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文俗礼即命运——兼谈崔莺莺与朱丽叶的幸福指数

《西厢记》和《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两部作品都是中外戏剧史上的经典。《西厢记》中,张生与崔莺莺＂有情的成了眷属＂;《罗密欧与朱丽叶》中,两人却双双殉情。其实,处在当时社会,这两对恋人的命运恰是由所谓的虚文俗礼（封建礼法、封建婚姻制度）来决定的。迎合了这虚文俗礼,这段爱情才能走向成功;触犯了这虚文俗礼,这段爱情只能走向终止。虽然命运截然不同,但就两位女主人公在爱情体验中的幸福指数看,朱丽叶又明显高于崔莺莺。

礼俗学的现代脉络

中国思想对礼、俗的关注始于2000多年前,而且是一个高度成熟、持续的传统。但在晚清礼教批判的背景下,现代学术史中的礼俗研究始于以俗释礼与俗的上升,这一开端引发出两个发展方向:一方面是现代民俗学更彻底地解构礼的神秘性,最终使得礼、俗越出礼学视野,均成为民俗学的材料;另一方面则是礼学也在部分接受俗的维度与现代意识,同时积极寻求回应时代问题与西方学术,结果是具有现代意识的“礼俗学”的成立,以及“新礼俗”构想的出现。这种相互竞争、吸收的态势持续至今,但古典礼学明显以一种更积极的态势出现,它通过对传统的解释学重构,针对现代性的社会文化危机,阐发出了一种朝向当下与未来的礼俗学视域。这样,现代礼俗学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或解释的循环过程。重审现代礼俗研究的学术脉络,对于中国民俗学话语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契约文书的民俗学研究

契约文书是中国传统社会为处理财产、社会关系等而撰写具有一定格式规范的文字。作为记录民间生活的一手文献史料,契约文书受到法制史、社会经济史、语言学等研究领域的广泛关注。契约文书因其创制者和使用者为“民”、包含丰富之“俗”,既可为民俗学研究提供诸多有效信息,也可直接成为民俗学的研究对象。民俗学视角下的契约文书,在分类体系上可与现代民俗学分类框架进行对接,由此讨论契约文书作为民俗文献资料,可以丰富和充实物质生产民俗、社会组织民俗、人生仪礼民俗的事象和整体研究。同时,从民俗学本位出发,借用孙末楠“民俗社会”理论所引申出的“俗、礼、法、制”理论体系,可以分析契约文书背后的契约观念、契约行为,理解中国传统社会中“如此大量的和成熟的契约活动”,在调整社会秩序、带动社会运转中所发挥的作用。

以礼变俗:传统礼学推进乡村德治现代化的路径探析——基于北山学派的礼学实践

“礼”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规范,是构建现代化乡村礼俗秩序、实现精神富有的文化之源,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自南宋以来,金华北山学派作为“紫阳之嫡脉”,以敦化导民、醇厚乡俗为目的,在积极参与地方治理和家族规范构建的礼仪实践中体现出强烈的仁学追求。当前,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可借鉴北山学派“以礼化俗、德业相劝”的礼学实践,从礼法结合、德业相劝、礼乐并举三个维度,构建道德意识和法律精神兼顾、致富理念与关怀精神相结合、乡土情怀与现代思维相衔接的乡村德治现代化建设路径,为进一步推动形成与共同富裕目标相匹配的乡村礼俗秩序提供有益借鉴。

试论朱子的礼俗观——以《家礼·昏礼》为例

礼与俗的关系,是礼学思想落实于社会生活实践所要面临的基本问题。面对古礼繁琐难行,俗礼有违经义等现实问题,朱子重新制定《家礼·昏礼》以重整夫妇之大伦。首先,立足于古礼之基本精神,朱子大幅删减婚礼的繁文缛节;其次,严厉批评民间流于轻浮的鄙俚婚俗,但也酌情吸纳其中不害义理的仪节。最终,既契合古礼精神又切于人伦日用的《家礼·昏礼》在民间社会广泛流行开来,并由私家礼仪逐渐上升为国家的婚姻之礼。朱子通过“以礼化俗”的方式,使得儒家礼仪落实于百姓的日常生活,进而实现化民成俗的目标,这对于当今重建儒家礼仪文明与人伦价值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以礼化俗视野中的理学道统世界——以管志道、刘宗周的家礼实践为例

文章以晚明思想家管志道、刘宗周的家礼实践为例,在以礼化俗的历史视野中勾画理学家在回应时代难题时所涉及的多层面内涵:礼与俗、三代之治、性命之学建构、封建与郡县、宗法与宗族建设等,这些共同构成了理学道统论的思想世界。由此说明,理学家以十六字心法诠释儒家道统,并非将儒学局限于"微观内在"的个体精神与心灵建构,而是对于宏观的社会政治难题的理想解决方案。

