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国家转型(1991-2021年)

要讨论俄罗斯的国家转型问题,需要首先明确与国家有关的核心概念,并综合分析苏联解体后30年的俄罗斯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变迁来探讨。国家被定义为在一定领土上维持合法暴力垄断的有组织的社会。国家的基本功能包括司法治理、税收、保护领土、解决争端等。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经历了国家垄断地位的崩溃、私有化过程中寡头经济体系的出现、逃税和影子经济的蔓延,以及非法暴力集团和非正式权力结构联邦权力的挑战。普京上台后,通过打击寡头、改革税收、加强中央权威等措施,恢复了国家自主能力,包括控制关键经济领域和改善司法系统等措施。俄罗斯建立了以国家控制为特征的资本主义模式,国家掌控能源、基础设施等关键行业,并通过国有银行和主权基金来管理石油和天然气的出口收入。在国际压力和制裁的背景下,俄罗斯加强了内部政治控制,消除政治竞争对手和外国影响力,加强了警察和法院系统,推进了数字化国家服务,并增加了国防预算。今后阶段的俄罗斯国家发展仍存在很多不确定性,未来趋势难以预测,但自主脱离外部利益和以内部投入替代外部参与是十分重要的。

首都迁移与俄罗斯国家品格的形塑

通过观察分析荟萃一国政治、经济与文化精华的首都来认识国家品格,可以作为国家理论的一个重要补充分支。纵观世界各国,很少有像俄罗斯一样曾经拥有两座首都的国家。18世纪初彼得一世将首都从莫斯科迁至圣彼得堡,显示俄罗斯决心要走一条全新的发展道路。而新的首都圣彼得堡在之后通过不断地与以故都莫斯科为代表的旧传统相拮抗的方式,在关于“何处才是俄罗斯真正中心”的徘徊往复之中,与莫斯科共同形塑了俄罗斯的国家品格。本文首先考察了从俄罗斯帝国时期经苏俄、苏联时期再到俄罗斯联邦时期首都迁移的历程,指出迁都是一种精英人力、物质资源与权力象征的转移。然后通过对比莫斯科与圣彼得堡两座首都在建筑规划、风俗习惯与社会思潮三个维度上的差异,指出俄国一直存在着在“莫斯科式”与“圣彼得堡式”的身份认同与国家品格之间的纠结。最后,本文认为俄罗斯的国家品格与首都迁移和地缘政治格局的互动密不可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从早期分别代表俄罗斯“向内”的“陆地性”与“对外”的“海洋性”的面向,到当今完成了融合发展,这是俄罗斯近现代需要同时处理大陆问题与海洋问题的地缘政治格局所决定的。

俄罗斯国家认同建构的理论、效果与反思

建构国家认同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府亟待解决和谨慎处理的重大问题,其核心任务在于妥善处理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关系,有效整合国家认同的内涵。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俄罗斯从理论和实践层面积极探索建构国家认同的可行路径,从建构“俄罗斯民族共同体”到“俄罗斯世界”的变迁,逐渐形成了以“千年俄罗斯”为核心的国家认同理念。在俄罗斯政府自上而下的努力下,俄罗斯全国各族,尤其是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感和公民认同感显著增强。俄罗斯挖掘国家认同的历史文化基因、更新国家认同的定义等做法,为多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提供了诸多经验和教训。

转型中的俄罗斯国家能力:政治制度与精英体制的分析(上)

苏联的解体和20世纪90年代的动荡导致了俄罗斯国家权力的流失。在30年的转型进程中,俄罗斯始终在推行国家重构策略,追求建设一个“强国家”。俄罗斯国家的重构策略可以从政治制度与精英体制两个角度进行考察。在政治制度方面,俄罗斯国家主动塑造了一个以联邦主体首脑为绝对核心的地方政治体系。在当代俄罗斯地方政治中,“州长”合并了苏联时期多个政治机构的权力与职能,“州政府”则成为州长权力体系的延展和辅助。为避免对“州长”的过度依赖,俄罗斯国家进行了复杂的制度设计保证对“州长”的权力进行分化与制约。一方面,俄罗斯国家在联邦主体层面设计了一个多层次的竞争结构,使纵向从联邦到地方层级,横向从政治、经济到社会领域的众多精英都能参与对“州长”职位的竞争。另一方面,俄罗斯国家还通过上级与下属机关等正式机构,以及直管机构、派驻机构、社会组织、市场主体四类非正式机构实现了对“州长”权力的拆分。最终,俄罗斯国家塑造了一个治理者与治理工具相分离的治理模式。通过对治理工具的掌控,联邦政府就能灵活调整联邦主体首脑所拥有的权限和影响力,并对其长期持续性地施加压力。治理者与治理工具相分离的特征实际上正体现了俄罗斯地方政治制度的基本逻辑:稳定、控制而非发展和竞争。

转型中的俄罗斯国家能力:政治制度与精英体制的分析(下)

俄罗斯国家的重构策略可以从政治制度与精英体制两个角度进行考察。精英体制方面,自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精英规模大幅缩减,组织化精英体制也日益崩解。俄罗斯国家逐渐陷入官僚来源匮乏的困境。俄罗斯国家主动塑造了俄式“旋转门”机制,大量从企业、军队、强力部门引进精英填补官僚缺口。这一策略的实质是将管理培训外置,直接用体制外精英业已形成的管理经验来代替政府长时间的培养流程。但俄式“旋转门”策略的大规模采用改变了政府官僚原本的晋升路径和职业轨迹,出现主观因素超过客观标准的现象,形成了精英选任与治理能力相脱节的官僚结构,导致了中层官僚既力不从心、又无人可用的后果。这反映了俄罗斯地方精英体制的基本逻辑:控制、集中,而非治理、放权。从政治制度和精英体制的角度观察,俄罗斯的国家重构与央地关系陷入了一种内耗困境:旨在强化国家能力的诸多策略最终反而导致了国家能力的削弱。国家越加强控制,成本越提高,效果却越不显著。长此以往,可能对俄罗斯的政治现代化进程构成重重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