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方财产权思想对中国保护财产权的启发

财产权在西方国家被视为与生命权、自由权同等重要的基本人权之一,且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近代西方思想家对财产权的观点,推动了中国对物权的保护,为中国进行现代化产权改革,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保护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基础。本文通过对近代财产权思想的研究,从基本自然权利和国家对私人合法财产的征收与征用两个角度阐述近代西方财产权思想对中国保护财产权的启发。

刑事涉案财物处置中案外人财产权利保护的实践困境及其纾解——以执行异议之诉为视角

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刑事涉案财物处置过程中对案外人权利保障明显不足,刑事审判中难以保障案外人的程序参与权,执行“异议—复议”程序未赋予财产权利实体审查的机会。为保障刑事案外人合法权益,以既判力主观相对性为基础,刑事判决对刑事财产的认定不应拘束刑事案外人,财产权属应通过民事程序再行争执。应将检察机关纳入异议之诉中,发挥其监督作用,重塑刑事案外人执行救济程序,实现从“异议—复议”到“异议—案外人异议之诉”的转变。

数据财产权益应采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模式

我国民事立法对数据财产权益保护的规定尚处于空白状态。以我国首例非法调用服务器API接口数据贩卖牟利案为切入点,探讨对数据财产权益保护究竟应采用财产权保护模式还是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模式这一争议。从数据财产权保护模式存在的理论困境、采用数据财产权保护模式无法获得审判实务证成、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处理数据侵权纠纷案的司法实务经验及立法规制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明确在立法上应采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模式对数据利益分配和侵权司法救济进行规制,无需创设复杂的、具有较强排他性的数据财产权,构建既能较好保护数据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又能有效促进数据流通和使用的数据保护制度。

再论企业数据保护的财产权化路径

企业是推动支持当前数据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企业积极投入大量技术、资金和人力成本,是大数据得以形成和运营的关键前提。但是,企业投入数据经济的意愿和努力,最终取决于企业数据能否得到充分、合理和有效的法律保护。目前,从私法保护角度来说,企业数据保护走出借用传统法律的策略转向数据新型财产权化新机制,时所必然、事所必然。但是应该注意,企业数据保护在承载企业追求经济化的功能的同时,具有多重功能的聚合性和所涉利益关系的交织性,这些导致企业数据财产权保护路径的设计非常复杂。它形式上虽然采取私权形式,但与民法上典型的财产权不同,需要兼顾多种功能、多种利益协同的保障要求,因此无法采取简单意义的财产权构造,而是需要呈现为一种具有极强外部协同性的复杂财产权设计。在这个意义上,虽然具有权利之名,但实际包含了极为复杂的法律秩序安排;与采取私权形式的知识产权机制,以及没有采取私权形式的企业竞争保护机制有一定相似之处,但功能和结构更加繁复。

美国宪法判例中的财产权保护——以Lucas v.South Carolina Coastal Council为焦点

征用权与警察权(policepower)的区分 ,是美国有关财产权保护宪法争诉的重要焦点之一 ,在此曾形成了一系列的经典判例 ,但实际上长期没有克服法理上的混乱。联邦最高法院力图在1992年的路卡思诉南卡罗来纳州海岸委员会一案 (Lucasv.SouthCarolinaCoastalCouncil)中就征用补偿这一方面提出了一个确定性的规则 ,然而其结论仍具有争议性。美国宪法判例中的这种财产权保护 ,其实预先为当下的中国提供了多重的启示和警示的意义。

