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记忆的展示、保护与实践

21世纪初至今的十余年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重要的学术名词。它的出现为民俗学等学科提供了新的学术平台,同时也影响并重构了各民族各地域文化传统与文化记忆。在国家主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地方政府、学者、民众形成了三股力量,地方政府通过文化展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为政治经济资源,重构地域文化记忆;学者积极参与并推动非遗保护,他们重视地域文化传统的内在逻辑,追求文化记忆保护的完整性与文化本真性,另外由于理论知识体系与地方知识系统不对接,会将一些地方文化经验屏蔽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系统之外;民众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承载者与实践者,他们因为文化身份与文化角色不同,可以分为传承人与普通民众,传承人是地方文化记忆传承的灵魂人物,他们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话语改变了文化身份,对地域文化建设会有一定影响,但地方知识话语很难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话语体系,普通民众而言,则在文化我者/他者之间变换不定。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具有特殊性,希望在今后的理论与实践反思中,观照到不同力量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与价值,从而为世界提供"中国经验"。

贵州非物质文化视角下的文献典籍保护与实践

绚丽多彩的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贵州各族人民在历史的长河中用自身独特的智慧创造并奉献给全人类的珍贵精神财富。随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深入推进,一方面,挖掘和整理承载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内涵的文献典籍,成了现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文献化方式保存以达到传承的目的,成了现阶段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的现实要求。

从震后“羌年”的保护与实践看系统性保护体系的建立

“羌年”是羌文化最为集中体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自我国非遗保护工作开展以来备受各方关注。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使羌族民众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生态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创,为保护人口较少民族的存续力、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在我国各级政府与文化部门的协作下,于2009年10月,成功将羌年申报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使羌族民众进一步认识到本民族年节传统的价值及其面临的风险,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更加自觉地参与到羌年的保护与实践活动中。通过十余年的共同努力,羌年的存续已然恢复活力,其系统性保护体系也得以建立。

COP15云南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与成果展的社会价值探讨

2021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即COP15在昆明召开,云南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与成果展,作为唯一的线下展以丰富手段,充分展现了云南省为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采取的措施,以及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上取得的重要成就,为世界的生物多样性工作提供了经典范例,促进了全球生物保护的“共存、共生、共进”,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具体化、实证化的生动体现,具有深刻的社会价值。文章通过简要分析,旨在为世界推广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云南经验”出一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