狩野直喜与京都学派中国俗文学研究体系的创建

作为京都学派的开山鼻祖之一,狩野直喜借鉴欧洲汉学的俗文学研究理念,深入细致地爬梳中国戏曲小说的文献资料,创建一个系统完善的中国俗文学研究体系。他在纯文学观念的基础上充分肯定小说、戏曲等俗文学的价值,运用文学史理念基本澄清中国小说、戏曲的发展源流与文类特征演变。经过狩野直喜与其后辈学者薪火相传的学术推进,形成文学史视野、版本考证、文本细读三个方面密切结合的研究格局,把中国俗文学研究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俗文学语境下《隋唐演义》萧后形象的流变与开新

《隋唐演义》是一部脱胎于历史而衍生出的演义文本谱系,累次被解构、重建演绎为小说、戏曲、评书等体裁,形成多文体互动的态势,一跃成为了中国古代民间通俗文学的通用代名。俗文学作为最贴近大众的文学形式,以行动为线索串联各情节,人物的塑造首当其冲。史实中,萧美娘作为隋炀帝的皇后,在落魄境地中投奔多个政权。但是在宋明理学社会语境中,其被视做亡国祸水。而民间,受程式化手法抒写、口头表演的形式以及作者、受众立场影响,萧后的反面形象立体、多维起来,迭代为非典型的“圆形人物”。同时,伴随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样态发端,女性价值尺度再次衡量,因而俗文学中女性形象流变、开新,具有初步的人文关怀。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华北日报·俗文学》研究

傅芸子、傅惜华主编的《华北日报·俗文学》(“平字号”《俗文学》周刊),是以郑振铎为旗帜的北方俗文学研究重地。围绕“平字号”《俗文学》周刊的创刊过程、发文作者的考索、所发文章的汇编整理、所发文章的学术价值,展开全面的综合研究,注重文献整理、历史描述与理论构建,进而揭示傅芸子先生在俗文学研究中取得的成就,为俗文学研究者及俗文学学术史的研究提供必要的参考,为现今相关学科研究的旁推互证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典型范例,也将丰富中国文学史与中国民间文学史及其学术史的研究。

郑振铎的“俗文学”概念建构及其学术史意义

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为“俗文学”著史,从书写内容、语言形式、思想倾向等三个向度诠释其基本内涵,并将其作为重建中国文学历史叙述的重要概念工具和思想资源。“俗文学”概念的引入和内涵形塑,与郑振铎的个人经验和时代语境密不可分,由此指向的是他更新中国文学历史面貌的学术理念,是新制学术话语与中国文学实践相结合的经典范例。他打破20世纪初以来文学史建构的固有框架和结构,从中国文学历史洪流中打捞出“俗文学”并为其单独著史,拓展了文学史叙述的内容和边界。郑振铎以“俗文学”为核心建构的中国文学史观念及其文学史书写实践,对重新认识中国文学历史面貌、建构多元化的中国文学学术话语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文学史著中的敦煌俗文学研究

敦煌俗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20世纪20至30年代,以郑振铎等为代表的文学史家最早将其写入中国文学史著之中,极大地扩充了中国文学史著的篇幅,打开了撰写中国文学史著的新格局。敦煌俗文学的发现,解决了中国文学史上一系列重要问题。国内文学史家用翔实的敦煌文献分析了俗文小说兴起的原因,将敦煌变文视为白话小说的源头,把白话小说的起源时间追溯至五代之前,并根据演进过程将其分为3个支派:完全保存原来面目,一半保存着本来面目,以及采取俗文学的体制而另外创作一种新的作品。海外汉学家同样重视敦煌文献,他们更多地从文体学的视角审视敦煌俗文学,将其与后世的散文、诗歌和讲唱文学等联系对应起来,以彰显其宝贵的文体学价值,也拓展了它的研究范围。在他们看来,敦煌抄本提供了各种早已失传的文类、文体和具体文本,为理解中国中古时代的社会文化提供了无与伦比的财富。海内外文学史家在中国文学史著中对敦煌俗文学的书写和论述,提高了其影响力,推动了它的经典化进程。

