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保护义务视域下生态权的宪法言说

生态权是以生态利益为法益的一种新型人权,它的提出有助于纾解环境权的逻辑和属性争议。生态权的主观权利功能要件缺失,致使其宪法保障不足,需要借助双重性质理论对生态权的功能进行重新审视。面对日益凸显的生态环境问题,国家同时承担消极义务和积极义务,这意味着国家不仅不能侵害公民生态利益,而且应支持公众参与和监督;此外,国家还应通过积极行动,预防、排除生态环境侵害行为,并为权利主体提供有效救济措施,实现对公民生态权的全面保护。

环境立法理念辨析:可持续发展、环境权与环境保护义务

以使用环境为目的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和相继的环境权理念不能根本解决环境法的效力来源问题。环境法规制的是损害环境的行为,其规制人类环境行为的道德基础不是环境的内在价值,而是良心这种纯善利他的生命情感。生态中心主义“环境的权利”意义上的环境权存在主体问题,人类中心主义“对环境的权利”意义上的环境权因权利的示选和排他功能而走向保护环境的反面。从环境权转向环境保护义务是破解环境法效力来源的关键。环境立法应当以禁止损害环境的环境保护义务和无害使用环境的环境使用权利相统一为基本理念。

电商平台的知识产权保护义务与规则

随着电子商务领域内的知识产权侵权现象的泛滥,及其导致的危害后果更加严重,相应的知识产权保护的市场需求也逐渐提高。而以电商平台为具体保护措施的实施主体是当下效益最高的保护方式。当下以“避风港原则”和“红旗规则”为核心建立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足以满足知识产权保护的实践需求。原本使电商平台被动履行保护义务、减低责任承担的传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应当向以督促电商平台主动履行保护义务、承担相应责任为导向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转变。应加大电商平台的保护责任,完善具体的实施标准,建构平台与权利人之间的合作机制。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的数据安全保护义务研究

明确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的数据安全保护义务对于防范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数据安全风险至关重要。服务提供者处于数据控制者的角色地位、履行数据财产权的社会义务与数据的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属性决定服务提供者需要承担数据安全保护义务。服务提供者的数据安全保护义务包括技术安全保障和数据风险管理的事前防范义务与发生数据安全事件后立即采取处置措施并及时告知报告的事后处置义务。为避免服务提供者法律责任的片段化,应注重不同法律责任之间的体系衔接与功能协同。对未履行数据安全保护义务的服务提供者采取结果主义的违法责任模式,有助于激励生成式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发展,防止陷入“不实施行为即违法”的无边界法律之困境。

数字经济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义务:治理体系与改革建议

以《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为切入点,梳理分析运营者履行安全保护义务的主要环节与具体内容,评述现有治理体系的进步与不足,提出运营者应树立弹性安全的网络安全治理观念、完善网络安全信息共享制度、优化建立全生命周期的供应链安全管理体系的改革建议。

论国家对基本权利的保护义务

基本权利保护义务强调国家负有确保人民在实现基本权利过程中免受第三人侵害的义务。该义务只针对第三人侵害,而不涉及公权力和自然力的侵害。国家保护义务可分为预防、排除和救济三个层次,具有分别对应第三人侵害发生在事前、事中和事后的不同特点,各国家机关在三层次中发挥不同作用。在基本权利保护义务与第三人效力的关系上,虽然二者都与第三人侵害有关,并且都是基本权利在客观法面向的表现,但二者同源异流,保护义务实质上是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属于基本权的垂直效力,而第三人效力实质上是基本权利主体之间的关系,属于基本权利的水平效力。

非国家行为体与社会权--兼议社会基本权的国家保护义务

国家保护义务要求国家对私人间的侵权承担责任,非国家行为体是履行社会权保护的责任主体,保护义务亦要求国家采取相应措施规范其责任。这既是社会基本权保护须制定社会立法的原因,也是"社会"参与社会权保护的根据,还是基本权利水平效力在制定法上的体现。惟社会基本权区别于自由权的规范属性和规范结构、国家保护义务权利救济品格的不确定性,及我国尚付阙如的司法审查制度,非国家行为体社会权保护在我国主要依赖社会法的制定与行政机关颁行的措施。

