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与农村公社

沙皇政府１８６１年改革维护农村公社的主要目的，是防止农民无产阶级化而爆发革命。但在保存地主大土地所有制的条件下，改革造成了公社农民份地严重不足和贫困化，政府人为地维护公社也加强了农民认为全部土地应归公社的传统观念，加上农村公社本身所固有的社会二重性，结果使农村公社从专制制度的工具变成了反对它的现成组织形式。

再论亚历山大二世与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

亚历山大二世启动农民改革的背景并非农奴制经济危机和农民暴动,而是农奴制的思想危机和克里米亚战争后的政治危机。改革的思想、机构、策略等都继承了19世纪上半期俄国政府在农民问题上的政策。亚历山大二世在改革中发挥了主持者和平衡者的作用。他违背贵族的意愿,让他们成为改革的发起者,维护了贵族与皇权的平衡。在土地和赎买问题上,他要求平衡地主与农民利益。在围绕改革的政治斗争中,他一方面维护最高意志的权威性,另一方面他的个人立场模棱两可,导致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斗争变为争夺沙皇支持的斗争。

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时期的保守派贵族与土地问题

1861年农民改革中的核心问题是土地问题,而土地问题的核心则是对土地所有权的争夺。改革前贵族在法律和事实上都享有土地所有权,而农民只拥有份地使用权。为了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1857年诏令承认农民有权赎买宅院和使用份地,结果遭到保守派贵族的普遍反对,他们维护贵族对宅院和份地的完全财产权,只希望不带土地解放农民。1858年末政府确立了带土地解放农民的改革目标,并成立编纂委员会制定法令草案。在编纂委员会中,保守派贵族反对农民赎买份地,只允许农民临时使用和自愿赎买少量份地。1859年末至1860年初各省贵族代表与编纂委员会展开了直接交锋,他们捍卫贵族的土地财产权,反对农民保留现有份地,反对农民通过赎买成为土地所有者。本文梳理了这段历史,意在展示俄国贵族在1861年改革中失去最重要财产时的反应,以及农民土地所有者诞生的内在逻辑和艰难历程。

西方学者有关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原因的阐释:冷战以来的理论转向与研究焦点

冷战开始后,政治需要促进了西方学界俄国史学科的日益繁荣。20世纪50至90年代,在研究1861年农民改革的原因时,西方学者采用现代化、原始工业化、官僚制等理论和社会史、个案分析等方法,阐释了俄国国家机构的重要作用,分析了农奴制下俄国地主与农民的关系,修正了苏联官方史学的阐释模式。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后,随着"1917年范式"的衰落和"新文化史"与"新政治史"的兴起,极权主义范式和现代化理论面临挑战,西方学界有关俄国改革问题的研究整体降温。西方学者有关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研究的兴衰,本质上是美苏冷战的产物。

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时期的保守派贵族初论

在1861年前夕围绕改革的斗争中,大部分俄国贵族都是保守派,他们要么反对解放农民,要么只允许不带土地解放农民。但是当沙皇发布诏令要废除农奴制时,由于贵族对沙皇的依附性和农奴制的思想危机,贵族最终默认了农奴制被废除的命运。1858年的四月纲领赋予了贵族主导改革进程的机会,但是十二月纲领最终改变了改革的方向。编纂委员会确立了带土地解放农民的基本方式,遭到保守派贵族的强烈反对,但是在沙皇的支持下,他们挫败了保守派贵族在内部和外部的进攻。保守派贵族与政府的斗争导致贵族彻底失去了对政府的信任,而他们的失败也反映了农奴制和贵族等级的虚弱性。

俄国1861年改革酝酿时期主要派别的政治主张及其影响

俄国1861年改革酝酿时期,保守派、自由派和激进派在农奴制度的存废、对农民让步的程度和改革的方式等问题上既有共识,又有分歧。自由派和激进派对农奴制度坚决说"不",保守派则经历了由反对到被迫容忍废除农奴制度改革的转变。保守派坚持农民无土地获得自由,自由派则主张农民有土地获得解放,激进派并不满足于此,要求废除包括地主土地所有制在内的任何土地私有制,实现土地公有。保守派与自由派赞成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激进派则认同自下而上的方式。各派别对改革法令的制定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1861年改革后俄罗斯农民的私刑研究

私刑是农民审判的一种形式,是受害者根据习惯法对被告的私人惩治。私刑是由俄罗斯农村的村社制度决定的,并与农民的公正观念相符。农民对盗马贼、纵火犯、巫师和占卜者的私刑惩治十分残酷,致使受惩治者非死即残;主要以公开的羞辱方式惩罚村社成员的小偷小摸行为,让窃贼游街示众和从事公益活动;对失节妇女的家庭私刑惩治兼具家庭暴力和公开羞辱的特点。私刑是维持村社内部的统治和服从关系,巩固夫妻间的忠诚,防止犯罪和调解社会关系的手段,有时也是迷信的结果。

