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传媒保护儿童权利的法律规范与自律体系分析

在世界各地儿童团体的努力下,电视节目保护儿童(有的提法为保护未成年人)成为各国政府的共识,其中,西方国家在制订关于电视节目保护儿童权利的相关法律和职业规范方面起步较早,也相对完善。本文以美国、英国、德国等国家为例,介绍分析西方国家的广播电视节目儿童保护的法律规范和自律体系,以期对我国制订相关法律法规和形成自律体系提供参考和借鉴。

英国怎样保护儿童的游戏权

在儿童游戏权保护方面,英国建立了堪称世界上最完善、最全面、最有力的保护体系,不仅有完善的法律、法规及政策,同时也存在着大量的民间游戏组织和各种游戏项目,它们之间相互合作、相互支持,共同为保障儿童的游戏权服务。法律法规是根本保障英国关于儿童游戏权的立法主要体现在1989年通过的《儿童法》中,该法对儿童权利、儿童卫生保健、儿童福利与教育等内容作了全方位规定,是英国最为重要的儿童保护立法。

英国儿童安全保障系统的建立对我国儿童保护的启示--以《共同保护儿童》为例

儿童安全问题关系着家庭和国家的发展。近年来,我国的儿童安全保障工作面临巨大挑战。2018年英国颁布《共同保护儿童》,致力于建立一个儿童安全保障系统,具体包括原则、如何确定需要帮扶的儿童、各相关机构的责任、各机构如何协调、后期督查、儿童死亡事件的处理等。在借鉴英国的基础上,我国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完善儿童安全保障工作:以法律的形式完善儿童安全保障系统;从儿童立场出发,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原则;合力构建全社会的儿童安全保障之网。

加强儿童保护研究,切实保护儿童权利

中国的儿童保护研究,从政策、制度到服务实践,都还处在一个亟须拓展的发展阶段.2016年3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涉及儿童相关权益保护,但就针对儿童的家庭暴力却没有做出明确的界定,对儿童相关保护制度的建设,也没能提出明确的规定和要求.

直面校园欺凌 保护儿童健康成长——访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童小军教授

2016年4月28日,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向各地印发了《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要求全国各中小学校针对发生在学生之间的校园欺凌进行专项治理。为此,我刊专访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童小军教授。童教授作为一名社会工作研究者,从儿童保护和儿童福利的角度,对校园欺凌的预防和治理工作提出了指导性和建设性的意见。

保护儿童,国外是怎么做的?

善待孩子,这是成人世界应承担的责任;孩子的命运也是在考验一个社会的良心。本刊记者搜罗了国外在孤儿监护、校园安全、校车保障等方面的经验做法,或许值得我们借鉴。国家是孤儿的最终监护人从中世纪开始,一些西方国家便开始确立儿童保护"国家家长"的原则,这种理念演变为近代以来"国家亲权"的法律原则,即国家才是儿童的最终监护人,如果父母不能监护好孩子,国家有权力也有责任接管父母的监护权。因此,欧美的孤儿院,不但收留那些被父母遗弃的孤儿;那些因家庭暴力或父母被剥夺监护资格的儿童,也会被政府机构强制带到孤儿院。孤儿院大部分支出由政府拨款,

在儿童早期发展中保护儿童权利

随着我国人文社会进步和人权制度发展，我国儿童权利保护已全面纳入国家法制轨道，尊重和保护儿童权利已成为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新需求。20世纪90年代初，联合国的《儿童权利公约》在我国生效，与此同时我国也制定了《未成年人保护法》。

预研儿童乘员保护在2024版C-NCAP的评分

基于C-NCAP2024版征求意见稿(后续称“草版”)内容分析,2024版C-NCAP极可能在2021版基础上增大儿童乘员保护的分值及占比(从2021版的11/86增加到2024草版的17/114)

基于养育关系的国际儿童保护干预模式比较及启示

国内儿童保护工作在政策制定、工作体系建构和人才队伍培养上都有了长足的进步,然而在通过服务项目落实儿童保护“最后一公里”工作上存在着缺乏预防意识、家庭系统关注不足、项目设计科学性差、效果评估难等问题。基于此,通过以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为框架、以养育关系介入为理论依据,对国外已有儿童保护干预项目进行分类梳理,从目标确定、方案设计和效果评估等方面进行介绍与分析,从而对国内儿童保护项目提出依据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构建多层次介入系统、聚焦于家庭系统涉及项目、以“目标-任务”行动框架设计项目,并推广以证据为本的效果评估。

儿童权利保护的伦理意蕴

儿童权利保护本质上是一种道德要求。分析儿童权利保护的伦理意蕴,有助于依靠伦理道德的力量推动儿童权利保护的落实。儿童权利保护根源于人们“应当”如何对待儿童的伦理关切,制度化为如何保护儿童的伦理规则,促进美德形成。儿童权利保护必须坚持以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尊重儿童意见原则和平等保护儿童原则为导向,确保儿童权利的实现。尽管有着儿童权利保护的原则为框架引领,在观念上也形成了儿童权利保护的伦理共识,但儿童权利保护在实践中依然面临着儿童权利与他者权利、权利与权利以及保护儿童与放手儿童等关系问题所带来的伦理挑战。我们应坚持以儿童权利保护的基本原则为价值引领,构建中国语境下的儿童权利话语体系,厘清权利概念的理论边界,在权利实施与权利保护的伦理边界之间取得平衡,确保保护儿童最大利益和整体幸福的社会美德能够得到实现。