企业数据的架构财产权保护模式:学理证成与路径修正

企业数据的财产权得以有效保护是数字经济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目前,从理论界与实务界的有关研究来看,企业数据财产保护模式主要有要素财产权保护模式与架构财产权保护模式两种。要素财产权保护模式便于以现行的法律规范或制度框架对数据财产权进行解释与适用,但其存在着保护模式与企业数据财产的特征错位、数字经济发展规律的脱节和保护范围不全面的局限。架构财产权保护模式克服了要素财产权保护模式下对企业数据财产保护的局限性,却面临对数据财产的保护力度不足和引致数据资源垄断风险等问题。通过学理证成架构财产权保护模式的正当性,现有企业数据架构财产权保护模式在权力与权利来源、运行规则和隐性边界等方面仍有较大进步空间。可通过引入“权利束”对架构财产权保护模式予以细化,并借以“卡—梅框架”对架构财产权保护模式下的财产保护规则进行调适与梳理,以期在架构财产权保护模式下实现对企业数据财产的多元保护与社会经济利益的分配平衡。

财产权利保护程度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分析

使用群体性事件参与来衡量社会稳定,利用世界银行发布的地区财产权利保护程度数据和CGSS(2010)数据考察了财产权利保护程度对社会稳定的影响。结果表明:地区财产权利保护程度越高,该地区民众群体性事件参与可能性越低。将样本进行分组回归后发现,提高地区财产权利保护程度可以降低感知权益侵犯个体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对未感知权益侵犯个体参与群体性事件没有显著性影响;提高地区财产权利保护程度对高收入人群参与群体性事件没有显著性影响,但可以降低低收入人群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提高地区财产权利保护程度对城镇居民参与群体性事件没有显著性影响,但可以降低农村居民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

宪法规范与财产权利的保护与限制

财产权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权利概念,传统的私有财产权强调的是个人对物质财富的控制权。但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财产权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私有财产权经历了从"不得侵犯"的绝对保护到为社会公益而相对限制的过程,这一变化在各国宪法及其相关文件中都有所体现。对私有财产权的限制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需要,财产权的社会义务理论强调私有财产权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受到限制,主要是为了社会公益目的。同时国家对私有财产权的限制要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不能突破社会公益的标准。各国宪法对私有财产权限制的相关规范中,包含了几个共同要素,即对私有财产权限制的目的要素、根据要素以及正当性要素。财产权的概念又涉及个人权利及社会责任这两个要素,从个人权利保护的角度看,要规范和限制国家权力,防止国家权力对私人财产权的不当侵害与干涉。从社会责任角度看,对财产权的保护不是绝对的,财产权也负有社会责任,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对其进行限制。

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财产权保护研究——一个理论诠释及运用

社会保障财产权及保护问题是社会保障理论与实践中的一个深层次问题。在社会保障财产权理论争论的基础上给予其重新诠释,并运用于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财产权保护问题。关注弱势群体可行能力的建设。

赃物追缴中案外人财产权保护与路径选择

在案外人财产权易受侵害的赃物追缴中,我国有关案外人财产权保护的制度设计缺陷明显,如追缴职权分工不明,易导致案外人款物被乱追乱处;知情权无保障,案外人主体地位未得到充分体现与应有尊重;在赃物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问题上,基本法无明确规定,低位阶规范性文件对此虽给予肯定但适用范围狭窄,案外人通过善意取得制度保护自己财产权的途径极其艰难;对不法追缴行为的制裁措施乏力,案外人财产权缺失有效制度保障;刑事申诉控告制度的正当理念匮乏,程序法定不足,案外人财产权难以获得公正救济。为更好规范权力与保障权利,有必要更新理念,在赃物追缴中进一步强化案外人财产权保护。

制度视野下的私有财产权保护

私有财产权是宪政的基石、人权的屏障、民主的前提、市场经济的核心、社会繁荣稳定的枢纽。保护私有财产权是维持市场经济正常运转的前提。完善私有财产权保护制度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从宪政建设和法律保障及正确处理私有财产权保护与公共利益的关系等方面对私有财产权给予完整充分的保护是我国当前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面临的重要课题。

完善我国宪法私有财产权保护条款的思考

我国宪法中私有财产保护条款的出现,无疑是在保护人权道路上的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条款并非尽善尽美。笔者认为,在私有财产权规定归属、征收征用制度、补偿条款等方面需要进一步修缮。