滑稽文体与孔子圣像的衰落——论民国初年通俗文学中的孔子书写

民国初年,随着中国社会危机与民族危亡的加剧,传统的儒家文化也日益显现出其认同性的危机。民初滑稽文类中的孔子书写以幽默戏谑的笔法颠覆了传统圣人的形象,作为儒学传统的文化符号和象征,孔子的形象逐渐剥落了圣洁的油彩。如果联系到《新青年》同仁对孔教的批判,那么民初的通俗文学与游戏小说也同样承担了反叛传统、重估价值的启蒙功能。

茅盾论“鸳蝴”的态度变迁及其关于“通俗文学读者”问题的思考

茅盾在1920年视鸳鸯蝴蝶派为封建丑恶势力,到了1928年却主张要表现通俗文学读者的痛苦和情热,这一奇特转变源于他主持《小说月报》改版时的受挫经历,而更深刻的根源则在于其对中国文学现代抒情传统的自我反思的深化,即如何认识和反映现代文学所朝向的“大众”主题。通过相关书信和文论,可发现茅盾的文学观一步步从“精英”到“大众”的缓慢而深刻的转变。因此,《从牯岭到东京》中他主张文学要重视和表现占读者大多数的“通俗文学读者”群体即“小资产阶级”(主要指小市民、小商人等),其实是从过来人的角度给更新的文学者(革命文学家们)提建议,这也是对于中国文学现代抒情传统强调以市民大众为主体的本质特征的重新发现。

女儿国的神话传说、史实记载与俗文学虚构

女儿国神话传说是我国流传广泛的神话传说之一。自汉代起,女儿国开始出现在正史记载中。对典籍中的女儿国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母系社会是女儿国神话产生的现实基础;女儿国感生神话中蕴含着先民原始思维;古代典籍中对女儿国的记载,带有他者视域下的记录与想象的特点。南宋开始,出现了大量涉及女儿国故事的俗文学,实现了女儿国由神话传说、史书记载向俗文学虚构的转移。俗文学中的女儿国可分为西游女儿国、西洋女儿国、镜花缘女儿国。三类女儿国故事的共同叙事模式,展示了男性文人视角下的他者想象。

现代民间文学运动的通俗文学回响--《小说世界》对民间文学的关照

1923—1929年通俗期刊《小说世界》刊载的民间文学文章可分为搜集整理、介绍评价、研究探讨和仿拟改编四类。这些文章在规模和倾向上受胡怀琛的影响较大。与同时期的《歌谣》周刊等其他刊物不同,《小说世界》走出了一条从民间搜集民间文学,再以民间文学改造民间社会的道路。这可视作现代民间文学运动在通俗文学界的特殊回响。

中国通俗文学:流转与兼类——公案小说研究

主持人语:中国小说的发展源远流长,在长时期的流传和接受过程中,中国小说逐步类型化,其美学呈现也逐步模式化。对于中国传统小说的类型化、模式化可从两个角度来进行分析和评估。首先应该看到这些类型化、模式化是经过市场淘洗而沉淀下来的小说创作程式,其美学特征是被市场证明了的能够被中国读者所接受且行之有效的表现形态。可以说,类型化、模式化已经成为中国传统小说的基因和面孔,成为中国文脉。没有这样的基因和面孔,就很难称其为中国小说。

中国通俗文学: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转型——侦探小说的价值与意义

侦探小说是从国外引进的类型小说。根据现有资料,中国最早翻译的侦探小说是1896年至1897年《时务报》英文编辑张坤德翻译的柯南·道尔的四部小说。之后到1911年左右,中国作家几乎将当时世界上所有的侦探小说都翻译了一遍。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中国作家集中于侦探小说的翻译,这在世界译介史上也是个奇迹。中国作家对外国侦探小说如此热衷,是因为他们在侦探小说中发现了与中国传统小说的不同之处,而且这些不同之处与当时的社会变革、文化转型、叙事改革和阅读需求相契合,其观念和美学具有现代意义。

