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冲突背景下俄罗斯对“一带一路”政策的调整

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罗斯将对华合作议题放在内政外交的重要位置,具体表现为俄罗斯积极推进与中国的能源和基础设施合作,解除对中吉乌铁路项目的限制,放宽中国参与北极开发的“准入许可”,并加快推进“一带一盟”对接进程。本轮俄罗斯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调整受国际和国内两个维度的因素影响。在国际层面,俄与中美两国在经济、军事和科技领域的差距逐步扩大、与西方全面对抗、对中亚国家的影响力衰退和中俄关系全面发展等因素迫使俄罗斯加大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力度。在国内层面,政界与非政界精英基于俄罗斯面对的国际局势,趋向于形成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正面认知。两个层面因素共同推动俄罗斯对“一带一路”政策的积极转向,这有利于俄罗斯部分缓解其与西方对抗的压力,推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优化中俄在中亚地区的互动模式。短期来看,俄罗斯本轮政策调整的方向不会改变。长期来看,不能排除俄罗斯调整对“一带一路”政策的应急目的和暂时性特点,鉴于俄乌冲突后的局势尚有不确定性,俄罗斯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仍有回调的可能。

俄罗斯精英共识与地区经济发展——鞑靼斯坦共和国的经验

国际经验表明,地区发展可以成为大国经济增长的助推器。在俄罗斯经济发展模式需要转型的背景下,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的研究团队对鞑靼斯坦共和国的发展管理模式进行了分析。从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期起,鞑靼斯坦共和国的发展管理模式,在俄罗斯就被视为实践典范。当前在鞑靼斯坦共和国已经形成了独特的投资环境,与俄罗斯其他地区相比,其突出特点在于,地方政府的政策可预见度高,且能够为地区重点项目的投资者提供切实保障,地区商业支出与投资风险低。鞑靼斯坦共和国主要精英群体在利益方面相互协调,在地区发展重点与实现路径上具备共识,这在过去是而且也将持续是鞑靼斯坦共和国发展的重要优势。鞑靼斯坦共和国能否建立起在亚洲国家成功运作的追赶型发展模式,这将取决于当地精英能否找到应对近期地区新挑战的共识性对策,同时也取决于俄罗斯联邦层面的地区政策架构。封闭性的固定资产所有制结构,以及劳动报酬水平落后,是鞑靼斯坦共和国面临的主要发展障碍。

大众传媒立法视域下的俄罗斯政治精英治国理念变迁

以俄罗斯大众传媒立法为视角,透过2000年后大众传媒各项革新性立法,对俄罗斯政治精英治国理念的变迁进行解读,来分析俄罗斯立法行为的深层含义。普京执政后,俄罗斯大众传媒多个革新性立法,反映了以普京为核心的俄罗斯政治精英树立中央权威、建立经济和政治强国、提高公民爱国意识和责任感、限制西方舆论宣传、规划大国未来的治国理念。在乌克兰危机后的大众传媒革新性立法,则体现了俄罗斯政治精英发展本土经济和进口替代产业、对抗西方制裁、维护社会团结稳定的治国理念。

精英身份与改革策略——俄罗斯改革模式的次国家比较

政治精英是决定改革成败与路径选择的关键因素之一,但对于大国而言,多层次的政治结构会使精英与改革间的因果机制复杂化。以俄罗斯为例,俄罗斯联邦主体领导人是改革的主要策动和扩散者,应从这一“次国家层级”入手对俄罗斯精英和改革间因果机制进行分析。本文将联邦主体领导人分为国家、地区、地方、立法、其他五个组别,将改革实践按类型分为政治、经济、社会三个领域,按程度分为封闭、束缚、不兼容、开放与不明显五个层次,按次序分为六种不同模式,以此框架对俄罗斯现任联邦主体领导人的改革意愿进行评估。研究发现,从精英的角度看,精英身份影响了改革策略的选择,而精英整体结构则影响了总体改革模式的塑造。从改革的角度看,改革的选择是多样但不是无限的,改革的次序比程度更加重要,且特定精英群体表现出了对特定改革模式的显著偏好。“自上而下的现代化”“突破性发展”“渐进发展”三种模式在俄罗斯同时存在,但经济改革先行的模式已经为许多政治精英所接受。俄罗斯正在逐步摸索建立符合自身实践的分级制政策实验改革模式。

转型中的俄罗斯国家能力:政治制度与精英体制的分析(下)

俄罗斯国家的重构策略可以从政治制度与精英体制两个角度进行考察。精英体制方面,自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精英规模大幅缩减,组织化精英体制也日益崩解。俄罗斯国家逐渐陷入官僚来源匮乏的困境。俄罗斯国家主动塑造了俄式“旋转门”机制,大量从企业、军队、强力部门引进精英填补官僚缺口。这一策略的实质是将管理培训外置,直接用体制外精英业已形成的管理经验来代替政府长时间的培养流程。但俄式“旋转门”策略的大规模采用改变了政府官僚原本的晋升路径和职业轨迹,出现主观因素超过客观标准的现象,形成了精英选任与治理能力相脱节的官僚结构,导致了中层官僚既力不从心、又无人可用的后果。这反映了俄罗斯地方精英体制的基本逻辑:控制、集中,而非治理、放权。从政治制度和精英体制的角度观察,俄罗斯的国家重构与央地关系陷入了一种内耗困境:旨在强化国家能力的诸多策略最终反而导致了国家能力的削弱。国家越加强控制,成本越提高,效果却越不显著。长此以往,可能对俄罗斯的政治现代化进程构成重重障碍。

当代俄罗斯政治思想的研究方法:现象与挑战

学者在使用思想史方法对当代政治思想进行研究时,须考虑作为基础的研究材料在不同时代的不同特点,对方法予以反思和完善。在这一信息化和后真相时代,俄罗斯政治思想研究面临传统材料变化与非传统材料增多两方面的挑战。传统材料呈现出系统性、不确定性的特点,非传统材料则呈现出碎片化、情绪化的特点。为此,对当代俄罗斯政治思想进行研究,一方面应从政治观念、政治人物与派别、文本档案三要素入手构建基本的研究框架,对传统材料进行分类和跟踪;另一方面应尝试从角色、关系、客体、环境、象征、语言六方面入手探索研究方法,对非传统材料进行观察与分析。同时,对两种材料进行的研究都要保持动态的视角。在当代政治思想研究中,正是材料本身的变化常常象征着政治格局和走向的演变。

下诺夫哥罗德州政治状况与地区发展前景

下诺夫哥罗德州一度是俄罗斯改革的前沿阵地和代名词,在俄罗斯的政治经济版图中有着特殊的地位。目前,该州是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的行政中心,其政治经济进程值得关注。从联邦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来看,莫斯科成功地规范着下诺夫哥罗德州的政治进程,地方政府依赖中央的政治和财政支持。从下诺夫哥罗德州内部的政治发展来看,历任州长面临的都是大致类似的复杂局面:联邦中央、总统派驻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全权代表、地方政治经济精英、联邦层面的大型企业、地方层面的商业利益,等等诸多方面的相互影响与竞争。由此,州长在联邦层面的工作经历和影响力,在地区层面的协调手段和整合力,即,同时得到中央和地方的支持和认可,并在中央与地方同时具有关键影响力,是地方政治经济良性发展的重要保障。下诺夫哥罗德新任州长格列布·尼基京,年富力强,是俄罗斯新生代州长的代表,也大致具有上述品质,其在下诺夫哥罗德州的执政状况,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