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收益、保护成本对社区农户保护意愿的作用机理——以四川省大熊猫自然保护地为例

大熊猫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旗舰物种。以四川省大熊猫自然保护地为例,实地调查了大熊猫栖息地高密度分布的20个典型县域,根据956份农户问卷调查数据,利用独立样本T检验和皮尔逊卡方检验等方法,分析了社区农户在大熊猫保护中获得的环境收益和承担的保护成本,及环境收益、保护成本对社区农户保护意愿的作用机理。结果发现:①大熊猫保护给社区农户带来环境收益的同时,也给其带来了一定的保护成本。②获得环境收益的社区农户约占全部样本量的1/3,这些获取了环境收益的农户中,约81.27%愿意保护大熊猫;承担了保护成本的社区农户约占全部样本量的27.41%,这些承担了保护成本的农户中,约74.06%不愿意参与大熊猫保护。

一种基于多维度生态评估的自然保护地边界优化方法——以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为例

科学准确划定自然保护地边界是设立保护地及制定和实施保护管理措施的首要前提,厘清自然保护地边界是在整合优化自然保护地的过程中首要解决的问题。以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双保护为目标,基于In VEST和SWAT模型综合评估生态系统服务,并基于生物完整性等级(Degree of Biological Integrity,DBI)和生态增强因子(Enhancement Factor,EF)评估了保护成本及生态效益,提出了一种自然保护地的边界优化方法。基于这种方法将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的现有边界优化为涵盖总体自然边界、核心生态边界与管理边界的多重边界,从而使生态系统服务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使生物多样性保护得到一定程度的加强,并同时考虑管理效益,确保新增保护成本较低。

基于生态保护成本的三江源区生态补偿资金估算

为了量化生态保护成本作为生态补偿的理论最低标准,以三江源区为例,将生态保护成本作为生态补偿标准下限,从实际需求角度分析基于生态保护成本的生态补偿标准核算范围与指标体系,结合相关政策和调研资料,采用费用分析法对生态保护成本进行动态核算,以2010年为基准年,确定与量化2011—2030年三江源区16县1乡的生态补偿标准.结果表明:12011—2030年三江源区生态补偿标准下限为4 095.4×10~8元,其中,2010年为177.7×108元,2011—2020年为2 069.5×10~8元,2021—2030年为2 025.9×10~8元.2按补偿资金的不同投入类别,生态保护与建设投入的补偿下限为1 728.6×10~8元,居民生产生活改善投入的补偿下限为1 250.4×10~8元,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投入的补偿下限为1 116.4×10~8元.32011—2030年,三江源区土地生态保护投入由12元/(hm^2·a)增至180元/(hm^2·a),农牧民生产生活改善的投入由4 500元/人增至8 000元/人.生态补偿资金的差异主要源于草地退化严重程度、人口分布相对集中程度等方面,这将有助于缓解三江源区"人-草-畜"这一核心矛盾,同时有助于推进三江源区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

关于生态补偿中保护成本的研究

制定合理的生态补偿标准是构建生态补偿机制的关键和难点。采用成本核算法确定生态补偿标准在现阶段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成本核算法主要包括保护成本、环境成本及机会成本的核算。其中保护成本是最基础的部分,通过对保护成本的核算,能准确反映某地关于生态系统保护的工作量和贡献程度,为采用成本核算法确定生态补偿标准及之后的补偿效益评价提供合适的依据。而目前在生态补偿中对保护成本的认识和评估还存在许多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以保护成本为研究对象,重点从概念、核算内容及核算方法三个方面对保护成本研究现状进行总结,并就保护成本核算内容、时间动态性及空间差异进行探讨,得出以下结论:1生态补偿中保护成本的核算目前还没有形成统一、明确的核算内容和指标体系,而核算内容是否科学决定了保护成本核算的准确性。确定合适的保护成本的核算内容,取决于对当地生态建设与保护措施的了解程度和资料的收集、掌握情况,并且需要避免重复统计。2目前对我国已经发生的保护成本进行历史性补偿存在操作上的难度,因此,要明确保护成本的核算时间和年限。保护成本的核算方法主要采用市场价值法进行动态核算或是静态核算。一方面,保护成本是随着市场价格而动态变化的;另一方面,对于持续时间长的生态补偿项目,其保护成本的核算必须考虑通货膨胀可能造成的贬值。所以,考虑资金时间效应的动态核算法能更好地反应保护成本的实际情况。3考虑不同地区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的空间差异对保护成本的影响可为解决补偿标准"一刀切"提供思路。

