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在华自然科学考察与研究

19世纪初,面对西欧强国的扩张,俄国一方面采取对抗的守势,另一方面则试图寻找自己新的势力空间。彼时,俄国政府对驻华传教团先期传回的中国国情信息产生了极大的兴趣,遂开始借传教团驻华之便在中国进行“科学考察”与研究。19世纪上半叶,俄国对中国的自然科学考察处于探索阶段,为清代中国与沙皇俄国进行学术交流创造了条件。19世纪中叶,俄国在华修建了北京地磁气象台,此举为其在华进行现代科学考察奠定了物质基础。前两个阶段的积累为后来传教团成员在中国更大范围地开展实地考察提供了信息、技术和设备支撑。19世纪俄国传教团的在华自然科学考察及研究成果极大地丰富了当时俄国对中国的认知,增加了俄国的中国动植物藏品数量,甚至帮助俄国从中国获得了很多权益,同时,也在客观上促进了清代中俄之间的自然科学交流。

论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的特殊性

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是中外关系史上的特殊历史现象,其在缘起与沿革、构成与换班、给养与经费、组织与管理、使命与职能等许多方面都具有与西方来华传教士完全不同的特征。

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监护官考略

从1715年第一届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来华到十月革命爆发的约两个世纪中，俄国共派遣了18届传教团来华，其中7届有监护官随行。这些监护官表面上只是负责新旧传教团的交接与护送，实际上却是严格执行俄国政府秘密指令的外交代表。

20世纪20—50年代俄国驻华东正教传教团命运变迁

俄国驻华东正教传教团曾经是俄罗斯帝国在我国的常设官方机构。驻华二百多年间,该组织对于满足在华俄罗斯东正教徒的宗教生活、从事汉学研究以及中俄两国的外交事务交流均发挥了积极的作用。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上半叶,由于宗主国的政权格局和政教关系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俄国驻华东正教传教团在我国的历史命运与功能也发生了相应的变迁。由于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产生分歧,俄国东正教会分裂为境内外两个部分。以英诺肯提乙为首的第十九届俄国驻华东正教传教团由服从俄国境内外东正教会双重领导转身脱离莫斯科牧首区控制;以维克多为首的第二十届俄国驻华东正教传教团则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重新回归到莫斯科牧首区的怀抱。俄国最后两届东正教传教团驻华期间,主要扮演了俄国难民和流亡人员避难所和临时家园的角色。俄国驻华传教团的活动在中俄关系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

19世纪俄国东正教来华传教使团的汉学研究及其特点

19世纪俄国东正教来华传教使团虽然在传教事业上表现平平,但是其中许多成员在汉学研究领域却取得相当大的成就,并且在研究工具、方法、对象、内容、立场等方面都形成了独立而典型的民族特色。由此,不仅为俄国汉学的后续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也为中外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积累了一定经验。

试析中俄《恰克图条约》对俄罗斯驻北京东正教传教团的影响

《恰克图条约》对于俄罗斯驻北京东正教传教团有多方面的影响:使俄罗斯驻北京东正教传教团有了国际条约的保护,获得合法地位;为东正教此后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条件;使传教团有了新的教堂建筑;允许俄国随传教团派遣一定数量的留学生来到中国学习满语和汉语等等。

简析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团在早期中俄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中俄两国的文化交流是两国关系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制约着两国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和变化。在早期中俄文化交流中,俄国东正教和传教士团扮演了文化使者的角色,是中俄文化交流最重要的桥梁。尽管他们的活动带有一定的政治目的,但在客观上却为促进中俄两国的文化交流和人民之间的了解发挥了促进作用。

18世纪北京的东正教传教士及其生活

18世纪初,随着东正教传教士团的到来,俄国旅华传教士开始了在北京的侨居生活。这个特殊的俄侨群体,相对于商贾、佣兵、囚俘等,对早期俄中关系的影响最为显著。18世纪共有八届东正教传教士团来到北京。在评价俄国传教士的特点时,大都指出他们酗酒、粗暴、懒惰,这些问题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但主要是由于他们身处一个完全异样的国度所经受的肉体和精神上的重负所引发的。俄国传教士与祖国的联系长期中断,不少人都客死他乡。尽管批评声较为普遍,但还是有过半数的传教士团团长在后来得到了认可。在18世纪,作为宗教传教士团成员的俄国旅华传教士在俄中关系史上写下了重要而有趣的一页。

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医生考略

在早期中俄关系史上,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扮演了文化使者和外交机构双重角色。自1820年起,俄国定期向中国派遣传教士团随团医生。这些医生除具有传教士团成员所共有的特性外,由于本身的职业特点,在随传教士团驻北京期间的活动又各有千秋。本文通过梳理和分析随团医生及他们来华的原因、在华主要活动,进而由点及面,透视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在中俄关系史上所起的特殊作用及深远影响。

