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理形象的重塑看俄国与西方的文化关系

俄国的国家意识形态与地理形象建构之间存在着积极的互动关系,前者对后者起文化定位的决定作用,同时也从后者寻找实证主义的客观证据。18世纪前俄罗斯的地理认知全盘接受西方古典的世界三分图景,以顿河为界划分欧亚大陆,表明莫斯科不承认欧洲的文明优越性,也未赋予欧亚分界以文化和政治含义。彼得大帝的改革承认欧洲和亚洲的文化差异,模仿欧洲殖民帝国的制度设计,将欧亚边界东移至乌拉尔山脉,塑造对标欧洲的“宗主国-殖民地”帝国二元结构。法国大革命和十二月党人起义后的尼古拉政府扭转了国家意志层面的欧洲文化认同,以探索俄罗斯独特道路的名义将俄国与欧洲对立起来,同时俄国的自由主义思想界仍保持着与欧洲共同命运的感觉,但颠倒了原先的价值等级,将自己视为欧洲的拯救者。克里米亚战争则让俄国全社会都感觉到西方的敌意,知识精英渴望摆脱欧洲文化的主导地位,于是试图取消欧亚大陆的分界,建构与西欧世界分庭抗礼的斯拉夫民族的独立世界;这一世界图景被20世纪初的欧亚主义者继承,也成为苏联解体前后建构俄罗斯民族或俄罗斯文明统一体的地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