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道事君、移俗教化和献身爱国——政治伦理视野下朱熹为臣之忠的主要内涵

为臣之忠是朱熹忠德思想的重要内容,涵盖以道事君、移俗教化、献身爱国。宋代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为人臣实践"以道事君"提供了条件,"以道事君"体现为"道"对"势",要用道德的标准去考量。移俗教化主要体现为:重新阐释儒家经典;办教育、开书院;树立道德榜样,追求圣贤人格等。人臣具有公天下的理想情怀、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国家危难之际应当献身国家等。从政治伦理视野观之,以道事君主要指为臣之忠的政治德性,移俗教化是为臣之忠的政治效用,献身爱国是为臣之忠的政治理想和政治境界。这三个维度构成了朱熹为臣之忠的完整体系,对后世儒家忠德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政教与俗教:儒家士人德教的精英传统与世俗传统

儒家士人德教是一个试图贯通"政教"与"俗教"的精神传统。"政教"是儒家面向为政者实施的针对高层的"得君行道"的"上达"精英传统,就是将修身成德与为政以德紧密结合起来,要求为政者以符合道义的方式参与治国理政;"俗教"则是面向一般民众实施的针对庶民群体的"觉民行道"的"下行"世俗传统,就是儒家士人身体力行地将儒家伦理道德价值观念进行世俗化推广、普及和传播,以潜移默化地实现移风易俗的教化传统。儒家士人德教呈现出"异向同质"的双向道德主体间性的教化模式,即以儒家士人为中心展开的向上劝导为政者"内圣而外王"以推行善政和向下激发民众道德主体性以"一道德,同风俗"的双向教化模式,其本质均诉诸于行为主体发掘自身善性以成就德性来达到教化目的。但儒家士人德教本质上还是一种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心灵德教,具体道德实践效果并非像儒家预想的那般理想,容易导致伦理关系被固化为纲常名教、道德教化沦为空洞摆设、仁义道德被假借以谋取私利等问题,这些显然应该值得深刻反思。

阿拉伯世界教俗之争新态势

埃及军方罢黜穆尔西总统后，阿拉伯世界结束了“阿拉伯之春”以来宗教与世俗力量共处的状态，进入了教俗力量激烈博弈的阶段。其他一些阿拉伯国家的世俗力量也效仿埃及，要求本国伊斯兰政权下台。埃及教俗力量分道扬镳的真正原因是世俗力量担心执政的伊斯兰温和力量，坐稳江山后原形毕露，实行政教合一，建立神权统治，因而利用经济形势未有好转的机会和民众的不满，采取非常手段推翻了宗教力量政权。但是，这难以解决埃及和阿拉伯世界面临的问题，况且极端势力会利用混乱局面扩大影响，从而威胁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因此，为了埃及和阿拉伯世界的长远利益，教俗力量间需要做出明智的妥协。以军方为核心的世俗力量要尊重选举结果，改变以武力推翻民选政府的过时做法。宗教力量执政后则应该严格按照现代政治的基本原则，即政教分离的原则来制定宪法，放弃任何通过伊斯兰法来治理社会的意图，摒弃输出伊斯兰革命的对外政策。唯有如此，阿拉伯世界才能再创辉煌。

四至九世纪拜占廷帝国的教俗关系

4至9世纪,随着拜占廷帝国的基督教化,教俗关系成为帝国政治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纵观4至9世纪,其教俗关系大致经历了和平共处、教俗争执、君主至尊和教俗分裂四个阶段。从整体上看,这个时期的教俗关系呈现出"二元一体"的重要特征。这种教俗关系对帝国君主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

也谈唐代太原“黄坑”葬俗的宗教属性

唐代太原有过宗教徒“尸体送近郊以饲鸟兽”的葬俗,有两位学者认为是中亚袄教葬俗。袄教葬俗是:由办理丧事的专门人员前往收取尸体,放置到城外特建的处理丧事院落中,由院内所养家狗吃掉尸体上的肉,然后将骸骨埋葬,不用棺材。太原葬俗和这种情况不一样,应是佛教“野葬”葬俗,即僧人尸体由其弟子或同寺僧人放置于郊野、山谷,施舍给鸟兽(包括野狗)作食物,然后收遗骨起塔埋葬。这种佛教葬俗隋唐时期实行于长安、洛阳地区,太原佛教氛围浓厚,当不例外。

