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的特殊性

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是中外关系史上的特殊历史现象,其在缘起与沿革、构成与换班、给养与经费、组织与管理、使命与职能等许多方面都具有与西方来华传教士完全不同的特征。

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医生考略

在早期中俄关系史上,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扮演了文化使者和外交机构双重角色。自1820年起,俄国定期向中国派遣传教士团随团医生。这些医生除具有传教士团成员所共有的特性外,由于本身的职业特点,在随传教士团驻北京期间的活动又各有千秋。本文通过梳理和分析随团医生及他们来华的原因、在华主要活动,进而由点及面,透视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在中俄关系史上所起的特殊作用及深远影响。

简析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团在早期中俄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中俄两国的文化交流是两国关系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制约着两国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和变化。在早期中俄文化交流中,俄国东正教和传教士团扮演了文化使者的角色,是中俄文化交流最重要的桥梁。尽管他们的活动带有一定的政治目的,但在客观上却为促进中俄两国的文化交流和人民之间的了解发挥了促进作用。

18世纪北京的东正教传教士及其生活

18世纪初,随着东正教传教士团的到来,俄国旅华传教士开始了在北京的侨居生活。这个特殊的俄侨群体,相对于商贾、佣兵、囚俘等,对早期俄中关系的影响最为显著。18世纪共有八届东正教传教士团来到北京。在评价俄国传教士的特点时,大都指出他们酗酒、粗暴、懒惰,这些问题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但主要是由于他们身处一个完全异样的国度所经受的肉体和精神上的重负所引发的。俄国传教士与祖国的联系长期中断,不少人都客死他乡。尽管批评声较为普遍,但还是有过半数的传教士团团长在后来得到了认可。在18世纪,作为宗教传教士团成员的俄国旅华传教士在俄中关系史上写下了重要而有趣的一页。

1917年前俄国关于驻北京传教团政策的演变

从1715年向中国派出首届传教团,俄国政府即开始了对这个特殊驻华机构长达两个多世纪的经营。18世纪圣务院和外务院的指令以规范传教团成员行为和责成其学习满汉语及搜集情报为主旨。从第十届起传教团的活动主要以外交部1818年指令为依据,重心转向中国研究和情报搜集。1861年俄国驻华公使馆设立后,传教团专由圣务院领导,传教布道成为其主要使命。1902年外交部和圣务院等部门决定将第十八届传教团领班晋升为主教,意在满足中国东北地区俄国侨民的宗教需求,同时不放弃北京这个东正教据点。事实表明,占领中国领土和攫取贸易利益始终是俄国政府制定传教团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其在中国的宗教存在不过是实现核心利益的手段而已。

试论清代中俄文化交流的不平衡性

中俄文化关系历史悠久。在1917年前,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是中俄两国文化交流最主要的渠道。由于文化交流主体和交流渠道相对单一,俄国向中国传播俄国文化以及俄国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和传播,在深度上和广度上都大大超过了中国向俄国传播中国文化以及中国对俄国文化的研究和引入。清代中俄间文化交流所呈现出的不平衡态势与两国外交政策和文化传统的差异密切相关。

《世界广说》所见藏俄文化交流

在《世界广说》新地理知识的诸种来源中,敏珠尔四世与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布道团成员的亲身交往是一个极具"对话"意味的重要环节。本文通过对《世界广说》相关文本信息的分析,对此次交流涉及的布道团具体人员以及交流内容进行考索并依托文本阐述了此段交往的内涵,认为其具有"世俗的而非宗教的"、"平等的而非霸权的"两种特质。

俄罗斯档案馆藏北堂西文书目考

19世纪上半叶,天主教传教士遭到清政府的驱逐。北京天主教传教士在末路之际,只好把在华三百年间积累的图书即北堂藏书委托给经中俄两国政府协议规定常驻北京的俄国东正教使团。俄国东正教使团接收图书后逐一整理,并安排使团成员戈什克维奇为这批图书登记编目,这是北堂藏书在历史上的第一次编目,该目录现收藏于俄联邦外交部沙俄对外政策档案馆。1860年俄国特使伊格纳季耶夫在北京将这批图书交付法国特使葛罗,归还给北京天主教团。1861-1862年间北京天主教狄仁吉神父整理天主教藏书并编目,1949年北京天主教惠泽霖神父再次整理编目并出版《北堂图书馆藏西文善本目录》。俄藏北堂西文藏书目录揭示了19世纪天主教传教士在北京被驱逐时的藏书情况,折射出天主教入华传教士在华近三百年间传播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的知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