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影响

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是在俄苏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直接影响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与俄苏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关系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20、30年代到50年代是第一个阶段,主要是接受俄苏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影响;第二个阶段是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主要是与俄苏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疏离;80年代以后是第三个阶段,主要是对俄苏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反思。在经过"接受——疏离——反思"的历程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基本特点:反映论、政治化、人民性、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

俄苏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民族观批判

由于处于特殊的革命形势和实践中,俄苏马克思主义批评不得不把民族问题摆在了自己文艺理论建设和文艺方针政策中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系统地发表了对于民族问题的看法,进一步强调了民族国家的历史属性及其与资本主义的同构性,给"民族"下了马克思主义批评史上第一个完整、明晰的定义,确立了民族自治权,厘定了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在社会革命中的性质和位置。俄苏马克思主义批评严厉抨击"民族文化"的口号,甚至提出反对一切形式的民族主义,将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对立起来。俄苏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民族观是从俄国社会革命和建设实践出发,反对放弃考察民族文化问题的阶级方法和原则,拒绝抽象、一般地谈论民族文化问题,并把民族问题与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伟大实践联系起来,其理论成果是马克思、恩格斯民族观的俄苏化。然而,俄苏马克思主义批评在对待民族问题方面有时会陷入一种黑格尔式的抽象辩证法中,否认民族性在国际主义文化中的积极意义,未能充分估计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绝对化民族文化中资产阶级因素和无产阶级因素的对立,将本具有历史合法性的民族性一概视作资产阶级性质的东西加以剔除,亦显示出其违反唯物史观的局限性和偏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