我国合同法上附随义务之正本清源——以德国法上的保护义务为参照

我国学界虽然承认保护义务属于附随义务的类型之一,但是由于对保护义务的历史渊源和法理基础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在法学理论中仍然存在着诸多概念上的争议。德国2002年生效的《债法现代化法》在采纳了给付义务与保护义务二分法这一现代债法理论的基础上,将保护义务纳入《德国民法典》第241条第2款,自此承认了保护义务在制定法中的独立地位。根据德国法的理论研究成果和最新立法实践,追根溯源,对保护义务的历史渊源和法理基础予以分析和论证,并对保护义务的内涵、外延及违反保护义务的法律后果予以界定,可以澄清我国学界对保护义务和附随义务的整体认识。

从国家对儿童的保护义务谈猥亵儿童罪的量刑问题

近年来,有关猥亵儿童罪的量刑问题引起了法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猥亵儿童罪见于中国《刑法》第237条,该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或者侮辱妇女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犯前款罪的,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猥亵儿童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国家环境保护义务在我国环境法典中的定位与表达

全国人大常委会将环境法典编纂定位于“行政立法领域”,强调行政管理及权力行使,提出了宪法所规定的国家环境保护义务如何在环境法典的整个体系中加以体现的学术命题。2018年《宪法修正案》确立了“美丽中国建设”国家目标,赋予国家环境保护义务更为丰富的内涵。法典编纂是体现国家环境保护义务最为适宜、最为合理的规范路径,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具体实践。国家环境保护义务在环境法典总则中体现为包括生态环境管理体制、政府生态环境保护职责、生态环境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有机衔接、履行国家环境保护义务的监督等在内的一系列内容;同时,基于总则的涵摄效力,环境法典总则内容对各分则的政府生态环境保护职责、特定国家权力运行构成规范指引。

作为基本权的劳动权国家保护义务

劳动权国家保护义务存在不同的审查基准,在审查"国家如何尽其保护义务"时,应以"过度禁止"作为侵害的界限,以"不足禁止"作为保护的底线;在审查"国家应保护到什么程度"时,应以自由权为上限,以人性尊严为下限;劳动权国家保护义务还需以以法治国、比例原则为基准。劳动权国家保护义务涉及"加害者—受害者—国家"三方关系,容易使一方受益而另一方受损,因此保护义务亦存在一定的界限。

民生保障的国家保护义务

民生保障是当今中国的重要议题,国家对民生保障在尊重与给付义务方面已给予了充分关注,而对保护义务的履行则稍显不足。基于保护义务在民生保障中的重要地位,需要强化保护义务在民生保障过程中的履行。由于国家理性的制约,保护义务在履行过程中应明确其范围与程度。在这个基础上,遵循保护义务的内在结构,从预防、排除及救济三个层次对民生保障予以实现,是落实民生保障过程中国家保护义务的应对之策。

基本权利的国家保护义务

基本权利作为一种"客观价值秩序"旨在要求国家机关必须尽到保护人民基本权利的义务,使人民的权利免受公权力或第三方的侵害乃至自然力的威胁。国家所采取保护措施,必须受到"不足禁止"与"过度禁止"的双重拘束。基本权利国家保护义务功能在我国宪法文本中有明确的规范依据,但是在具体实践中还存在不足,需要从强化司法保护和建构公民保护请求权机制等方面入手。

