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期以前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在中国的接受

新时期以前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在中国的接受状态,学界往往简略论及,缺乏全面、细致的清理。虽然此时期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在中国基本上处于遮蔽状态,但却是其中国接受研究整体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新时期以前中国学界对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的接受可大致以新中国的成立为界限,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接受主要体现在一篇译文与钱钟书先生的接受上,后期的接受仅可见一句话。但前、后期在肯定与否定的态度、介绍的分量、介绍与阐述的内容等方面皆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些皆由我国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情境所决定。

俄国形式主义文论与马克思主义文论关系初探

通过考察俄国形式主义在发生、发展过程中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重点梳理俄国形式主义与庸俗社会学文论二者之间论争的文化、历史、政治背景以及论争的核心问题:文学的本质、文学与社会的关系。这场论争引发巴赫金尝试将二者结合,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诗学,启发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继续探索形式主义文论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对话问题。

论俄国形式主义文论性质在我国的变异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一些研究者将俄国形式主义理解为一种批评方法或一种美学理论,后者在21世纪以后仍较广泛地发生。从俄国形式主义的理论主张、经验基础、核心概念等方面来看,此二种理解皆是对俄国形式主义性质的变异。前种变异主要源于认识的尚不深入,后种变异则还与俄国形式主义自身的“裹脚布”密切相关。从学术史辨明、厘清两种变异的历程,一方面可以让后学者更好地理解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另一方面可以更全面地展示俄国形式主义在我国的“旅行”。

俄国形式主义文论“节奏”概念的知识学探讨

学界极少关注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的"节奏"研究,以知识界"可欲的"知识学态度、知识谱系学方法考察俄国形式主义文论"节奏"概念的谱系构型,发现俄国形式主义文论一反传统诗学,将"节奏"提升至诗学的中心地位,尤其是勃里克反对传统诗学将节奏作为存在者,等同于音节的观点,将节奏作为存在,与音节相区别,由此发现了俄国诗歌发展的内在规律及俄国现代诗歌的发展趋向,其将节奏与语义统一的观点,纠正了传统诗学与未来派及俄国形式主义早期偏执一端的弊病。俄国形式主义的节奏研究为节奏理论以及诗学做出了重大贡献。

俄国形式主义文论与黑格尔辩证形式论——略论内容与形式

形式与内容是中西文论一个永恒的话题,古今中外许多著名的文学批评家都对这一问题进行过论述,本文旨在通过对这一经典论述的梳理,阐述这一问题的渊源变化。并对俄国形式主义文论与黑格尔辩证形式论进行初步的比较,意在推崇辩证形式论,揭示辩证形式论对文学艺术创作与批评的重要指导意义。

论新时期以来俄国形式主义两大观点在我国的变异

新时期以来,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关于文学与现实生活之间、文学作品内容与形式之间关系的观点在我国的接受中发生了较长时期的变异。20世纪80年代,两种变异在我国研究界呈“一边倒”态势,大多数研究者认为俄国形式主义割断了文学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关联、颠倒了文学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两种变异在我国虽有一定的延续,但“翻转”占据主导地位,甚至矫枉过正地认为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手法指向客观世界、以思想主题的表达为旨归。21世纪以来,两种变异仍有一定的延续,但更具影响力的是对二种变异的有力澄清。以知识学方法探究两种变异的认定、清理变异在我国新时期以来发生的动态历程、探讨变异发生的社会历史情境,有助于观照俄国形式主义在我国“旅行”的在地状态,使后学者避免误导,更好地理解俄国形式主义文论。

新时期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在中国的接受与研究

从70年代末开始,随着我国批评界对新的批评话语的渴求,在结构主义文论的接受背景中,俄国形式主义文论被译介过来,这是接受的初步阶段;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后期,研究者就俄国形式主义展开了或专题或整体的研究,形成了研究与认识的不断加深,并对我国的文学批评产生了重大影响;90年代末以降,出现了大量我国学者自己的研究成果。他们通过阐发、对话、沟通等方式的研究,形成了接受的深入、运用、变形、发展。

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哲学基础探究

研究界普遍指陈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在实证主义与胡塞尔现象学中寻找理论基础,但论述简略,一笔带过。详细探究,可以发现俄国形式主义文论主要以经验批判主义为其哲学基础,并且在发生之初并未受胡塞尔现象学影响,其与胡塞尔现象学的相似性仅为表征,实质相距甚远。

在言语形式的“突出”中感受——《在长江源头各拉丹冬》的审美世界

“突出”是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穆卡洛夫斯基在《标准语言与诗歌语言》一文中提出来的概念,也有译者译为“前推”。所谓“突出”,就是作者出于审美目的对标准语言进行有意识的扭曲与变形,用穆卡洛夫斯基的原话说就是:“诗歌语言的作用就在于为话语提供最大限度的前推。前推是与自动化相对的,也就是非自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