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文学研究的中国声音——刘文飞教授访谈录

俄国文学研究者、翻译家刘文飞教授在总结自身学术实践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中俄文学外交”“俄国文学史研究的中国学派”“俄国文学的中国阐释”等概念,主张让中国的俄国文学研究同时对接俄苏本土的文学研究传统和欧美的俄国文学研究传统,并注重对俄国文学在文化学、思想史方面的阐释。与此同时,刘文飞教授兼顾文学研究的社会性影响,他从学术、翻译、写作的三种路径出发,通过一系列著译作品和文化活动致力于推动俄国文学研究成果的大众化普及。刘文飞教授所代表的新一代俄国文学研究者们将以中国视点、中国阐释、中国特色于一身的最新研究理念融入多卷本《俄国文学通史》的撰写之中,是对中国俄国文学史书写的一次全面更新,在向世人展示中国近一个半世纪的俄国文学研究成果的同时,创建拥有我们自己民族风格和立场的斯拉夫学派,让国际斯拉夫学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列宁对俄国解放运动的评析、指导及当代启示

列宁深刻地研究、批判地考察俄国解放运动,在反思革命民主主义丰富遗产的基础上,批判了民粹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提出要组织社会主义工人政党。列宁为创建新型无产阶级政党进行的思想准备和实践指导,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对历史的学习,提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是最好的老师。习近平总书记指导党坚持和践行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学习和了解社会主义发展史、党的历史,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坚持自我革命,做好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建设。2024年2月,中共中央印发《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提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最新要求。学习列宁对俄国解放运动的评析与指导,有助于以史鉴今、资政育人,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推动全党、全社会学好党史、用好党史。

俄国文学研究的中国学派:可能性与路径——2023年俄罗斯文学研究分会年会主旨发言

建构俄国文学研究的中国学派是新时期我国斯拉夫学者面临的迫切任务。本文作者2015年萌生创建俄国文学研究中国学派之愿景,后借助课题申报、学术研讨会、讲座、论文发表等多种方式进一步探讨过创建这一学派的可能性与路径。本文是作者此类思考的最新表述之一,作者认为,中国的俄国文学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丰厚的学术遗产、完备的研究体系和齐整的人才队伍,我们在当下应充分利用好这些来之不易的条件以及千载难逢的学术机遇,在国家出台《面向2035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的语境中,从优化学科体系、完善学术体系、凸显话语体系三个方面着手,致力于建构俄国文学研究的中国学派。

近代俄国政权与医疗社会组织的互动与博弈——以皮罗戈夫全俄医生协会为中心

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俄国的社会组织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期。在此背景下,俄国的医疗社会组织也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皮罗戈夫全俄医生协会正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该协会最大限度地汇聚了俄国的医生群体,并通过组织救民运动、创办机关杂志、召开全俄医生代表大会等活动不断提高自身影响力。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该协会已成为俄国医生交流工作经验、维护职业权益、参与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平台,为俄国医学的发展及国家公共卫生体系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随着俄国在日俄战争中遭受重创、国内政治形势不断恶化、群众运动此起彼伏,政府愈加担心社会力量增强会对专制制度构成威胁,便加大了对各类社会组织的监督和审查力度,不断削弱社会组织的自主性,肆意干预其内部事务,俄国医疗社会组织的发展由此陷入了政府多维掣肘的泥淖。

论新时期以来俄国形式主义两大观点在我国的变异

新时期以来,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关于文学与现实生活之间、文学作品内容与形式之间关系的观点在我国的接受中发生了较长时期的变异。20世纪80年代,两种变异在我国研究界呈“一边倒”态势,大多数研究者认为俄国形式主义割断了文学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关联、颠倒了文学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两种变异在我国虽有一定的延续,但“翻转”占据主导地位,甚至矫枉过正地认为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手法指向客观世界、以思想主题的表达为旨归。21世纪以来,两种变异仍有一定的延续,但更具影响力的是对二种变异的有力澄清。以知识学方法探究两种变异的认定、清理变异在我国新时期以来发生的动态历程、探讨变异发生的社会历史情境,有助于观照俄国形式主义在我国“旅行”的在地状态,使后学者避免误导,更好地理解俄国形式主义文论。

1793年俄国瓜分波兰的经济动因--以俄波黑海贸易摩擦为例

18世纪末,俄国凭借俄土和约获得的黑海北部区位优势,建立起新的黑海国际贸易通道。为满足黑海北岸俄国地主的贸易需求,俄国采取措施推动黑海港口贸易的发展,企图将波兰的商业资源集中到俄国控制的黑海地区。与此同时,由于北方商路的阻塞,以及应波属乌克兰地主的要求,波兰对外贸易通道转向黑海。为摆脱俄国对波兰商业活动的垄断,波兰不断在黑海寻求新的贸易渠道。俄波之间商品的同质性以及双方争夺欧洲市场引起的黑海贸易摩擦,促使俄国占领波属乌克兰地带,以实现对黑海北部贸易通道及原料市场的独占。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国的农业政策