中世纪西欧基督教会世俗化刍议

基督教会世俗化不仅是基督教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 ,也是西欧封建社会的重要内容。

公元9～14世纪西欧教俗之争与德意的分裂

德意志和意大利直到近代才实现民族国家的统一。这在西欧大国中是不多见的。究其原因,史学界已有探讨。本文着重从教俗之争的角度来剖析德、意长期处于分裂状态的历史背景。

“中华归主”下近代传教士在华女俗“教化”进路与显隐效应

女俗“教化”被近代西方传教士视为在华播扬福音的重要课业,他们认为“得到了这些女孩,就得到了这个民族”。基于中西文明优劣等级排序,传教士们打造了西方女俗“样板”作为在“半教化”之近代中国进行女俗“教化”的参照,在“教化”进程中“纳中入西”,在批驳与攻讦间植入西方样板。传教士们的女俗“教化”实践,不经意间充当了近代中国女权运动思潮的启蒙工具。然而,不管是“为中国女性争取平等权利的十字军运动”,还是“拯救异域姐妹灵魂”的光辉,都掩饰不了“中华归主”的野心。在“中华归主”的荫罩之下,近代西方传教士们在华女俗“教化”课业偏颇中裹挟着征略先锋的嫌疑。

从宗教服饰到政治符号:伊朗女性头巾摘戴之争

教俗博弈是伊朗政治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突出特点,女性头巾是其重要的社会表征,并演化成为鲜明的政治符号。伊朗女性头巾的摘戴之争发端于19世纪末政治现代化进程之始,经历了从民间探讨到官方强制的历史过程。无论是巴列维王国还是伊斯兰共和国,官方都通过强制头巾“摘”或“戴”的方式来强化政治权威,以实现政权合法性和国家意识形态在社会领域的延伸,而社会群体对官方的认同与反抗也体现在女性头巾的摘戴之中。女性头巾摘戴之争所折射出的伊朗现代化进程中的矛盾,不仅包括传统势力和新兴群体间的张力,也体现了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博弈。伴随经济现代化的深入影响,头巾自抉将逐渐作为女性公民权利的体现,预示着伊朗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发展方向。

卡诺莎的博弈——论11世纪德意志政教之争的实质

11世纪德意志政教之争的高潮是"卡诺莎悔罪"事件。它常被传统史学家所符号化,并简单地归为教权至上的结果。而现代史家经过重新审视后发现,与其说它是罗马教廷与德皇政权的斗争,不如说是借教皇之势的德意志教俗贵族与中央王权间的博弈。因为隐藏在德意志政教激烈冲突下的实质是地方教俗贵族对王权的挑战。而这一"迟到的"封建化过程又使德意志从此进入了一个分裂的时代。

家礼与国礼之间:《朱子家礼》的时代意义探析

作为宋代家礼发展的标志性成果,《朱子家礼》不仅与宋代官僚士大夫积极推动的礼仪教化实践、北宋时期家礼的发展趋势紧密关联,更与宋代国家礼制教化的推进直接联系在一起。北宋时期官僚士大夫群体对推行礼仪教化民俗逐渐形成了清晰认知,家礼修撰日趋接近庶民层面,并由此促成国家层面的礼制下移意识的明确及官方礼制的庶民化。北宋家礼与国礼的交接极大推进了南宋时期官僚士大夫的家礼修撰意识。《朱子家礼》直接简化、删改古礼之框架体系,旗帜鲜明地宣示为广大士庶民众修礼的意图和有助于国家推行礼教崇化导民的主张,成为充分考量普通庶民生活实际、规范冠婚丧祭诸事和日常居家生活的士庶通礼。《朱子家礼》的仪制规范走出了"行于自家"的范畴,广泛扩展于士庶社会层面,家礼由此上升到了国礼,官僚士大夫群体的礼教意图、官方礼制的下移趋势由此得到了进一步的推进和演绎。

明清溺毙子女现象分析

明清时期父母溺毙子女,俨然成为风俗。究其原因主要是家庭经济困难,无法抚养孩子,以及日后子女需要婚嫁费用。面对此种恶俗,不但朝廷有法律规制,也曾经颁行过榜文、事例,更有地方官颁布告示,以期在移风易俗的前提下化除此种恶俗。除此之外,养济院及育婴堂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配合了法规的实施,使社会救助得以发挥作用。虽然这些措施并未从根本消除溺毙子女的现象,但也显示出社会发展与制度的交互影响。

