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性很重要--重新思考俄罗斯与西方关系

在后苏联时代,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典型特征是情境性前后矛盾的重复出现,即立场的不对称变化以及与参与政策形成巨大反差的行为。这种不合逻辑的外交政策行为突出表现在2008年俄格冲突、北约东扩和美国计划在西欧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过程中。传统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都是以行为体为中心,都假设行为体的政策偏好不是易变的,所以对俄罗斯这种让人困惑的外交政策行为时缺乏解释力。外交政策受到行为体对世界的主观解读和情绪的影响。俄罗斯不被西方尊重的感觉导致了两者的冲突,俄罗斯的"愤怒"是不被尊重的感觉导致的情绪化判断,是为了显示自身的重要性而非起破坏作用。分析俄罗斯外交政策中的主观性因素,为更好地理解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和分析的角度。

“对俄制裁案”和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未来

因"黑客干预"美国2016年大选而触发的2017年"对俄制裁案",是当前国际格局转型和大国关系迅速而微妙变化背景下发生的一场重要国际争端。这场争端不仅体现了当下国际国内事务进程的高度交织,反映出国际转型期的诸种特征,而且将深刻影响今后较长时期内美欧与俄罗斯的相互关系。本文从长时段进程与当前危机的相互结合、国际政治中被忽视的"情感因素"、危机处理的"合宜性"等角度进行分析,以期全面把握和客观深入解读这场危机。

俄罗斯的亚洲观与“转向东方”政策——访谈亚历山大·卢金教授

将俄罗斯建成独立的欧亚权力和世界影响力中心,是克里姆林宫的官方政策,也是大多数俄罗斯外交战略专家思考的主要方向。尽管俄罗斯领导人和学术界早已意识到俄罗斯必须充分参与亚太地区日益增长的经贸合作,但是,俄罗斯转向亚洲十分缓慢,这主要是因为“西方中心主义”的阻碍。在俄乌冲突影响下,美国和欧洲彻底砍掉了俄罗斯朝向西方的“头”,迫使俄罗斯转向亚洲,以至于出现了“全面亚洲化”的观点。如果从只面向欧洲转变为只面向亚洲,对于俄罗斯来说没有意义。对俄罗斯有益的,是利用处于欧洲和亚洲中间的位置。世界经济中心转向亚洲并不意味着忽视欧洲。俄罗斯应该平衡两个方向,将自身从欧洲的“穷亲戚”变成欧亚之间的媒介,兼有世界不同部分的优势,成为一种文明和文化的融合。

当代俄罗斯外交:理论兴替与政策承变

苏联解体至今,在冷战后国际形势变幻不定、俄罗斯国内形势发展变化、俄领导人外交理念调整等因素影响下,俄外交政策经历了从转型到定型的演变进程。这一进程分为亲西方外交(1991~1995年)、“多极化”外交(1996~2000年)、大国务实外交(2001~2004年,2009~2013年)、新斯拉夫主义外交(2005~2008年)和大国权力外交(2014年至今)五个阶段。俄罗斯西方主义、斯拉夫主义、欧亚主义和强国主义等外交理论,对俄外交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俄罗斯外交政策既因势而变,又变中有承,形成若干共识。俄罗斯外交政策共识包括追求大国地位、重视维护国家安全、追求国际权力、利用国际机制和注重经济外交等,这些共识将为今后俄政府所遵行。在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俄罗斯仍将奉行大国权力外交政策。

乌克兰东部会爆发新一轮冲突吗

冷战结束以来,乌克兰-直处在美国和俄罗斯博弈的前沿,每当俄与西方关系紧张,乌克兰都会出现动荡。2021年以来,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再次遭遇低谷,拜登政府不仅将俄视为“最大的安全威胁”,还与欧盟发起对俄新一轮制裁。与此同时,北约不仅在巴尔干半岛和黑海地区日趋活跃,而且还升级了与乌克兰准盟友关系,频繁与乌举行大型军事演习。

“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与俄中合作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点路线途径中亚国家与俄罗斯的国土,因此,俄罗斯不可能对这一倡议持漠视态度。在西方经济制裁俄罗斯的大背景下,俄罗斯对外贸易的优先方向开始从西方转向东方。俄罗斯需要利用好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带来的机遇,提升与所有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合作水平。在与西方国家关系紧张的情况下,俄罗斯需要与亚洲国家,包括中国、中亚国家在内的东部近邻国家之间的关系取得进展。因此,即便从政治的角度来看,俄罗斯都应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积极参与方。

中俄与“自由国际秩序”之兴衰

西方近年来关于所谓"自由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是否已"终结"的辩论,无论在理论和政策层面都存在着相当的盲点和误区。将中俄两国定义为该秩序的"修正主义"大国不仅是匪夷所思,而且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即这一秩序的早期阶段与冷战的两极体系是一个共生(symbiotic)建构,它不仅在国际层面制约了美国力量的滥用,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改进或克服了美国国内制度的弊端(种族隔离等)。在冷战后期,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对两个共产主义大国也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冷战以后,中俄对"自由国际秩序"在不同的政策领域采取了不同的对接方式,也导致了不同的结果:中国的长期稳定崛起,以及俄罗斯与西方日益走向对抗。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对所谓"自由国际秩序"损害最大的,恰恰是处于巅峰状态、对外扩张无度的西方本身。对中俄来说,"自由国际秩序"的困境,需要国际社会集体努力来修复。在没有全球性危机的情况下,如果把"婴儿"(自由国际秩序)和"洗澡水"一起倒掉,那么无人会从中获益。而这恰恰是我行我素的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走向。

苏联解体30年:回顾与思考

30年前的苏联解体,至今仍在以各种方式,或多或少、间接直接撬动欧亚大陆敏感的地缘政治神经。本文力图从个人(戈尔巴乔夫)、国家(苏联)和国际体制三个维度,审视那场"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的偶然与必然,评判政治精英的沉浮,以及国际体制转型的震荡。作为苏联最后一位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冷战体系终结和帝国解体中负有主要责任,直接导致了苏联体制的瘫痪和瓦解,尽管这并非戈氏本意,也完全超出西方预想。相对于戈氏面对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采取的激进和天真的改革举措,中国一直在探索和优化执政党、国家机制和社会之间关系的不同机制和不同的排列组合;以开放姿态,渐进改革,灵活务实,使体制"立新"的速度和质量,远超改造、破除旧机制的进程。在国际层面,苏联解体而导致的单极世界并未"终结"历史,而是开启了所谓"自由国际秩序"盛极而衰的过程。面对中国历史性的崛起,新一轮大国博弈已见端倪。

默克尔大三角外交画下句点

在2021年德国大选之前,德国总理默克尔先后访问英国、美国、俄罗斯和乌克兰,被视为结束其16年总理生涯的告别之旅。在美国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阿富汗剧变等背景下,大国关系不确定性增加,默克尔的告别之旅格外引人注目。这一系列访问,既凸显了俄美欧关系的复杂微妙,也为"后默克尔时代"的俄美欧三角博弈做出了铺垫。穿梭外交忙"端水"俄美欧三方之间本就有诸多陈年痼疾,而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持续降温,更为试图充当俄欧、俄美间重要桥梁的德国出了难题,大国博弈在本次访问的各个议题中体现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