1861年改革没能解决俄国农业问题,半封建土地关系、地主垄断土地,导致国内市场狭小,农业耕作水平低,农民因饥饿大量死亡。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解决农民土地短缺对俄国而言至关重要。19世纪80年代初,统治集团承认,农民缺地严重,设立农民土地银行、组织移民为对策之一,但成效不大。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农业危机迫使统治阶层重新审查农业政策,其中心议题为村社与农民法律地位,争论集中在维特领导的财政部和普列维挂帅的内务部,最终在尼古拉二世的支持下,保守势力获胜。帝国农业政策的指导原则为村社不容侵犯、农民份地不可转让、保留农民等级制度。至1905年革命前,俄国农业问题尚未解决。

日俄战争期间中立港扣押俄国军舰的过程及其影响

日俄战争期间,由于军港特殊的地缘环境、海军作战指挥体系混乱以及海军官兵备战训练不足,俄国在海战中接连失利。黄海海战和对马海战的失败,导致俄国参战军舰除被击沉和俘获之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军舰被迫前往中立港口寻求庇护。这些军舰依照《海牙公约》被解除武装,扣押在中立港口。从开战初期、黄海海战、旅顺投降到对马海战,中国、德国、法国、美国以及荷兰相继扣押俄国军舰,俄国海军作战舰艇数量大幅减少。这种非战斗性减员对日俄海军实力对比产生较大影响,从而加速了俄国战败的进程。

百年印象:20世纪德国与俄国的形象互识

20世纪是历史上即形成特殊关系的俄罗斯与德意志两大民族互识互通的重要历史时期。两次世界大战、冷战以及冷战后变化中的国际局势与欧洲形势对俄罗斯与德意志两个民族和国家的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两者彼此间的形象既具有复杂性和矛盾性特点,同时也体现了其在欧洲大陆共同存在和相互利益的特点。

一战前俄国城市中等教育体系的建设及其作用探析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在工业化的推动下,城市化水平不断提升,俄国城市中等教育体系逐步确立。在地方自治改革和教育改革的双重推动下,城市普通中学及其学生的数量明显增加,课程设置日渐完善,女子中学也备受瞩目。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俄国政府开始重视中等职业教育,师范、铁路、商业和农业等职业学校纷纷建立,培育了大量应用型人才,解决了人才不足的困境。俄国城市中等教育体系的建立,不但提高了居民的文化水平,还直接推动了俄国的现代化进程。较之西欧国家,俄国城市中等教育机构数量、学校分布和教学水平等方面都显示出一定的局限性和落后性。

俄国现代化的赶超型特征探究(1861—1917)

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俄国开启了现代化进程。因急于摆脱经济落后的窘境,重塑外交强国地位,俄国现代化进程的赶超型特征十分明显。俄国的赶超型现代化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本国经济落后、克里米亚战争后外交强国地位丧失、西欧各国工业化成效显著,以及18世纪对西方传统和思想文化的学习都是其催化剂。俄国现代化的成就显著,但因特殊的国情,加上封建专制制度根深蒂固,其城市化水平较低、经济改革先行政治改革滞后、社会冲突逐步加剧和对农民剥削过重等落后性特征也一览无遗。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政府关于北高加索石油工业的发展政策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政府在予以巴库石油工业绝对优先权的同时,也在其他地区勘探和开发油田。早在1894年,俄国政府就对北高加索油田租期及勘探进行了规定,随后,陆续出台了关于北高加索石油运输、石油业务经费使用、允许外国资本参与北高加索石油工业等规定。俄国政府的政策促进了北高加索地区石油工业的发展和现代化,但其期待出现与巴库地区规模相当的新采油中心的愿望却没能实现。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俄国女性赴西欧留学的动因、进程与意义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在瑞士、法国、德国的一些大学中,涌现出一批俄国女留学生,她们的人数远超其他国家,成为西欧女性高等教育的先锋军与主力军。此次留学潮存在较为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首先,西欧女性高等教育的发展为其提供了前提条件;其次,俄国进步人士对平权思想的宣传,尤其是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极大地改变了俄国社会的女性教育观念;第三,俄国高校对女性的公开拒绝,迫使她们不得不赴西欧求学。本次留学潮在促进俄国女性意识觉醒、“新女性”诞生、女性高等教育发展,以及推动俄国女性社会化进程方面意义重大。