通俗文学与张恨水研究中心

中心成立于2013年2月,依托文学与传媒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张恨水小说研究与教学方向)省级教学团队,是由池州学院从事现当代文学教学、科研以及通俗文学研究的相关人员组成的学术团体。中心以张恨水史料的搜集、整理为基础,通过对张恨水文学创作实践、现象的研究,探讨通俗文学创作理论以及文学创作与市场关系等规律,进而延展至中国现当代其他通俗文学现象与作品的研究。中心现有科研人员16人,特约研究员12人,聘请陈平原、陈子善、汤哲声等知名学者为学术顾问,长期指导中心工作。

论包天笑的译介实践与其通俗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

包天笑是近代著名的通俗小说家、翻译家,其作品影响较广。通过阅读包天笑的通俗文学作品,可以发现包天笑的译介实践和其通俗文学创作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很有必要的。处于清末民初时代的包天笑,其个性亦新亦旧,这深深影响了其译介实践。因此,其译介特点表现为翻译风格“自由”和翻译思想复杂。通过研究,可以发现包天笑的译介实践与其通俗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模仿西方文学;二是吸收西方文学技巧进行创作。

中医药文化在明清通俗文学中的体现

明清时期是古代医学与文学的集大成时期,这一时期医文结合十分密切。本文通过文献检索和归纳分析的方法,将明清通俗文学中的中医药文化分为中医基础与内容密切结合、中医诊疗在情节中体现、中医理论与文学内涵交融三类,从中医学角度出发对其整理归纳。同时,文章为探究明清时期中医药文化的文学传播途径做了铺垫。

论张恨水通俗文学思想的两重性

张恨水的两重人格导致了他的通俗文学思想的两重性。既眷恋传统,又追求现代;既追求文学的经济利益,又强调文学的社会效益;既追求小说的纪实性,又肯定小说的虚构性。他的通俗文学思想和通俗小说创作正是在这种两重性的矛盾张力中发展的。

“古今通俗文学演变”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3年10月11日至14日,"古今通俗文学演变"学术研讨会在大连举行。会议讨论了古今通俗文学演变的学科建设、理论界定、雅俗关系等问题,多种题材、文本小说戏曲的具体演变,中国古代文学通俗化进程的特征规律,现当代通俗文学的通俗性等现代性特征,以及通俗文学研究在当今城市文化建设中的作用等问题。

西夏俗文学“辩”初探

西夏文学中的"辩"与敦煌文学中的"唱辩"一脉相承。本文通过对《贤智集》中首篇《劝亲修善辩》的全文译释,向人们展示了西夏说唱文学中"辩"这种文学体裁,以期为研究宋初之后说唱文学的发展提供参考。

分论易 整合难——现代通俗文学的整合入史研究

如何把现代通俗文学整合进现代文学史,长期困扰着学界。在具体的现代通俗文学研究中,一直存在着分别论述易、整合入史难的问题。究其原因,乃是因为立足于学习西方进行“借鉴革新”的现代知识精英的文学史构架,对侧重于面向传统进行“继承改良”的现代通俗文学的排斥。然而扎根于本土资源,面对中国问题,现代通俗作家在五四之前的创作已经展现了改良社会、提倡科学与人权等现代启蒙主题,在五四之后也展开了对现代激进思想如“非孝”等的反思。现代通俗作家已经扮演了启蒙先行者的角色,现代通俗文学已经开始“现代化”。因此有必要修正过去以“知识精英话语”为主导的现代文学史,以开放多元的心态,进行认真的学术研究,解决现代通俗文学的入史问题。

俗文学的内涵及雅俗文学之分界

以"通俗"起家的文学巨树,分成俗文学与雅文学两个枝杈。俗文学经流变发展形成四大子系:通俗文学、民间文学、曲艺文学及现代化音像传媒中属于大众通俗文艺的部分。要将雅俗文学作精确的分界是很难的。我们认为,在古代可定义它们为"雅文学"与"俗文学";在现代文学时段中,则可定义为"知识精英文学"和"大众通俗文学"。目前,因循文化市场的规律,两个文学分支渐有靠拢的趋向,甚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适俗"但不"媚俗"。这一文学现象的出现将给广大读者带来很大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