礼俗与统俗:中国古代礼对俗的文化诉求

俗先于礼,礼源自俗,礼、俗同质,俗被整合、提高后,上升为礼制。礼的政治化导致了中国古代礼俗的特点是礼高于俗,以礼化俗,最后是以礼统俗,实现了大传统的礼对小传统的俗的规约和整合,从而在各方面深刻地影响人们的生活,形成不同于西方独特的礼俗社会。礼对俗的价值范导,有助于我们发掘传统礼文化中的精髓要义,使其在合乎国情、世情的基础上,引领、规约小传统的健康、有序发展,推进社会的和谐进程。

中国礼俗互动传统的“澳门模式”

通过考察澳门社会在明清时期的中葡相处之道,分析其多元社会文化生态结构,可以发现在澳门社会的发展历程中,总体上是以地方民众日常生活为基础,在中葡两国政治关系的框架下不断磨合,并逐渐趋于经济领域的安居乐业、政治领域的高度自治,呈现出社会礼俗交融的文化景观。作为中西方两大文明交汇之地,居澳葡人与华人长期存有“中礼西俗”和“西礼中俗”的文化差异与生活隔阂,但却能在日常生活实践中“花分两朵,各表一枝”,这种化民族之异为礼俗之别、化政治之争为文化之融、化经济之壑为生活之常的文化政治智慧值得关注。

以礼化民 乡约善俗——乡村治理的路径探析

理学家秉承"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的传统,为实现"化其心,成其俗"的化俗理想和乡村礼治而不懈追求。在乡村治理的路径中,认为家庭、宗族是化俗之本,是乡村治理之基石,制定家礼、族规是敦伦化俗的重要手段。他们重视乡约建设,借乡约对乡民进行道德规范、约束,使乡约成为化俗乡里的"善俗之方"。同时,为地方先贤建祠堂、立碑坊,使地方贤达偶像化,以见贤思齐,淳化风俗。宋明理学家通过修礼书,行乡约等这些化俗民间的道德实践,达到敦化导民,化民成俗的目的,实现"教化行而习俗美也"的良好愿望,是理学乡村治理的一种积极尝试。对当今社会风气的改善,公序良俗的形成和乡村基层社会建设仍有历史的镜鉴意义。

文人礼书“以礼化俗”的基本类型——以朱子《家礼》祭礼为例

传统社会家族祭礼的发展深受朱子《家礼》的影响。明清时期,为了实现＂以礼化俗＂的礼治目的,儒家精英以＂执礼＂＂议礼＂＂考礼＂为名,大力注读朱子《家礼》,出现了注释类礼书、简化类礼书和辨疑类礼书三种类型。以＂执礼＂为名的注释类、简化类礼书以规范现实家族礼仪作为直接目的,将社会现状与《家礼》文本进行对比思考,试图寻求适合礼仪实践的新型家礼理论。以＂议礼＂＂考礼＂为名的辨疑类礼书,重点发掘祭礼的历史渊源,为人们了解祭礼的历史脉络和文化内涵提供了理论依据。

论古代民间演剧的礼与俗——以山西碑刻为例

山西现存大量的碑刻,涉及民间信仰与戏剧演出等多方面内容。对此类碑刻的解读的过程中,不难发现,宋元至明清民间祭祀与民间演剧处于一种互动关系中,且从重传统、重祭祀逐渐向重教化、重娱乐倾斜,向秩序建构的方向发展。

受教之礼和女祭之俗——《诗经》兴象的民俗文化内涵

周代上层社会注重对女子的教化，姑娘出嫁前须经历三个月的受教之礼，然后行教成之祭（女祭）。受教之礼是“公宫”制度的遗俗，由师氏授未婚少女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等事人之道。女祭之俗是将嫁者于涧溪中采的蘋蘩蕴藻等洁净之物礼之于宗室，以求生命力和繁殖力的比附与转移，亦是通过祭祀对女子施以道德教育的强化。

德国民俗学史上的“礼俗互动”

自18世纪末至“二战”结束,德国在一个半世纪内遭受了数次社会政治巨变,与此相应地,其礼俗互动(观)也先后经历了“礼失求诸野”“俗学于礼”“俗生于礼”与“礼缺造诸野”四个主要发展阶段。通过对这段历史的梳理与分析,可以发现:首先,礼俗互动(观)以及民俗学是有政治性面向的,与社会政治背景相适应。其次,重俗轻礼或者为社会政治秩序动荡之时,或者为极权统治之时,而重礼轻俗多为秩序相对稳定之时。再次,无论重俗还是重礼,都要为礼俗起源找到一个合理解释;重俗之时,一般将其归结为民族共性,而重礼之时,往往将其解释为上层精英的创造力。最后,礼俗互动观总是立足于实证主义,再加以理性思辨;但由于其政治性面向,总会存在或多或少的人为加工,乃至偏向于功能主义、甚或工具主义。