从农民分家看1861年改革后俄罗斯社会的变迁

分家是农户家庭生活中的重要事件。它标志着家庭成员之间权利、义务的重新界定,家庭财产的再分配和家庭的再生产。改革后俄国农村分家盛行,使传统的宗法制大家庭走向解体,形成由父母和孩子组成的小家庭成为不可逆转之势。农民外出打工、家庭成员间的矛盾、家长的专横等促成大家庭解体;"全分"、"分劈"和"离开"是三种主要的分家方式;分家虽不利于农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但使小家庭的成员享有更多的自由和独立性。分家是农民生活方式的重大进步。

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前后村社职能嬗变的分析

从基辅罗斯时期直到20世纪20年代,村社一直是俄罗斯最基层的农村社会组织,有着极其强大的生命力,在俄国历史发展进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村社不仅是农民生活和生产的组织,而且是国家法令和政策的传播工具。村社职能涵盖了农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涉及政治、经济、社会、行政司法、兵役、宗教等内容。1861年改革前后农村公社的职能虽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但不可否认,在具体的经济职能、管理职能和社会职能上却在悄然发生着嬗变。正是这种细微的嬗变,为其后俄国历史的剧变积聚了力量,同时,也是俄国社会历史发展变化在农民社会中的反映。

1861年改革后俄国国家资本主义的几个问题

克里木战争失败的教训迫使俄国政府为维护自己的强大地位和对欧洲事务的影响，采取了加快国内工业发展的方针，因而决定了其经济政策的总性质。国家资本主义概念包含着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直接干预，发展资本主义关系的一整套措施。改革后俄国国家资本主义变成保护财政、工业和铁路运输发展的不可替代的手段，但国家机关对资本主义企业经济活动的干预具有特殊的官僚主义性质。

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的再思考

本文探讨 1 40多年前俄国农奴制改革的成败得失 ,并对“由上而下”的改革模式提出新解。

俄国1861年改革新论

我国学者研究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的原因多停留在农民运动、农奴制危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些表象上面,很少触及专制制度、官僚与这次改革的内在联系,对改革准备过程的分析也失之于片面;很难全面揭示这场改革前提,改革准备过程,改革运行机制,改革命运问题.本文仅就上述研究薄弱问题谈点自己的看法.

19世纪60—70年代的伟大改革是俄国历史的转折点吗?

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期进行的1861年废除农奴制及其后的一系列改革,是俄国历史的转折点,虽然不是国家生活的所有领域都同时发生了巨变,但它奠定了所有变革的基础,排除了再次恢复到革命前秩序的可能。俄国的现代化是建立在解放农奴、发展私人资本和力图构建公民社会基础上的。1861年改革使俄国从农奴制时代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持这种观点的既有改革者本身,也有反改革者;既有俄国学者,也有国外学者,对于许多研究者来说,这个课题总是能够引起其浓厚的兴趣。

俄罗斯人的中国和中国文化观——以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初为考察时段

19世纪后半期,中国与世界其它国家的相互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清王朝不仅遭到了来自西方列强的重创,而且也遭到了来自东方近邻日本的凌辱,割地、赔款,昔日泱泱大国此时却任人宰割.而这一时期的俄罗斯在经历了1861年农奴制改革之后,资本主义发展正处于上升时期,探索了解新世界的欲望非常强烈,其中古老的东方国度——中国更是引起了许多俄国人的浓厚兴趣.

斯拉夫派与农奴制度

斯拉夫派从理论上到社会实践上对农奴制度持彻底否定的态度。斯拉夫派成员从开始从事经济活动时起，就顺应经济发展的自然要求，在自己的领地内进行多方面的变革，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农奴。在俄国社会酝酿变革之时，他们积极投入，促使改革朝着更加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方向前进。需要指出的是，斯拉夫派主张废除农奴制度，考虑的主要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

19世纪60年代—20世纪初期俄国的消费合作社

俄国的消费合作社是1861年"大改革"的产物。改革后社会发展的新迹象,为合作社的组建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同时改革亦导致农民生存艰难,在机遇与困境的激发下,建立消费合作社的想法开始在民间萌生。1865年第一个消费合作社建立,至20世纪初期,它的发展经历了起步、建立、繁荣和完善四个时期。在消费合作社的帮助下,小生产者尤其是农民,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中间商的盘剥。合作社的活动,启蒙了民众的独立和自主意识,加速了等级制的瓦解。

调解中间人制度探微

为确保1861年农民改革的法令得到切实贯彻实施,沙皇政府创立了调解中间人制度,它是俄罗斯国家机构体系中的新机关。调解中间人超越等级利益,按照立法者的意图执行2月19日法令。调解中间人制度化解了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保证了改革实施期间的社会稳定,该制度中包含的不可更换、独立性与公开性等原则对后来的地方自治和司法改革均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