特点，充分发挥其在在市场经济调节方面的功能。

论经济法的激励机制

从激励机制考量经济法的法理逻辑与制度演进,有助于理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的纵深推进以及相应经济社会法治。激励机制贯穿经济法的价值理念与指导思想、经济宪法和基本法以及经济法具体制度。通过对国家法律法规、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分析,归纳出激励方式主要分为经济激励、权利义务激励和荣誉激励三种,具体表现为奖励、补贴、优惠和豁免等手段。然而实践中仍然存在涉及激励机制的法条可操作性不强、经济运行中“人治”现象频现、行政方式和思路亟待转变等问题。因此为了完善经济法激励机制,要从“人”的需求出发,尊重人的需求和动机,同时加强经济法的制定与实施工作,并且进一步发展经济法的责任制度,扩大激励涉及的层面。

“共同富裕促进法”立法研究

由于现有法律存在供给不足、目标缺失、协调性差的缺陷,“共同富裕促进法”的制定具有必要性。基于立法积累、立法时机、立法参与以及立法意愿方面的分析,“共同富裕促进法”的制定具有可行性。基于共同富裕目标具有的收益分配权均衡性特征及现有生产要素分布不均的差异性特征,应凭依经济法治理论指导“共同富裕促进法”的制定。“共同富裕促进法”作为促进型经济法,本质上更接近于法典化的经济法总则,在立法体例的选择上应采用“目标-手段”的整合式立法模式,而非单个问题解决型的综合式立法模式。财政法律制度、税收法律制度、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工资与收入法律制度、金融法律制度是主要的促进手段。作为核心手段,促进共同富裕的税收法律制度应依税法规范的二元区分法进行立法并完善,从而切实发挥“共同富裕促进法”的统筹、引领与整合作用。

防范预付式消费“馅饼”变陷阱的制度设计

2024年3月15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正式颁布。该条例第二十二条着重强调了预付式消费中的经营者义务。然而,这些条款面对纷繁复杂的市场环境可能在落实上存在一些难度,并且由于缺乏系统化的制度构建,如果不对经营者预收的资金进行合理监管,很难从根源上解决预付式消费的退费难、维权难问题。对此,笔者基于对我国预付式消费模式的整体考察,深入分析《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二条的利与弊,并探讨如何从经济法视角完善预付式消费领域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进而促使该条款成为预付式消费领域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坚实保障。

法律促进预算平衡之基本原理研究

财政赤字和公债规模失控是现代国家的政府共同面临的难题。与静态的预算平衡相比,对预算为什么不平衡的追问以及使之重新趋于平衡的法律对策更加值得关注。法律控制不同类型的财政赤字的目标,都指向预算平衡:其法律意蕴应当由传统的财政收支平衡转为总体经济平衡,德国经济宪法中有关总体经济平衡的规定可以为我国提供最具参考价值的借鉴。至于通过专门立法促进预算平衡的典型,当属美国联邦的赤字削减型预算平衡规则。尽管其因为试图改变和突破联邦权力的分立制衡原则而经司法审查认定为违宪,然而,对促进型经济法的理论研究而言,仍不失为极佳的制度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