由俗入礼:论周代饮酒礼中的解履

在周代,贵族在饮酒礼彻俎环节之后有脱鞋登堂的行为。《仪礼》中称“说屦”,秦汉以后称“解履”。解履是当时人们在席居生活方式下,对原始生活习俗的保留。日常生活中,弟子侍奉师长时,弟子需要解履于户外,然后方可入室。行饮酒礼时,宾主需要解履登堂燕饮。饮酒礼中,只有特定的人群可以解履登堂燕饮,而等级较低的士阶层和从事服务的厮役则不解履。饮酒礼彻俎之后的解履行为,是将室内的习俗借鉴到礼仪活动中,体现了“由俗入礼”的礼学发展路径。该行为彰显了统治阶级内部的亲密、团结,并区分出不解履的士及厮役,以此强化了尊卑有别的等级观念。周代饮酒礼中的解履行为,一方面维护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团结,另一方面区别了不同等级之间的亲疏,反映了“情义兼尽”的礼学思想。

现代汉维茶俗茶礼对比研究

近年来,随着我国的国际地位的显著提升,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也越来越受到关注,茶文化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茶文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也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不论古今,不论族别,不论地域,饮茶都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习惯,而在这种习惯的背后,折射着我们的价值取向和文化礼仪,我们要将其优秀品质发扬光大。

婚姻“礼”俗与村寨社会关系——以板长苗族为研究对象

婚礼是人生命仪式的一部分,也是一个地方文化中的一部分,从地方婚姻"礼"俗中除了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生命仪式外,还可以通过这个象征体系去了解当地人是如何处理他们社会关系,也可以看出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凝聚力。一场婚礼的发生不仅将两个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联系到了一起,而且对这个社区的血缘、地缘和姻亲等关系有着非常重要的整合作用。

论《南华真经》礼学思想

对于任何社会,礼都是不可或缺的。《南华真经》一方面反对世俗礼制,认为俗礼的出现标志着人际关系的疏远,是"相伪"的表现,会造成财富的浪费,甚至堕落为人们盗取名利的工具,促使人性变坏;另一方面,又提倡能够表达真情、带有理想化的"至礼"。然而当《南华真经》面对现实社会时,又不得不在不同的层面,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兼顾了"俗礼"和"至礼"。

反思“礼俗互动”概念的生成及其研究实践

“礼俗互动”概念的生成大致经历了初步探索、阐释拓展、广泛运用三个阶段。这一概念较早在我国民俗学研究领域使用,认为它先由历史学提出、后被民俗学继承和发扬的看法并不准确。从民俗学对“礼俗互动”的研究实践来看,目前相关探讨呈现出多元化的视角,其中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双向视角渐成主流。民俗学研究“礼俗互动”需要比较视野和理论关怀,但目前所做有限,须加强相关探索,在提升这一学术分析工具阐释力的同时,进一步彰显其学术价值。

“礼俗互动”概念的学术价值及献疑

张士闪等人提倡“礼俗互动”概念并加以推广,可以纠正中国民俗学、社会史研究等领域的一些偏颇认识,体现出当代学者在建构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方面的自觉和努力。不过民俗学者所言“礼俗互动”,对“俗”的重要性的强调要远高于“礼”,更多呈现的是“俗”对于“礼”的“自下而上”的作用,而忽视“礼”对于“俗”的“自上而下”的作用。一些民俗学者对礼、俗以及二者关系的界定比较宽泛,缺乏“历史性”;在进行礼俗关系的研究或“礼俗互动”概念的论证时大量套用西方理论和概念,缺乏说服力。作为一个已经有一定影响力的学术概念,“礼俗互动”在民俗学等既有学科论证的基础上,还需要以经学、礼学的眼光来加以检视并丰富其内涵。

也谈“礼俗互动”及相关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近十年来,“礼俗互动”说引发了中国思想史研究者和民俗研究者的关注和重视,大大推进了中国传统社会研究。然而学者们在“礼”“俗”二者之间关系的描述上,以及“礼俗”概念的范畴与性质界定上,往往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事实上,“礼”与“俗”具有交融性或交叉性,并非国家礼制和民众文化间的截然对立;作为一个独立概念的“礼俗”,存在贵族礼俗、士族礼俗、官僚礼俗、庶民礼俗等多种类型;礼俗是历代各级统治者“以礼化俗”的产物,发挥着“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作用。《仪礼》作为礼学重要原典,有其独特的行文方式和意义非凡的礼意元素,对后世国家礼制与庶民礼俗等均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