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俄国知识阶层对东方和中国文化的认识

19世纪以来、尤其在克里米亚战争惨败之后,俄国不得不在同时面对强势西方和衰势东方的背景之下,小心翼翼地寻找着自己的国家定位和发展方向。在文化寻根和历史反思过程中,俄国知识阶层对东方文化基本上采取了彻底否定的态度。在俄国知识阶层的视野中,东方与西方是截然对立的两种文化和两条道路,并且最终将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命运和归宿。缘此出发点,他们不仅在谈到俄国落后的原因时,而且在谈到俄国未来命运时,要么是将落后原因归结于东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恶劣影响,要么是把东方和中国列为"野蛮的"、"落后的"、"污秽的"、"黑暗的"、"没有前途的"代名词,从而具有强烈的"东方罪恶意识"和"反东方情结"。因此,在19世纪乃至20世纪初的俄国思想文化界中,"东方罪恶意识"和"反东方情结"较为流行。它不仅表现在持极端立场的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思想之中,也表现在持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立场的一些学者的思想之中。伟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的精深认识实属罕见,并彰显其弥足珍贵的思想价值。

冯维津命题与近代俄国知识分子的觉醒

从冯维津的"俄国与西方"命题到"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大辩论,俄国发展道路问题成为年轻的俄国知识分子群体思考的首要问题。西方派和斯拉夫派之争,在俄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巨大的开创性的意义,它标志着具有批判精神和独立意识的俄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并且由此产生了俄国知识分子思想史中"西方主义"和"斯拉夫主义"两大传统,而这两大思想传统酝酿和造就了未来的俄国知识分子群体中的"自由主义"流派和"激进主义—社会主义"流派。它左右着俄国和前苏联的现代化进程,并且影响至今。

在“俄国知识阶级”的参照下——新时期“后鲁迅风”创作的知识分子批判主题

新时期的"后鲁迅风作家秉承了鲁迅的知识分子批判传统,以"俄国知识阶级"作为参照,对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文革"等时期的知识分子种种以奴性为中心的劣根性进行了犀利的批判,指出他们整体上缺乏"俄国知识阶级"所具备的西方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内涵。但对于"文革"等期间知识分子的表现,应该还原到特定历史情境中,根据实际情况给予有区别的判断和同情式的理解,不宜作出"一刀切"式的简单化评价。

20世纪初俄国知识分子政治-伦理冲突与精神转向的当代性阐释

1905年革命锻造了俄国知识阶层作为一个政治范畴的强烈自我意识,20世纪初俄国政治文化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冲突、沙皇俄国从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过渡的复杂历史境遇以及改革过程,使知识阶层对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政治立场产生犹疑摇摆与精神转向,并尝试通过现实策略或理论建构的政治实践超越"左"与"右"的二元对立、探索自由主义中间道路。知识阶层从政治-伦理构成俄国政治制度与政治行为的精神根基与道德体认出发,反对无批判地依循西方"政治的真理",洞见到抽象的普遍原则对于个体精神生活与社会道德责任的内在瓦解与摧毁。时至21世纪,对特定民族国家精神传统与"历史的真理"的回溯及当代性阐释,成为理解俄罗斯现代政治生活的必要思想进路。

俄国激进革命知识分子的特征及其影响

俄国激进革命知识分子是近代俄国独特历史道路的产物,他们的思想和道德包含着深刻矛盾。以他们为主体的革命激进主义思潮和运动表达了俄国社会部分精英对国家发展道路的一种选择,对俄国解放运动和俄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双重影响。

俄国19世纪的知识分子与人民解放运动——论屠格涅夫和他小说的主人公

俄国知识分子在人民反对农奴制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中发挥了思想启蒙和鼓动革命的重要作用。屠格涅夫作为他们的优秀代表 ,用他的社会小说为这场斗争的知识分子书写了绚丽的编年史。

