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祝辞到俗赋:以北大秦简《翰音》为线索

北大秦简包含了多篇文学作品,《翰音》是伴随着祓除仪式产生的仪式韵文,具有重要的文本价值。本文尝试从《翰音》的文本来源及文本特征入手,借以讨论其文体发生、文类归属等相关问题。祝辞和俗赋都有娱乐的功能,两种文体的转变存在发生学上的关系。从文辞中“铺采摛文”与“不歌而诵”等特征来看,《翰音》可认为是近于俗赋的仪式文本;从语言形式上看,《翰音》中的赞美雄鸡的四言韵文很可能是汉代四言小赋的早期形态,而北大秦简的编排者将《祓除》与其他祝祷类文本分开抄写,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秦人文类意识的萌芽。

从北大汉简《妄稽》和敦煌《丑妇赋》看俗赋流转

1900年敦煌藏经洞的开启使俗赋进入研究者视野,而2009年入藏北大的西汉竹简也有故事类俗赋,有力证实了在文人弃俗从雅的散体大赋、抒情小赋之外,还存在以讲演故事、滑稽幽默为旨趣的俗赋,这为西汉至唐的俗赋演进扣上了极为重要的一环。其中北大汉简《妄稽》与敦煌《丑妇赋》都以家庭婚姻生活为题材,分别塑造了一位内外皆丑的女性,以此可以窥见从汉至唐的俗赋在意蕴主题、形式语言、赋诵艺术三方面的传承与新变。

《史记》中保存的一篇先秦俗赋

《史记·龟策列传》所载宋元王与神龟的故事,来源于先秦,用对话体和四言韵语写成,是典型的俗赋体制,是古代巫师占卜时招揽生意、诱导听众的讲诵之词。由于敦煌出土了俗赋,学术界始有"俗赋"之名。但其体制却早见于汉代,近年出土的西汉《神乌赋》即其典型。敦煌《燕子赋》,《韩朋赋》的源头不但可以追溯到西汉,而且可以在先典文献中找到一些情节单元。

论瞍矇、俳优在俗赋形成中的作用

《神乌赋》的发现,将俗赋产生的时代提前至西汉末年,而甘肃马圈湾汉代烽燧木简上有关《韩朋赋》的文字,说明敦煌发现的一些俗赋也是由汉代流传下来的。赋的形成同先秦时以赋诵为职能的瞍矇很有关系,《师旷》中保存了早期文赋的作品;赋的形成同以讲故事、表演戏剧的俳优也关系密切,《晏子春秋》中保存了早期俗赋类作品。俗赋主要是俳优创作而推动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学样式。

汉代俗赋与中国古代小说发生研究

《神乌赋》的出土让学界注意到汉代俗赋文体的存在。《韩朋赋》残简是其佐证,汉代大量说书俑的出土是其旁证。由此推想,汉代文献中有一些夹杂韵体的故事应该也是对俗赋的记录。这些俗赋讲诵虚拟故事,演绎历史传说,具有一定的小说特征,在中国古代小说发生研究中,也应居于一席之地。

汉魏六朝的诙谐咏物俗赋

以调笑戏谑的态度描写动物或人本身的俗赋源远流长,东汉后期以来,时见载籍。这类俗赋或嘲笑人的形貌丑陋、举止荒唐,或描写动物的滑稽谐趣,用以游戏取乐或调笑讽刺他人。多题材狭小、怪诞,以四言韵语为主,语言通俗,风格诙谐,口诵的特征比较明显。

俗赋的发现及其文学史意义

敦煌俗赋和西汉俗赋的出土,使学术界认识到,在文人的骋辞大赋和抒情小赋之外,民间还流行一种用通俗的语言讲诵故事、互相论辩的俗赋。文人赋是铺显才学的一种案头读物,传抄阅读是其最主要的流传形式;俗赋主要通过各种仪式,以"诵""唱"的方式传播。敦煌俗赋从文体上可以分为故事俗赋、论辩俗赋和歌谣体俗赋三种类型,我们用这三种类型及其特点对照考察先秦时期的文献,会从中发现诸多相同或相近的作品,这种考察会使我们对赋的起源有一个更为明晰的认识:故事俗赋是在早期民间讲诵寓言故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论辩俗赋是在民间争奇斗胜伎艺的基础上产生的,而在民间歌谣基础上形成的则是歌谣体俗赋。俗赋在发生、发展过程中,与其它诸多文体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俗赋研究的坚守与创获——读《俗赋之领域及类型研究》

＂俗赋＂作为独立的文体概念被学术界探讨研究,已经有了半个世纪的历史。近来,台湾嘉南药理科技大学欧天发教授推出了一部俗赋研究的力作《俗赋之领域及类型研究》,这一成果的出现为当下俗赋研究增添了极大的活力,也为今后俗赋的进一步深入拓展树立了一种新的范例。在俗赋研究领域,他可以说是用力最勤、开拓最广、收获甚大的学者。他的这部著作既是一部俗赋研究的集成之作,也是一部自成体系的创新之作。

探寻俗赋的流变遗踪——简论敦煌俗赋与后世文学

两汉以来的俗赋到唐五代时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故事性强、语言浅显、亦庄亦谐、娱乐性的作品。这种俗赋虽因其封闭于敦煌藏经洞而不为人知,但作为一种传统文体却并未停滞不前,它仍随着时代的发展有了新的传承和应用。通过考察唐五代之后的俗赋对变文说唱、话本小说、杂剧戏曲、通俗类书等方面的流变影响,以此可探寻和揭示俗赋与后世文学的关系。