民法中的保护义务--以其具体适用为中心

民法中的保护义务以人身、财产等固有利益的维护为职志,它与侵权行为法具有相同的功能,却是在合同法领域通过判例学说发展起来的。与约定或法定的义务不同,保护义务以不确定性为特征。为了保证司法实践中适用保护义务的正当性,应当界定其意义,明确其前提,厘定其界限,讨论其标准,发展其内涵,确立适用保护义务的一般原则或规则,减少法官的随意性,增强判决的可预见性和统一性。

试论第三方交易平台经营者的知识产权保护义务

第三方交易平台近年来发生的知识产权侵权案件呈现多样化,当下以避风港规则为核心框架的判断机制在电子商务相关知识产权纠纷中凸显弊端。对电子商务中第三方交易平台经营者的知识产权保护义务展开阐释,通过构建识别机制与特别利益关系的理论尝试,侧重于对红旗标准进行差异化的扩大解释,从而进一步明确平台经营者构成侵权的主观要件的判断标准,以期适应新时期知识产权保护与电子商务发展的需要。

旅游景区对游客的保护义务——以吴文景等诉厦门市康健旅行社有限公司、福建省永春牛姆林旅游发展服务有限公司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例展开的讨论

旅游景区与游客形成旅游服务合同关系,当景区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保护义务致游客伤害,既要承担违约责任,又要承担侵权法律责任。在发生责任竞合的情况下,由原告选择确定请求权基础。英美法系可预见性理论是判断景区是否履行合理限度范围内义务的一种标准,也是判断景区是否有过错的标准,值得借鉴。相当因果关系理论有助于确定造成损害后果的原因,但无法解决数个原因行为对损害后果影响力的大小,无法解决多因一果中责任的分担,应根据过错程度或原因力比例确定各自的责任。

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个人信息保护义务

近几年，个人信息保护问题是科技界和法学界共同的研究热点之一。法学的角度研究多数是从权利或利益的角度去分析个人信息的保护。这些研究对构建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以及内容的逻辑性、体系化具有重大意义。

论宪法结构中劳动权的立宪保护义务——以世界55部宪法文本为考察对象

劳动权在宪法权利体系中主要是作为社会经济权利存在的。通过系统考察世界55部成文宪法规定,劳动权立宪多是以规定其国家保护义务内容为中心。在具体立宪形式上,各国劳动权及其立宪保护义务多是处于宪法基本国策及基本权利章节中,其宪法效力主要表现为弱意义上的"宪法委托"。在立宪内容上,多数国家均是选择性规定劳动就业保护、劳动报酬、劳动条件、特殊群体保护以及休息权等部分内容。虽然相较于域外多数国家宪法以及国际人权公约规定,我国劳动权立宪规定已表现得较为完备,但作为一种发展性需求,其在宪法制度空间中仍有继续发展和完善的必要。

保护义务与保护责任——广州谭静醉酒坠楼案引发的思考

广州谭静醉酒坠楼案以法院判决的形式,确立了朋友间因聚会饮酒而产生的互相照顾义务。这种义务既不同于《合同法》的约定义务,也不同于《侵权责任法》上不得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法定义务,而是特别结合关系下当事人之间互负的协助、照顾义务,属于安全保障义务范畴,只能基于个案裁判予以判断。这种义务与先契约义务、契约附随义务、后契约义务具有同质性,可合并成为民法上一种新类型的民事义务,即保护义务,违反保护义务产生的民事责任是保护责任。

学校对学生的保护义务和侵害赔偿责任的合理性分析——兼论对《侵权责任法》条款的误读

学校对学生存在保护义务,其法律依据是《未成年人保护法》,保护义务的性质属于法定债务。因此,学校保护义务的内容应实现具体类型化和兜底。基于以上观点,在学生伤害事故中,由于学校不履行保护义务而产生的损害赔偿行为在性质上属于债务不履行行为,而非侵权行为。因为只有债务不履行责任成立,才能同时拥有"继续履行"和"损害赔偿"两种法律后果。在这种法律规定下,学校才能做好相关的保护工作,出现伤害事故时既能保护学校的利益,也能保护受害人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