从尼布楚条约到《朔方备乘》——康熙至咸丰年间清朝关于俄国知识的形成和固化

从尼布楚条约前后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朝通过外交、经贸等各方面与俄国的联系,积累了大量关于俄国的知识。18世纪前期,清朝关于俄国的知识开始形成。到18世纪中期,乾隆朝一系列官方典籍的编纂表明,清朝基本形成了基于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商贸外交体系的官方关于俄国的知识。此后的100年,清朝官方关于俄国的知识一直在完善,其集大成者便是代表清朝"俄国研究"最高水平的著作《朔方备乘》。但是,从乾隆朝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朝官方主导的关于俄国知识的核心,逐渐固化成为对恰克图商贸外交体系的认知。清朝官员和士人一方面不断积累和整理关于恰克图的知识,另一方面却忽视了关于俄国本身的更丰富的知识。最终,面对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中俄关系新形势,乾嘉道咸时期精细化的"俄国学"落伍于时代了。

近代俄国的历史观念与国族意识——以历史学家米留可夫为例

俄罗斯随历史发展成为领土辽阔的庞大国家。随时间与空间的延续,生活在其中的人竟然无法就国族文化得到共识。十九世纪的知识阶层独立于政权之外展开社会自发的国族论述。从早期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国族本质辩论,到革命前政治意识型态之争,国家历史是知识分子最重要论述依据。历史学家应能发挥专业长才,贡献于审视国族文化,却又往往被视为与知识阶层隔绝。本文以莫斯科学派的米留可夫为例,探究历史学家的国族观念。米留可夫无法认同长期受浪漫主义唯心哲学主导的俄国社会思想,主张经验历史的重要,如此才能建立正确的历史知识,找到真正的国族文化。他希望用客观的方法替代过去以人类精神为主体的理论架构,因此为俄国历史学和国族论述添上了新的一页。

无边的写作──《我能否相信自己余华随笔选》序

《我能否相信自己余华随笔选》，余华著，人民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１２月版。１９９３年，余华在为《活着》撰写的前言里说：“一个真正的作家永远只为内心写作，只有内心才会真实地告诉他，他的自私，他的高尚是多么突出。”但随即他又说到他的作品都是“源出于和现实的...

十二月党人——俄国第一批知识分子

东正教带来了文字,为俄国知识分子的问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彼得兴办的世俗教育体系,为受教育者的成长准备了肥沃的土壤;其后继者们允许贵族自由选择生活之路和了解西方理论,也为知识人的培养做出了贡献。受教育者中的精英分子接受了西方理论,面对严酷的现实,开始了自己的探索,从而催生出第一批俄罗斯贵族知识分子——十二月党人。

主持人语

《路标集》是1909年出版的俄国七位知识分子学者关于自身的一本论文集，主要从三个方面对19世纪以来的俄国知识分子进行了自我反思与批判：严重脱离生活实际，却又耽于幻想，相当功利主义、民粹主义地为抽象概念而奋斗，实行禁欲主义；英雄主义、极端主义与远离人民乃至反整体反集体；驱逐真和关，又仇视、惧怕财富，也不尊重法律，缺乏法制意识，而看重外在的规则和准则。

社会变革和人的命运——《静静的顿河》中葛利高里·麦列霍夫形象再探

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里的主人公葛利高里形象的复杂性在评论界历来备受关注和争议。从文本解读来看,除了外部因素的多重影响,其政治立场的多变性摇摆性更出于自身的精神探索和真理追寻。这种不断地思考怀疑、游离漂泊的精神特质,与俄国文学史上的"多余人"形象有着一定的内在相似性。这是俄国文化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一种存在方式和精神标志,是作家在特定时代中对包孕着民族性格和文化精神的"人的魅力"的隐性表现。

巴别尔书信中的巴别尔

作为极具个人性、私密性和真实性的文学史料,巴别尔书信具有丰饶的文学意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多重的思想内涵。它既呈现巴别尔复杂而矛盾的性格特点,展示其丰富而苦恼的情感经历,彰显其专注词语与修辞的创作理念,又展现其烦恼而琐碎的家庭生活,书写其多样而独立的社会交往,映照日趋一元化的苏联社会现实。这些长短不一、感情丰沛的书信,跃出日常生活的细节描述和作家个体的内心叙事,构成1920—1940年代社会剧变和文化转型时期俄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和精神史影像。经由对巴别尔书信的阅读和体验,可以读到一个真实的、自然的、变化的巴别尔,一个有思想、有情感、有欲望的巴别尔,一个复杂的、困惑的、挣扎的巴别尔,一个生动的、有趣的、可爱的巴别尔。由此,我们可以管窥1920—1940年代从白银时代文学向苏维埃早期文学的流变过程和范式转型,触摸彼时彼刻从复调多元向单声一元转变的文坛状况和文化风貌。