汉代实用文形式的俗赋考论

汉代文人借用仪式文、契约、寻人启事、农谚以及歌诀等实用文形式创作的作品,嘲谑谐趣,语言通俗。韵诵是其主要传播方式,文体上整齐和谐的节奏和韵律是这种传播方式的反映。它们属于俗赋的范畴。

俗赋嬗变刍论(上)——从“但见”、“怎见得”说起

考察《封神演义》等长篇章回小说及“三言二拍”等话本和拟话本小说,我们发现了“但见”、“怎见得”等领起语与俗赋之间深厚的血缘关系。在此类领起语带动之下的文字板块,应归属俗赋。先秦至唐,俗赋仍以独立的形式存活于民间。然而,似乎自唐开始,俗赋便逐渐改变了自己的形态,从而,变成始自宋元,而成熟于明代,繁盛于长篇章回小说、话本和拟话本小说之中的俗赋。讲唱文学中俗赋的发现将大大有益于对赋本体及秦杂赋的破解。

汉魏六朝调笑戏谑类俗赋

对汉魏六朝时期调笑戏谑类“俗赋”和相近作品进行了勾稽,对其文体特征进行了分析。这类俗赋以论辩的形式展开,韵诵是其主要传播方式,文体上整齐的节奏、和谐的韵律是这种传播方式的反映。

先秦“论辩俗赋”钩沉

对先秦的论辩类俗赋和与之相近的作品进行了钩稽 ,对其文体特征进行了分析。认为当时社会上争奇斗胜风气的盛行导致了客主论辩俗赋的产生 ,韵诵是其主要传播方式 ,文体上整齐和谐的节奏和韵律是这种传播方式的反映。

俗赋传播的途径与方式

俗赋产生于民间,在其文人化以前,它可能并不是一个特别严格的文体样式。虽然我们至今尚无确凿史料可徵,但从一般文学艺术形式的发展历程来看,俗赋这种艺术形式必是在民间流传甚广、甚众,才会被文人士夫所注意,才会引起深居宫廷的统治者的兴趣。民间俗赋传播的方向是"从民间来,到民间去",其传播方式主要是"口承"的,其受众(读者)是"最大多数的喜闻乐见者";文人赋的传播方式主要是"文字"的,其传播方向是"从民间来,到文人中去"。此外,俗赋进入宫廷之后便有了"官方"传播渠道,宫廷内外的统治者、皇族以及依附于他们的文人群体,成为传播通俗文学(俗赋)不可忽视的力量。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咏物俗赋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人创作了一种用嘲谑的态度、通俗谐趣的语言描写人或物的赋体作品。韵诵是其主要传播方式,文体上整齐和谐的节奏和韵律是这种传播方式的反映。它们属于俗赋的范畴。

俗赋嬗变刍论(下)——从“但见”、“怎见得”说起

在考察《封神演义》等长篇章回小说及"三言二拍"等话本和拟话本小说中,我们发现了"但见"、"怎见得"等领起语与俗赋之间深厚的血缘关系。在此类领起语带动之下的文字板块,应归属俗赋。先秦至唐,俗赋仍以独立的形式存活于民间。然而,似乎自唐开始,俗赋便逐渐改变了自己的形态,从而,变成始自宋元,而成熟于明代,繁盛于长篇章回小说、话本和拟话本小说之中的俗赋。讲唱文学中俗赋的发现将大大有益于对赋本体及秦杂赋的破解。

乱世悲音中的苦笑——魏晋俗赋的内在特质

战乱频仍的魏晋时期孕育了乱世文学,这一时期的文学弥漫着悲怨之声、感伤情绪。文人俗赋(俳谐杂赋)本是游戏之作,以嘲讽、谐谑为目的,以幽默、诙谐为审美特色。但因乱世悲音的笼罩,魏晋俗赋比汉代俗赋更多了几许伤怨气息,带给人们的是苦涩的笑声。

论赋之“俗”与“俗赋”——兼论尹湾汉简《神乌赋》文体上的承传及性质

目前文学史上的“俗赋” ,主要指唐以后出现的以叙说故事为主、语言通俗的赋体文。从《神乌赋》与四言赋及俳谐文的承传关系中可以看出 :赋原本来自民间 ,自俗 ;赋入汉宫乃以俗为乐 ,所谓的“文人赋”正是汉代俗体雅化、散文诗化的结果。如果称《神乌赋》为“俗赋” ,那么此赋倒可谓赋体的本色、正宗。

先秦两汉“看图讲诵”艺术与俗赋的流传

先秦两汉时期存在着大量的故事图画,这些图画,在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中多有记载,新发现的岩画或出土的陶器画、画像砖石、壁画及漆画、帛画中有大量实物。其时有数量不少的文献赞颂英雄圣主,讲诵故事,描述情节,语言上节奏感强,韵律和谐,明显带有讲诵的遗迹;甚至还有图画和赞诗合为一体的作品。先秦两汉时期与故事图画相配合的文体,与敦煌石室出土的俗赋极其类似。所以,看图讲故事是俗赋传播的方式之一。秦汉俗赋是变文的源头之一,变文的看图讲故事正是从早期俗赋发展而来的。

俗赋在中国古代戏曲中的遗存

俗赋是一种面向观众表演的说唱形式。由于俗赋至唐五代不再流传,加上作为案头阅读赋体的发达,又由于打油诗的发展,致使俗赋在中国古代戏曲中并不多见。作为供读者案头阅读的赋体,也时而被运用到古代戏曲中来,以致造成俗赋与其混淆而被人们忽略。在写人、绘景、拟声、状物上,古代戏曲中还有词话等说唱形式;叙事主要由戏曲中的宾白与唱词所构成的情节来担任,而作为叙事为特点的俗赋在戏曲中只是穿插片断,对剧情的推动作用也不大,这些因素无疑影响了俗赋在古代戏曲中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