秦岭自然保护区群保护成本计量研究

秦岭自然保护区群在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学术界一直缺乏保护成本计量的研究。本研究在界定秦岭自然保护区群成本的概念及分析其内涵的基础上,综合运用专家咨询法及文献参考方法,建立了秦岭自然保护区群保护成本计量指标体系,利用市场价值法、等效替代法以及机会成本法等方法,对秦岭自然保护区群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投入进行了成本计量及分析。结果表明:秦岭自然保护区群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投入方面,总货币量约29.72亿元人民币,其中直接保护成本为2.59亿元;间接保护成本为2.00亿元;与周边区域密切相关的机会成本为25.13亿元。其中,机会成本的计量模型多样化,在学术界存在较多争议,但是,最终每种模型都能反映出机会成本的内涵的货币量,可以表达出我国政府为建立秦岭自然保护区群而付出的无形代价。

我国贸易保护成本估计的理论与经验

根据本国产品与进口替代品是否同质，分析贸易保护几种基本措施的成本计算的理论模型及应用模型。研究结果表明：贸易保护成本之间数据差距相当大，贸易保护成本的大小与贸易保护的手段有关，而与产品本身科技含量没有直接的联系；贸易保护成本不仅表现在静态成本，而且更多表现在难以计量的动态成本。

基于环境保护成本的跨界湖泊污染合作治理对策研究

迅速发展的科技和工业,不仅带来了日益丰富的物质生活,还有日渐恶化的生态环境。随着各地环境执法力度的不断加大,不少排污企业开始向行政区的交界处转移,致使区域跨界污染治理成为一道大难题。国家对各行政区的政绩评价考核还是单纯以GDP为主,忽略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基于以上原因,文章提出基于区域合作视角下,发挥市场机制的污染治理方案。通过控制各行政区包括污染治理成本、环境损害成本和用于购买排污权的成本在内的环境保护成本,提高流域收益,以及运用排污权交易的手段构建跨界污染治理模型,同时利用变分不等式求解这个非线性规划问题,最终实现治理的均衡。

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保护成本:测度、评价与政策启示

技术性贸易壁垒作为一种贸易保护手段,近年来广受各国欢迎和青睐,国内外相关理论文献也层出不穷。然而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保护成本问题,研究还是少见而残缺。鉴于此,论文全面剖析和测度了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保护成本;将它与产业保护政策、关税以及其它非关税贸易措施进行了成本收益的对比;并从中得出政策启示。

环境保护成本是不可避免的经营成本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进入持续高速增长“快车道”，与此同时，环境污染问题也越来越突出，环境问题已经是中国21世纪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之一。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各级政府及环保部门采取了一些控制污染的措施，特别是加大了对工业企业污染源的治理，如对建设项目实施“三同时”，对污染源实施排污收费、限期治理、区域污染物总量控制以及推行清洁生产等。这些措施的实行使工业污染源基本得到了控制，污染恶化趋势得到了有效的抑制。与此同时，随着政府对污染源控制政策实施力度加大，企业经营成本中用于环境保护的经营成本的比重也在加大，特别是一些污染物排放量大的行业，如火力发电行业、钢铁行业、造纸行业、化工行业、纺织印染行业、有电镀的制造业等。从直观上看，环境保护对企业的直接影响是提高了企业经营成本，降低了企业成本竞争的优势。由此产生的问题是一些企业对政府实行的环境保护措施缺乏正确的认识，影响了企业控制污染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因此，有必要从环境保护的经营成本与环境污染的社会成本关系角度。

考虑隐私保护成本差异的电商企业最优决策问题——基于Hotelling模型分析

文章通过构建双寡头垄断的电商企业成本差异化的Hotelling模型,探讨了隐私提供量、单位隐私投入成本对电商个性化产品的投资决策影响。研究表明,隐私提供量在一定范围内时能够促进企业更愿意投入成本对隐私保护,但当隐私提供量超过一定量后,造成总隐私保护成本过大反而阻碍了隐私保护的进行。对于率先进行隐私保护投入的企业2来说,随着单位隐私成本投入的增加,两企业的差异化逐渐明显,该电商企业将逐渐并长期占据大部分市场,若企业1不及时改变决策,将终被挤出市场。

