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向同构与反向悖立--白银时代俄国戏剧转型中的经济逻辑

1890—1920年代,受俄国总体经济态势的影响与市民职业经济状况的规约,白银时代俄国戏剧发生剧烈变化和明显转型,形成戏剧转型与经济态势之间既相互关联又彼此矛盾的交互特征。在剧院设施方面,白银时代剧团在艺术赞助者和文化庇护者的直接捐助下迅速创建崛起;在演员薪酬方面,白银时代戏剧演员薪酬收入高、社会地位高和工作环境好,吸引大批优秀从业者和后备艺术人才;在演出效益方面,白银时代戏剧以广大市民和知识阶层为主要受众,舞台演出效益与居民消费能力密切关联。三者与俄国经济态势息息相关,彼此呈现出正向效果与同构逻辑。然而,1918—1920年前后,以革命庆典活动和先锋广场戏剧为代表的戏剧演出活动,从戏剧经济学的商业效益和经济诉求中悄然逸出,更多吻合戏剧政治学的革命诉求和革新精神,与俄国经济运行之间主要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反向效果与矛盾特征。由此,这构成白银时代戏剧转型中既正向同构又反向悖立,既交互合成又层叠溢出的经济逻辑。究其根源,这既有工业化浪潮与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加剧,又有市民娱乐与大众文化消费的发展需要,更有十月革命和时代话语的急剧更迭。本质而言,白银时代俄国戏剧转型中的经济逻辑内嵌于戏剧经济学、戏剧艺术学和戏剧政治学的对话融合之中,是彼时俄国城市化浪潮中市场经济规律、个人利益诉求与国家政策话语合谋作用的综合结果。

宗教、神话和抒情——试论俄国象征主义戏剧类型

19世纪20世纪之交,西欧象征主义戏剧进入俄国剧坛,引起了强烈反响。俄国象征派诗人在执着于抒情世界的同时,也开始了戏剧探索,象征主义戏剧随之成为20世纪初俄罗斯现代戏剧的重要组成部分。吉皮乌斯和别雷的宗教神秘剧、安年斯基和伊万诺夫的神话悲剧、勃洛克的抒情剧代表了俄国象征派的戏剧成就。

关于俄国象征主义戏剧的几个问题

俄国象征主义戏剧主要以抒情诗为基础,并且在此基础上进行象征主义戏剧的创新发展,但是现在我们对这方面的认识还比较浅薄。本文主要从综合艺术倾向、抒情化和戏剧假定性等几个层面来分析俄国早期象征主义戏剧的美学特点。

论俄国早期象征主义戏剧美学的特征

1905年,天蝎出版社的作家丛刊《北国之花》(第四期)刊载了三篇剧作——《地球》(勃留索夫)、《三度花开》(巴尔蒙特)和《坦塔罗斯》(维·伊万诺夫)。它们虽然并非俄国象征主义者最早的戏剧实践(论时间安年斯基的戏剧探索更早),但被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俄国象征主义戏剧宣言。这三部剧在内容上并无太多创新之处,系三位作家诗歌领域创作的延续,其珍贵之处主要体现在抒情诗基础上的象征主义戏剧形式创新,而目前我们对此了解较少。本文尝试从综合艺术倾向、抒情化和戏剧假定性等几个方面窥探俄国早期象征主义戏剧的美学特征。

《四述奇》俄京观剧史料述评

晚清随使俄国的张德彝在他的日记《四述奇》中最早向国内介绍了俄国戏剧,但这一史料一直为学界所忽视。张氏在日记中记述了俄京观剧的情况,详细介绍了其所见到的剧种、剧目以及戏剧演出等。这些记述在当时及其后有不少内容被误读,这些记述的误读成有其文化原因。

仪式在俄国象征主义戏剧场面中的功能和形式

场面是戏剧的基本组成单位,是一定时间、一定环境内人物、行动的组织方式。俄国象征主义戏剧的最高目标是"创造生活",即通过戏剧建构理想世界的典范。仪式的功能与俄国象征主义戏剧的"创造生活"诉求不谋而合,成为剧作家开掘戏剧场面的组织形式。仪式化场面呈现出独特的人物关系和世界秩序,是剧作家戏剧思想的直观注解,是对个体存在的别样思考。

类型融合的戏剧理论——浅论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戏剧理论

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戏剧理论有三个核心范畴:双重真实、道德命题和类型融合。双重真实理论通过真实甚至琐细的生活场景展示来揭示人的内在真实。道德命题更是批判现实主义的直接由来。前两者都是戏剧理论家探讨的重点所在,而类型融合理论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类型融合包含两大类融合,即喜剧因素和悲剧因素的融合,叙事因素和抒情因素的融合。这是现实主义戏剧理论发展到巅峰,戏剧走向20世纪的转折标志。因此,对类型融合理论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于俄国象征主义戏剧的几个问题

俄国象征主义戏剧繁盛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俄国戏剧创作变革期,是俄国戏剧发展史链条上特殊的一环。然而,近年来中国学界对于这个概念缺乏比较明确的标准,导致论述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本文尝试界定与俄国象征主义戏剧相关的几个概念,简要总结出象征主义戏剧在俄国的发展特点。

俄国象征主义戏剧理论视野中的“戏剧--生活”观

"戏剧——生活"是架构戏剧理论要解决的关系之一。在摹仿论的审美观照下,戏剧被认为源于生活、是生活的镜子,而现代戏剧改革则尝试重新解读"戏剧反映生活"这一传统戏剧美学思想。早在20世纪初,俄国象征主义戏剧流派围绕这对概念从另一角度提出了不同于此的见解。他们基于对"如何从艺术走向生活""如何才是真实反映生活""戏剧与生活如何关联"等问题的思考作出一系列理论阐释,认为戏剧不能仅仅反映生活,而应模仿、贴近柏拉图式的理想生活,创造生活。

从“绿茶婊”形象考察俄国象征主义戏剧的得与失

俄国象征主义戏剧塑造了一系列外表美丽、颇具神圣色彩、行为却出离现实“道德规约”的女性形象,她们反映了剧作家戏剧创作理念中对人和世界的一种超越现实的思考。缺乏这点考虑我们就无法准确把握俄国象征主义戏剧文本和创作意图。本文从这一独特女性形象出发,考察与其相关的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戏剧元素,分析俄国戏剧形态在象征主义阶段出现的新特征和自身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

屠格涅夫戏剧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兼论《食客》中的“小人物”形象

中国学界对屠格涅夫及其作品的研究已有超百年的历史,与散文研究的连续性和广泛性相比,对屠格涅夫戏剧的研究总体较少,且呈现出间断性、集中性、概括性的特点。本文通过梳理屠格涅夫戏剧在中国的传播情况,结合俄国现实主义戏剧的发展特点以及屠格涅夫本人的戏剧创作观和文艺批评观,深入解读了戏剧《食客》中"小人物"的形象及其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