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经济支撑、“保护型经纪”主导下的村庄治理——山东省临沂市刘团村经验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启示

在集体经济较为发达的村庄中是可以内生出村庄的"保护型经纪"的,而这种"保护型经纪"赖以存在的基础,并非来自自上而下的授权,而来自对村庄利益的忠诚和维护中所赢得的威信。这一现象的存在,无疑给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一定的启示。

保护型经纪退出的原因探析——读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有感

在《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一书中，作者杜赞奇主要从国家权力的深入导致国家政权的内卷化分析保护型经纪的：退出。本文尝试性地从经济状况恶化及天灾人祸等方面进一步分析中国近代保护型经纪退出的原因。

保护型经纪: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角色实践

促进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是社会治理的应有之义,具有官民二重性的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对培育和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促进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有着特殊的功效,充当了政府与社会双重代理人角色,发挥了保护型经纪的功能。作为支持型民办非企业性质的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不失为强政府弱社会格局下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抓手,也是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类型。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的规范化自主运营、专业化实体服务、能动性个体与团队是其保护型经纪功能发挥的重要机制。

盘地与转租:村社集体“土地经纪”角色的形成——基于山东省禹城市的组织化土地流转经验

本文从“双重经纪机制”视角分析村社集体在土地大规模流转中的“保护+营利”双重属性。在盘地阶段,村社集体将村民承包地与集体闲散地通过土地整理、宅基地复垦和建设高标准农田等名义整合在一起,扩大土地规模。而在转租阶段,村社集体将上述土地统一流转出去,一方面增强了集体行动能力,提高了租金水平,保护并扩大了村民的土地利益,充当了保护型经纪;另一方面,村社集体通过析出闲散地租金等手段来获得集体收入,从而也成为营利型经纪。在整个过程中,出现了协调土地整理、从事土地经营和开展农业经营等三种村社集体类型,其发挥土地经纪作用的表现有所不同。本文中的案例实践有利于理解当前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中“统”的一面。

乡村振兴的内源式建设路径研究——基于村社理性的视角

乡村振兴的实质是依靠乡村自组织地深度参与,以产业升级实现村庄整体性变迁。这与村社理性内在逻辑具有一致性。村社理性中反复博弈、完全信息、有效制约等工具功能,不仅可以降低乡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成本,还有助于建立利益结合紧密的合作组织,为乡村振兴打下统的基础。而具有血缘和村落共同体文化认同的村社理性,在治理上具有保护型的特征,有利于乡村深度参与,实现可持续发展。村社理性中的熟人社会的特质,模糊化利益,使得乡村可以通过内部化机制化解外部经济风险,对乡村的产业升级具有积极的作用。有效地发挥村社理性在乡村振兴中的功能,对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自发移民村庄的资源动员探析——基于宁夏Z镇X村的考察

在村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国家资源发挥着重要作用。X村的资源动员经历了三个阶段:社会资源动员——主动争取国家资源——国家资源自上而下投入。第一阶段的资源动员是贫困群众与社会扶贫协作力量合作的结果。第二阶段的资源动员是村庄积极争取的结果。第三阶段的资源是被动获得的。X村是宁夏南部山区群众脱贫致富的一个缩影,成效值得肯定,部分经验值得推广。但是在资源获得的过程中,该村庄衍生出保护型经纪、精英俘获、重经济轻民生等问题。国家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如何避免上述问题的产生,形成融洽的农村农民与国家的关系,需要政府部门和学界予以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