论《管子》的社会和谐思想

《管子》主张的和谐社会是取法自然的社会,是在与自然和谐之上的顺势而动,主张适时的农业生产建设。在社会生活方面,保障弱者,对于才能优异的人,根据特长委以相应的责任;保持法律稳定性及公平和公正;是安定的、知礼义的、教化成俗的社会。《管子》和谐社会的基本核心是法律的公平和公正,礼义和教化是为了维护法制的实施。社会生活的安定和保障也是为了使民众各安其居,保障社会生活的顺利进行。

试论东罗马帝国文化的特征

东罗马帝国是欧洲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的专制君主国家,其文化不仅贯通古今,而且融汇东西,既具有鲜明的传统特征,又具有开放性的特点;同时,也是宗教性和世俗性的结合,在帝国社会内部教俗文化并存共荣。

解析土耳其骚乱频发的原因及其影响

2010年中东变局爆发以来,土耳其一度表现得风生水起。土耳其政要支持民主运动的外交姿态及其民主体制,促使该国力图扮演中东民主化变革的旗手角色。但近期以来,土耳其多次发生针对"正义与发展党"(AKP,简称"正发党")政府的结社抗议活动,以至于让世人惊觉土耳其似乎也要遭遇"阿拉伯之春"。本文从中东大变局的背景下,分析土耳其国内宗教和世俗两派势力博弈对土耳其政治局势走向的影响。

奥康的威廉的政治思想述评

奥康的威廉是中世纪晚期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之一。他反对神职人员对财产权的主张。在政体问题上,他赞成君主制,并认为皇帝必须具备相应的品质。为了限制教皇权力向世俗领域扩张,他不仅坚持教、俗权力二元论,而且还明确地提出了教会民主的思想,对中世纪晚期宪政思想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圣徒传记与中世纪盛期西欧教俗关系变迁

中世纪盛期的12、13世纪是西欧社会政治相对稳定、经济急剧扩张、俗世生活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与多样性时期。为了因应剧烈的社会变动,基督教会的知识精英需要调整“教俗”关系,将新的社会阶层的世俗生活方式纳入基督教社会主流价值的图景之中。通过使用“圣徒传”这种历史悠久、流布广泛的传统文体来描摹“当代”历史人物,教会知识分子塑造了一种以慈善维系地方社会凝聚、高度社会化,并以肉身苦修为特点的俗人圣徒形象。

以色列哈雷迪犹太人及对以色列的影响研究

哈雷迪犹太人作为犹太人社群中一重要组成部分,虽在流散地犹太人社群中亦有存在,但主要聚集于以色列。作为犹太教中的极端正统分支,因为异常高的生育率等因素,其规模增幅远超犹太人其它社群。作为以色列犹太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规模的日渐扩大,该社群以及其支持的政治力量对以色列社会和政治生活均产生了一系列重要影响,使以色列既有的教-俗关系日趋复杂,对以色列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亦带来巨大的挑战,更对以色列既有国防体制产生冲击和深远影响。

清代国家统一和团结的象征——承德避暑山庄与外八庙

康熙的木兰秋狝是内为训练军队巩固边防,外为防御外敌入侵。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年班制、围班制、朝觐、秋狝,兴建避暑山庄、外八庙,都为一个目的:“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即为民族实现大团结,为国家统一富强。康熙、乾隆不辱历史使命,完成了光辉的事业,垂范后世。

以色列的隐忧:教俗对立——基于犹太人个人生活的考察

在犹太教的教义中,“选民”(The Chosen People)是一种独特的宗教观念,它表示上帝与犹太人特别亲近的关系。然而,在当今以色列犹太人看来,他们更愿意称自己是“对立之子”(The Divided People),即犹太人内部信教派和世俗派的对立。这种从“上帝选民”到“对立之子”的变化更是浸透到了当代以色列社会的方方面面。本文试图从犹太人的个人生活入手,对比世俗犹太人和正统犹太人在其人生重要仪式的不同,来侧面展现当代以色列日益加深的教俗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