东正教在直隶省永平府地区的传播(1898～1917)

1898年,第十八届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领班英诺肯提乙在北戴河金山嘴建立了东正教教堂。在遭受义和团运动的打击之后,1902年英诺肯提乙主教决定重振中国教务,并将永平府作为重点传教地区。中国籍神父米哈伊尔·唐等人奉命以永平府城为中心,在周边县城和乡村布道并培养骨干,并在有条件的地区开办东正教学校,建造教堂。然而,由于传教士不足和经费短缺,加之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影响,东正教在永平府地区的影响非常有限,教众规模较小,教务活动举步维艰。

1917年前俄国关于驻北京传教团政策的演变

从1715年向中国派出首届传教团,俄国政府即开始了对这个特殊驻华机构长达两个多世纪的经营。18世纪圣务院和外务院的指令以规范传教团成员行为和责成其学习满汉语及搜集情报为主旨。从第十届起传教团的活动主要以外交部1818年指令为依据,重心转向中国研究和情报搜集。1861年俄国驻华公使馆设立后,传教团专由圣务院领导,传教布道成为其主要使命。1902年外交部和圣务院等部门决定将第十八届传教团领班晋升为主教,意在满足中国东北地区俄国侨民的宗教需求,同时不放弃北京这个东正教据点。事实表明,占领中国领土和攫取贸易利益始终是俄国政府制定传教团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其在中国的宗教存在不过是实现核心利益的手段而已。

1917年前俄国东正教传教团在华开立学堂考略

俄国传教团在华办学经历了近百年历史。从1822年至19世纪末,传教团仅限于在北京城及周边农村开立学堂,招收对象主要是雅克萨战役俄俘后裔和贫苦家庭子弟。庚子之变之后,为扩大在中国的宗教影响,进而达到文化侵略的目的,传教团开始将办学范围扩展至直隶、河南、湖北、江西、江苏及浙江等省。然而受各种条件制约,俄人所办学堂大多规模偏小,存在时间不长,在人才培养上也少有建树。

俄国传教团成员在北京的日常生活——以1840—1842年戈尔斯基的家书为基础

第十二届俄国传教团学生戈尔斯基在1840—1842年的家书中详细记录了个人的经历和感受,内容涉及服饰礼仪上的入乡随俗,气候和饮食上的适应与不适,心灵上的悲伤与孤独,语言学习与中国研究,以及基于欧洲文化优越感的对中国文化和事物的否定等。俄国传教团成员面对中国文化和习俗做出的妥协,无法掩盖其对生活现实的抵触以及作为欧洲人的傲慢。戈尔斯基的书信折射出19世纪中期前后俄国传教团成员的生活状态,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北京社会生活的反映,不仅是俄国传教团史及中俄关系史研究的资料,也是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珍贵文献。

试论清代中俄文化交流的不平衡性

中俄文化关系历史悠久。在1917年前,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是中俄两国文化交流最主要的渠道。由于文化交流主体和交流渠道相对单一,俄国向中国传播俄国文化以及俄国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和传播,在深度上和广度上都大大超过了中国向俄国传播中国文化以及中国对俄国文化的研究和引入。清代中俄间文化交流所呈现出的不平衡态势与两国外交政策和文化传统的差异密切相关。

《世界广说》所见藏俄文化交流

在《世界广说》新地理知识的诸种来源中,敏珠尔四世与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布道团成员的亲身交往是一个极具"对话"意味的重要环节。本文通过对《世界广说》相关文本信息的分析,对此次交流涉及的布道团具体人员以及交流内容进行考索并依托文本阐述了此段交往的内涵,认为其具有"世俗的而非宗教的"、"平等的而非霸权的"两种特质。

俄罗斯档案馆藏北堂西文书目考

19世纪上半叶,天主教传教士遭到清政府的驱逐。北京天主教传教士在末路之际,只好把在华三百年间积累的图书即北堂藏书委托给经中俄两国政府协议规定常驻北京的俄国东正教使团。俄国东正教使团接收图书后逐一整理,并安排使团成员戈什克维奇为这批图书登记编目,这是北堂藏书在历史上的第一次编目,该目录现收藏于俄联邦外交部沙俄对外政策档案馆。1860年俄国特使伊格纳季耶夫在北京将这批图书交付法国特使葛罗,归还给北京天主教团。1861-1862年间北京天主教狄仁吉神父整理天主教藏书并编目,1949年北京天主教惠泽霖神父再次整理编目并出版《北堂图书馆藏西文善本目录》。俄藏北堂西文藏书目录揭示了19世纪天主教传教士在北京被驱逐时的藏书情况,折射出天主教入华传教士在华近三百年间传播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的知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