谈马克西姆·高尔基(译文资料)

高尔基死去了,是在他再无话可说的时候死去的。这样,对这位四十年来在俄国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成长的道路上留下巨大足迹的优秀作家之死人们是无可非议的了。 高尔基开始写作时是一位无业游民的诗人。这是他的第一个时期,同时也是他作为一位艺术家的最好时期。高尔基从最低层,也就是说从贫民中给俄国知识分子带来了浪漫主义的勇敢精神。

学人素描

金雁,历史学家。1954年生于西安,1981年毕业于兰州大学历史系苏联史专业,获硕士学位,研究方向为苏俄史、东欧史,曾任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东欧处处长、俄罗斯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社会科学论坛》编委。著有《从"东欧"到"新欧洲":20年转轨再回首》《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

柴可夫斯基与《悲怆交响曲》

柴可夫斯基与《悲怆交响曲》（音乐欣赏）·崔岳·柴可夫斯基生活在沙俄独裁统治最为黑暗时期，他象无数俄国知识分子一样，苦苦思索深刻的人生课题。他用音乐宣传民主思想反映现实生活。他创作了许多优秀作品：歌剧《叶甫盖尼·奥涅金》、舞剧《天鹅湖》等。《悲怆交响曲...

《路标》文集对俄国法律意识的反思

《路标》文集作者之一基斯嘉科夫斯基,从法律与个人自由、法制与政治妥协、法律与政治利益、对法律的敬畏四个方面,剖析和批评了俄国知识分子的法律意识。俄国法律意识的缺陷主要由三个原因造成:一是俄国知识分子重个人道德律法、轻社会律法的传统观念;二是俄国大众的传统法律文化的特性;三是俄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意识和理想主义。在基斯嘉科夫斯基的批评与分析背后,他所参照和依据的标准是西方近现代法律思想的基本原则,即社会法制以保护个人自由为前提,宪政国家以政治妥协为基础,法律高于暂时政治利益,法律是内在精神因素等,同时也依据近现代俄国法制发展的进程与趋势。

屠格涅夫创作中的平民知识分子形象

屠格涅夫创作中的平民知识分子形象林精华在１９世纪俄国知识分子中，既有俄国文化体验又了解西方文化的作家是很多的，但像屠格涅夫这样同时对这两种文化体验深刻、感受强烈者则少见。这种双重文化背景，加上他深厚的哲学素养和社会公民责任感，使得他对在１９世纪中叶俄...

世俗化进程中的时代隐喻——论十九世纪俄国宗教画中“观看伦理”的双重变革

图像中主体之间的"观看"及其伦理是视觉文化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此特质在俄国宗教画中尤为突出,并于十九世纪经历了世俗化进程下的双重变革。第一重变革属于作品内部,十九世纪俄国宗教画打破东正教圣像传统,消解了圣像面容向观看者发出的"不可见的"目光,使图像成为了被观看者把捉的文本,画中的宗教事件从神圣时空落入世俗时空;另外,图像中主体目光中心的转移使其宗教叙事从上帝恩典转向了"无求于外"的"因信称义",俄国宗教画自此进入世俗化进程。第一重变革直接影响了属于作品外部的第二重变革,俄国宗教画对人类自身力量的确信与同时代社会思想产生了密切联系,基督教叙事隐喻的是十九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实践。由此,十九世纪俄国宗教画在世俗化进程中的"观看伦理"和俄国社会思想产生了共鸣,并为十九世纪俄国遗留的一些难题提供了启示。

关于俄国哲学中的“俄国思想”

1993年3月在莫斯科召开了一次俄国哲学国际会议。大会是由克林顿领导的美国跨国研究所和俄罗斯科学院哲学所共同组织的。参加会议的有来自俄、美、英、法、德、意等国的著名俄国哲学史专家。本刊选译了俄《哲学问题》杂志1994年第1期上发表的部分会议材料:M.H.格罗莫夫的《俄国文化的永恒价值》,Ⅱ)K.斯坎兰的《俄国需要俄国哲学吗?》和A.瓦利茨基的《关于俄国哲学中的“俄国思想”》。 这组文章由贾泽林协助本刊选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