城镇化中农民财产权保护的公权力研究

城镇化中农民财产权的保护烙有公权力的痕迹。从历史发展看财产权与公权力相伴而生,经历了财产权的绝对保护和相对限制过程,这一过程中公权力不断扩张,公权力双刃剑的特征更加明显。目前,公权力在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对我国农民财产权的保护同样承担重要使命,因此对保护农民财产权的保护必须在厘清公权力与私权利界限基础上,规范公权力主体、内容、程序,保证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的实现。

财产权保护视域中的物业税立法问题研究

税法现代化的目标使得私人财产权的保护视角研究物业税立法问题成为必然,同时亦为税法现代化研究提供了一条可行的路径。保护私人财产权应当成为现代税法所承载的价值目标,亦是物业税立法所应追求的目标。必须通过具体的物业税收制度的设计将抽象的私人财产权保护加以具体落实。为此,应当以受益原则为物业税的主要征税依据,来展开以课税要素为核心的实体法律制度的设计。物业税程序法律制度是保障实体法律制度有效实施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关系到物业税法律制度追求保护私人财产权的价值目标的实现。

财产权保护视域中的物业税实体法问题研究

税法现代化的目标使得私人财产权的保护视角研究物业税立法问题成为必然,同时亦为税法现代化研究提供了一条可行的路径。保护私人财产权应当成为现代税法所承载的价值目标,亦是物业税立法所应追求的目标。必须通过具体的物业税收制度的设计将抽象的私人财产权保护加以具体落实。为此,应当以受益原则为物业税的主要征税依据,来展开以课税要素为核心的实体法律制度的设计。具体内容包括:以房产所有者为物业税的纳税人,由地方在中央统一规定的比例税率的幅度范围内自主选择适合各自特点的税率标准;将城镇居民房产纳入物业税的征税范围,并逐步扩展至农村;在计税依据方向应选择市场评估价值。

股东资格灭失时的股东财产权保护

股东资格灭失,并不消灭与股东资格相应的财产权,而是导致了相应财产权的转移或变化,其实质是财产价值形态的转化,是相关主体财产运作的体现。作者基于这一理念,分析了股东资格灭失时股东财产权保护的原则及基本措施,阐述了公司终止时股东财产权的保护。

对物强制处分中被追诉人财产权保护研究

刑事诉讼中对物强制处分与被追诉人财产权存在冲突,关于对物强制处分与被追诉人财产权保护的制度设计尚存缺陷。应将对物强制处分纳入强制措施体系并建立司法审查程序;细化对物强制处分的实体要件;保障被追诉人在对物强制处分中的知情权;对不法的对物强制处分,应设置明确程序性制裁措施及完善不合理救济方式。

对刑事侦查活动中财产权保护的完善

一直以来,我国刑事诉讼活动中较为注重对被追诉人的人身权的保护,而对"物"的保护较为忽略。文章从"相对合理主义"改革的渐进模式出发,进一步从宪法和刑事诉讼法两个维度构思设计财产权的保护制度,以期能更好地为刑事侦查活动中保护财产权的司法实践提供指导和帮助。

新规定下旅游者人身、财产权的保护

2010年9月最高院审判委员会第149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试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新规定)。本文从新规定中关于安全保障义务、告知警告义务、旅游者自由活动中财产损失以及代保管物品损毁、丢失这四个热点问题进行探讨。

民法典编纂中民族文化财产权利保护研究

民族文化财产具有民法上保护的正当性与特殊性。民族文化财产具有财产利益、人格利益和公共利益三层利益结构。民族文化财产的人格利益,是指其对特定族群的情感利益;民族文化财产的公共利益,是指其对国家社会特有的文化价值。基于人格利益与公共利益的保护需求,对民族文化财产所有权人的使用和处分权利应当予以必要限制。在中国民法典编纂中,应当引入并确立公共地役权的概念,以规制民族文化财产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民族文化财产的可转让性,并完善民族文化财产损害赔偿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