基于生态系统保护投入成本法的汀江流域生态补偿标准核算研究

文章以汀江流域生态补偿为例,结合总成本修正模型,研究基于生态系统保护投入成本法的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的核算方法。计算表明2014-2016年生态补偿额度平均值为12553.66万元,与汀江-韩江流域实际签订的生态补偿标准相符,该方法可为后续各省地市生态补偿核算提供参考。

强化职工专利保护的相关策略和措施

现在企业职工普遍缺乏专利申请意识,一是因专利申请流程繁琐且成本高昂,二是职工对专利的价值认知有限。因此,建立专利知识普及教育体系,简化申请流程并提供一站式服务,降低保护成本并设立专利奖励机制,同时强化专利意识,加强培训和宣传。这些策略有助于提高职工专利保护工作的效率和质量,推动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

系统保护规划的理论、方法及关键问题

为了减缓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趋势、将有限的保护资源用于关键区域,Margules等提出了系统保护规划(Systematic Conservation Planning)概念和方法,目前该方法已成为国际主流保护规划方法。与传统基于专家决策的保护体系规划方法不同,系统保护规划拥有量化的保护目标、保护成本,并综合考虑保护体系连通性、人为干扰因素,使用优化算法计算,从而获得空间明晰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在阐述规划理念、规划流程与方法的基础上,重点评述了生物多样性替代指标的选择、保护规划成本的计算、保护目标的设置、规划结果的可靠性评估等关键问题,并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探讨了该方法在我国的应用前景,以期为推进我国生物多样性与生态服务功能的保护做出贡献。

我国工业环境成本核算内容与方法研究——基于2008—2012年数据分析

环境成本核算近年来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工业作为一个高能耗、高污染的行业,研究工业环境成本内部化问题尤为重要。文章从我国工业行业的角度,构建了环境成本核算内容和核算方法,同时运用恢复费用法、机会成本法、治理成本法等计量工具,对2008—2012年工业环境成本进行了恰当的估值。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工业行业近5年环境成本处于逐年上升趋势,环境损耗成本与环境控制成本呈负相关。环境保护任务艰巨,必须加以重视。

环境成本:经济学与环境科学的融合点

新古典经济学将环境因素排除在成本概念之外 ,不能解释环境成本的存在性与合理性 ,而环境科学也有自身的局限性。环境成本作为环境经济学的核心概念 ,成为经济学与环境科学的融合点。本文从人地关系角度综述了环境成本的内涵 ,论述了环境成本的社会性和外部性特征 。

绿色GDP的环境成本核算研究

环境保护成本和环境退化成本是绿色GDP核算研究中两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在明确鉴定环境内涵的基础之上,就目前绿色GDP研究中两个有争议的问题进行分析:一是对环境保护成本是否应作为绿色GDP核算的扣减项的问题给予肯定回答,并就如何扣减提出新的思路;二是对环境退化成本现有的估算方法进行了讨论,肯定了维护成本法。最后,对环境保护成本和环境退化成本的核算方法进行了尝试。

基于水资源价值成本核算的黑龙江省绿色GDP研究

针对现有经济核算体系和指标存在的不足,亟须将资源和环境因素纳入统计核算范畴,以此全面、准确地描述经济和环境的关系。以综合环境经济核算体系为基础、以水资源环境经济核算研究为依据,描述了水资源耗减成本、水环境退化成本和水环境保护成本的概念。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对2007年黑龙江省的水资源价值成本进行了定量分析,获得2007年黑龙江省的绿色GDP为6 795.26亿元,研究结果表明,黑龙江省社会经济用水过程对环境造成了负面影响。首次将水资源耗减成本、水环境退化成本和水环境保护成本应用到黑龙江省经济核算中,完善了综合环境经济核算中价值量核算的研究。

耕地保护的行动逻辑及其经济分析

运用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研究耕地保护的行动逻辑 ,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非农企业和农民耕地保护成本和收益构成要件的分析揭示耕地保护的经济学原因。得出的基本结论是 :中央政府和农民具有强烈的耕地保护倾向 ,地方政府和非农企业耕地保护的动力不足。要切实保护耕地 ,需要采取措施变动经济当事人特别是地方政府和非农企业的成本收益预算线 ,使其耕地利用决策符合国家的耕地保护政策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