基于CiteSpace的困境儿童保护研究热点和趋势分析

困境儿童保障程度是国家社会文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程度的重要体现。通过CiteSpace软件,对2002~2022年中国知网数据库收录的“困境儿童保护”学术论文进行文献计量分析,总结归纳了困境儿童保护的研究阶段、现状、热点和趋势。指出未来研究应重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结合中国实际提出更具体可行的困境儿童保护实践模式与实施策略,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完备的困境儿童保护体系。

联合国儿童保护政策与文化多样性:冲突与融合

文化多样性对儿童权利观念有着深远的影响,导致在实施联合国儿童保护政策时面临挑战。通过创新思维、国际合作与交流以及维和行动,可以促进政策与文化多样性之间的融合,实现儿童权利的平衡和保护,在制定和实施政策时,应尊重文化差异,寻求并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进行对话和合作。维和行动为冲突地区提供安全环境,促进国际合作与交流,为儿童保护政策的实施提供支持。通过这些努力,可以推动联合国儿童保护政策与文化多样性之间的融合,为儿童的福祉和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环境。

跨境代孕中的法律冲突及其解决路径——《跨国收养方面保护儿童及合作公约》的经验

对于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代孕问题,已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道德、伦理、法律等层面上的争论。目前,不同的国家也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监管和规制代孕。跨境代孕的出现与发展,除对人类繁衍、保障部分家庭的生育权、促进社会稳定方面有积极的作用之外,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包括人权、代孕合同的效力与执行地国间的法律相冲突,并因此导致部分执行地国法院以违反本国公共秩序为由拒绝承认其效力。确定跨境代孕法定父母与代孕子女的亲子关系、跨境代孕儿童的国籍将直接影响代孕儿童作为公民的基本生活权利。因此,国际社会有必要在借鉴《跨国收养方面保护儿童及合作公约》的成功经验上,制定跨国代孕的国际条约,规制跨国代孕。

儿童的主体地位差异分析——以《儿童权利公约》原则在《未成年人保护法》中的适用为视角

《儿童权利公约》作为国际人权条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明确了儿童这一独特群体的权利主体地位,我国自加入《公约》之后,将《公约》“国内法化”为以《未成年人保护法》为主的一系列未成年人保护法律。然而我国在《未成年人保护法》中体现的儿童主体地位与《公约》之间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儿童更多地成为被保护的对象,而非权利主体。通过对《公约》原则的适用分析差异存在的原因,才能更好地改善并缩小和《公约》的差距,保护儿童的权利主体地位。

我国儿童保护的现状及影响因素

儿童保护(child protection)是指针对18岁以下儿童的保护措施,一方面要防止儿童遭受暴力、虐待等身心伤害,另一方面涉及家庭、学校、社会和国家立法对儿童成长和儿童权利的保护。当前我国儿童保护的现实问题是儿童面临着人为的伤害或不可控的自然灾害。通过剖析我国儿童保护的现状我们了解到,儿童保护在我国尚未被社会及政府所重视,家庭缺乏生命和生存教育的观念,儿童缺乏自我保护的意识,社会缺乏普遍的儿童保护网络,国家缺乏专门的儿童保护机制。因而,要从儿童自身、家庭、学校、社区和立法层面看待其对儿童保护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展望儿童保护的未来,呼吁完善儿童保护体系,建立儿童保护的联动机制。

美国儿童福利政策变革与儿童保护制度——从“自由放任”到“回归家庭”

从历史角度看,美国儿童福利政策变革伴随了政府从自由放任到积极干预,再到尊重家庭权利的角色转变,是国家干预主义下的一种理性回归,也是儿童福利由残补性政策逐步向预防性政策过渡的一种体现。在这一变革推动下,美国儿童福利与保护体系确立了以家庭为核心的理念,在保护弱势儿童及维持与完善问题家庭功能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其经验与理念也对我国构建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体系提供了有益借鉴。

从救助走向福利:我国儿童权利保护法律与政策的价值变迁

改革开放35年以来,与我国儿童权利保护相关的法律与政策文本的演进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978年至1991年为嵌入式发展阶段,儿童权利保护以救助为主;1992年至2000年为专门化发展阶段,其特征是救助为主、福利为辅;2001年至今为制度化发展阶段,儿童权利保护开始走向以福利为主。福利取向的儿童权利保护对推进我国儿童保护法治建设、贯彻和坚持国家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以人为本、保障儿童全面发展"的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项目制与嵌入式:困境儿童保护的两种不同实践研究

困境儿童是社会上最为弱势、最容易受到伤害的群体。研究发现,项目制的困境儿童保护实践能够整合儿童保护相关部门的资源共同为困境儿童提供服务,但会受到项目制服务的成效风险以及项目周期性的影响。嵌入式的困境儿童保护能够充分利用已有的行政服务组织体系来为困境儿童提供服务,但会受到行政体制缺点的影响,难以达到预期的服务效果。因此,完善儿童福利制度体系,建立独立的儿童保护工作部门,明确未成年人保护中心的地位,加强儿童保护专业人才培养,提升公众儿童保护意识,才能更好地促进困境儿童的成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