跨越时空的文化记忆——俄国文学经典在中国的接受与传播

俄国文学作为世界文学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产生了超出文学范畴的深远影响,对中俄两国跨文化交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同时也为中国的文学和影视艺术注入了新的活力。随着近年来俄国文学经典以多种媒介形式被搬上荧屏,其影响力逐渐扩大。文章通过文献综述和案例分析,系统梳理了俄国文学经典在中国的传播历程、接受度及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深入探析两者之间的融合现象,进而论证了具有中华优秀文化内核的俄国文学经典在中国的传播,对于中俄两国文化的共同繁荣、加强中华文化认同感的重要性,以期为深化中俄文化交流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借鉴。

列宁在俄国现代化问题上对错误思潮的批判及其当代启示

列宁俄国现代化思想是在批判各种错误思潮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主要包括:批判民粹派的“资本主义破坏论”和“合法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永恒论”,深刻阐明了资本主义在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进步性和暂时性;批判“无产阶级文化派”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建设必须割断与一切旧文化联系的主张,深刻阐明了俄国走向现代化传承和创新文化遗产的重要性;批判所谓十月革命是“早产儿”和否定工农民主专政的错误主张,明确指出利用先进工农政权和制度优势为社会主义创造文明前提的必要性;批判所谓新经济政策是“演变“”走回头路”的错误主张,强调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要充分利用和依法规范资本主义。列宁的这些思想主张,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

极简文学史:俄国文学在中国的影响与接受管窥

国别文学史比较研究目的在于文学的进化,其价值与标准从历史中产生,也由历史来判断。俄国和中国文学的渊源与影响是学术史的重要课题,其历史分期和术语庞杂,研究模式、方法和类别相当多元。对比和审视俄国和中国文学史的发展历程,揭示俄国文学对中国文学发展及影响的发生学机制,界说和阐释中俄文学史的相互比照关系,透视中国文学受俄国文学影响的历史环境制约点,有助于厘清中俄文学关系演变的多维度、多层次的文学史疑问。

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民粹派的两次论战及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十分注重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研究。在此过程中,他们曾与俄国民粹派分子有过两次具有重要意义的论战:一次是1875年恩格斯与俄国革命民粹派代表人物特卡乔夫的论战,另一次是1877年马克思与俄国自由民粹派思想家米海洛夫斯基的论战。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两次论战中阐发的理论观点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其一,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观察和分析问题的根本立场与方法,我们必须一以贯之地坚持;其二,农村公社与专制制度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共生关系,既维护农村公社又力图推翻专制制度的做法是自相矛盾的;其三,世界上不存在“普遍适用”的历史哲学理论,任何时候都要坚决反对教条主义。

普·米·梅利奥兰斯基与俄国突厥学

俄国突厥学奠基者之一普·米·梅利奥兰斯基出身书香门第,具有语言天赋,在俄国东方学研究的重镇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师从俄国瓦·瓦·拉德洛夫攻读突厥语,受其私下教授阿尔泰语、哈萨克语。留校工作后仍坚持学习古代突厥碑文“鄂尔浑碑文”,1893年至1906年出版大量学术论著,涉及突厥语言问题研究的达20余种。梅利奥兰斯基突厥语言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哈萨克语研究,注重民族口语研究、坚持“历史主义原则”、反对盲目地使用类比方法是其在突厥语言,尤其是突厥方言研究过程中所秉持的三项原则,更是其语法研究的理论基础。梅利奥兰斯基在突厥文字学研究中提倡手稿、碑铭并重,古突厥文、古察合台文、古回鹘文等多文本互鉴,融合语文学和历史语言学研究方法。

恩格斯晚年关于唯物史观、俄国社会发展、方法论原则的理论思考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承担起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任。在致康拉德·施米特(Conrad Schmidt)、约瑟夫·布洛赫(Joseph Blosh)、弗兰茨·梅林(Franz Mehring)以及瓦尔特·博尔吉乌斯(Walther Borgius)等人的书信中,恩格斯细致论述了与唯物史观有关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恩格斯深入思考并重新阐释了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晚年的恩格斯继续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中研究俄国社会问题,提出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彰显了其思想智慧和理论魅力。

恩格斯“俄国问题”研究中表达的三个理论观点及启示

从1870年代开始,恩格斯十分重视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研究,在相关著作和书信中,提出了这样三个重要理论观点:一是处于低级发展阶段的社会不能解决高级社会发展阶段才遇到的问题;二是农村公社是东方专制制度的自然基础;三是须从大历史的尺度看待资本主义导致的后果。恩格斯的这些理论观点既体现了唯物史观的精神要义,也是对俄国等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特点的深刻洞察,对于我们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事业能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