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俄国东正教与欧美新教在华活动情况比较

俄国东正教较欧美新教进入中国早122年,且在清廷禁教之后仍被允定期派团来北京及建堂传教;然而,在19世纪这一中国思想观念及社会状态剧烈变化的时期,俄国东正教在直接传教、间接传教及对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影响方面却远逊于欧美新教。

论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的特殊性

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是中外关系史上的特殊历史现象,其在缘起与沿革、构成与换班、给养与经费、组织与管理、使命与职能等许多方面都具有与西方来华传教士完全不同的特征。

16世纪末至18世纪末俄国东正教修行生活衰落原因探析

俄国东正教修行生活从16世纪末到18世纪末呈现逐渐衰落趋势。其原因既有大的社会背景的影响,即西方化的出现和发展,也有俗世政权与教会关系的原因,即这一时期俗世政权凌驾于教会之上,限制教会修行生活的发展;同时,修行生活内部也存在腐化堕落的现象,降低了其在民众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和影响力;部分修士参与分裂运动也造成了整个教会修行生活受到严重打击。

20世纪20—50年代俄国驻华东正教传教团命运变迁

俄国驻华东正教传教团曾经是俄罗斯帝国在我国的常设官方机构。驻华二百多年间,该组织对于满足在华俄罗斯东正教徒的宗教生活、从事汉学研究以及中俄两国的外交事务交流均发挥了积极的作用。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上半叶,由于宗主国的政权格局和政教关系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俄国驻华东正教传教团在我国的历史命运与功能也发生了相应的变迁。由于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产生分歧,俄国东正教会分裂为境内外两个部分。以英诺肯提乙为首的第十九届俄国驻华东正教传教团由服从俄国境内外东正教会双重领导转身脱离莫斯科牧首区控制;以维克多为首的第二十届俄国驻华东正教传教团则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重新回归到莫斯科牧首区的怀抱。俄国最后两届东正教传教团驻华期间,主要扮演了俄国难民和流亡人员避难所和临时家园的角色。俄国驻华传教团的活动在中俄关系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

18世纪俄国对土尔扈特东正教化失败的地理因素研究

18世纪土尔扈特蒙古在游牧于伏尔加河流域时,仍保有其藏传佛教信仰。沙皇俄国为了对其加强控制,强制推行东正教。这场以宗教为表象的斗争最终以沙皇俄国的失败而告终。沙皇俄国政策的失败是多方面作用的结果,其中地理因素是重要原因之一。这是因为藏传佛教较东正教更加适应伏尔加河流域地理环境,更加符合土尔扈特人的心理需求,因此,土尔扈特蒙古成功抵制了沙皇俄国的东正教的教化政策,最终导致沙皇俄国宗教政策的转变。

研究俄罗斯东正教的一部力作——《俄国东正教会与国家:1917-1945》评介

近年来,随着世界范围内宗教问题的日益突出和我国俄罗斯学界研究视野的拓宽,原来在我国曾是一片学术荒漠的俄罗斯东正教问题研究日益引起学者的关注,并在短短的时间内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除了翻译引介尼科利的《俄国教会史》和布尔加科夫的《东正教》等著作外,中国学者本身对东正教问题的研究也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乐峰先生所著《东正教史》不仅介绍了东正……

陌生的邻居:仍不熟悉的俄罗斯东正教

在目前的国际关系格局中,俄国之于中国似乎是最为亲切的。而这种亲切感,远不只是地域政治的利益驱动,还得到中国所构建的世界知识体系所支撑,如中国人普遍认为俄罗斯文学艺术是特别伟大的。论及俄罗斯文艺,其实和俄罗斯作为国家一样,为东正教所浸染。但俄罗斯东正教在基督教世界中极为独特,用基督教一般性知识不能替代俄罗斯东正教历史和神学。而缺乏这种专门知识,正如无法理解俄国和欧洲之复杂关系、俄罗斯人何以痴迷于共产主义那样,也不能理解俄国文学艺术和知识分子特征。因对俄罗斯东正教知识欠缺,造成对俄国的认知,和俄国人对中国的判断相去甚远,意外与俄国人因其在知识体系上把关于中国的学问纳入专门的"汉学"相呼应,导致看似互动的中俄实乃熟悉有限的邻居。

俄国驻华宗教使团及其汉学研究综述

主要对国内外史学界在俄国驻华宗教使团及其汉学方面的研究历史与最新成果加以简要评述,指出了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由于对俄文档案史料挖掘不够以及我国学界资料欠缺所造成的影响,并提出今后在扩展资料的利用和扩大研究层面上的一点认识。

《死屋手记》中“不幸的人”与东正教认同感

除发表当初造成的轰动,《死屋手记》在后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学术史上并未得到足够重视,但它却构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根基主义思想的基本框架和核心要素。《死屋手记》对犯人群体形象的现实描绘蕴含着作家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宗教情怀,"不幸的人"这一关键词凝聚了对俄国和俄国东正教的认同感,实际上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诠释了东正教的"聚和性"体验,表明了东正教精神与作家的根基主义思想之关系。小说中根基主义思想的核心是追求东正教的认同感,这也是它能引起列夫·托尔斯泰等思想家精神共鸣的真正原因。

19世纪下半叶-20世纪初东正教教区中的妇女

东正教教区中妇女的地位特殊,神父的妻子及女儿、城市及农村中的女教民、特权阶层妇女及女知识分子构成教区妇女主体。僧侣阶层妇女坚决捍卫宗教规章与礼仪,较之其他信徒更加虔诚;女教民的信仰更加实用,大多钟情于传统宗教教义与仪式;一定时期内特权阶层妇女与女知识分子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教区中的妇女婚姻生活较为复杂,维系婚姻的纽带并不是感情,其婚姻具有较大的功利性,多数妇女婚后生活较为不幸。改革后随着妇女外出务工人数大量增加,先进思想不断传入,妇女地位有所改善。布尔什维克胜利之后,妇女权益有所保障,但传统宗教思想仍根深蒂固。

1917年前俄国关于驻北京传教团政策的演变

从1715年向中国派出首届传教团,俄国政府即开始了对这个特殊驻华机构长达两个多世纪的经营。18世纪圣务院和外务院的指令以规范传教团成员行为和责成其学习满汉语及搜集情报为主旨。从第十届起传教团的活动主要以外交部1818年指令为依据,重心转向中国研究和情报搜集。1861年俄国驻华公使馆设立后,传教团专由圣务院领导,传教布道成为其主要使命。1902年外交部和圣务院等部门决定将第十八届传教团领班晋升为主教,意在满足中国东北地区俄国侨民的宗教需求,同时不放弃北京这个东正教据点。事实表明,占领中国领土和攫取贸易利益始终是俄国政府制定传教团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其在中国的宗教存在不过是实现核心利益的手段而已。

19世纪外文北京城市地图之源流——比丘林的《北京城图》及其影响

尼基塔·雅科夫列维奇·比丘林(НикитаЯковлевичБичурин,1777-1853),俄国东正教修士,法号雅金夫(Иакинф)。1808年1月至1821年5月,比丘林担任第九届俄国东正教驻华使团团长,旅居北京十三年之久。在华期间,比丘林勤奋学习汉文,翻译中国典籍,回国后发表了大量中国题材论著,特别是蒙古、西藏、西域史地方面的作品,成为俄罗斯汉学的主要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