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漕御倭:郑晓总督漕运之政绩

嘉靖三十三年(1554)二月至次年六月,郑晓总督漕运。时漕务久弊,且倭寇入掠,危害漕运。郑晓调兵遣将,筑立城堡,剿御倭寇,又催促户部预处来年漕运、补造运船,以保证漕粮的征收与解运,以及加强瓜洲、仪真守卫,清淤置闸,以保证运河的畅通无阻。嘉靖三十四年(1555),漕粮一百六十七万八千五百四十余石顺利过淮,其余粮米以停兑、改折、存留充饷、缓运等方式处理,所有漕米均未遭到倭寇损毁。郑晓保漕御倭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

清代早中期黄河决溢与治黄保漕的时空变迁述论

清代黄河水患灾害范围之大,几乎遍及河南东部、山东西北部和西南部、江苏长江以北地区。同样,清代每年所需漕粮与明代一样,仰给于江南,京杭大运河的漕粮运输仍是清王朝的经济命脉,自江苏邳州至淮安有近百公里的运道要借助黄河,黄河仍然是漕运能否畅通的重要保证。由于明末清初连续40多年的战乱,黄河堤防失修,河患严重影响到清王朝京杭大运河的正常漕运。乾隆后期,黄河水患日益严重,不得不“借黄济运”,至嘉庆道光年间治河无术,黄河下游河道到了不可收拾的局面,咸丰五年黄河在兰阳铜瓦厢改道东流后,京杭大运河的漕粮运输终于退出历史舞台。

明代中后期黄河治理过程中护陵保漕方略的失衡及影响

明代前期黄河治理以保漕为中心,实行北堤南分的治河策略,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张秋运河的安全,却使黄河中下游河患由河南转向山东、南直隶境内,淮泗地区受灾,明祖陵、凤阳皇陵、寿春王陵开始受到洪水威胁,护陵政策提上日程。护陵政策作为一项政治方针,要确保“龙脉”不损,“王气”不泄,维护皇权威严和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一政策贯穿了整个明代中后期。护陵策略的施行使原有治黄方略不得不做出新的调整,治河者从保漕任务转向护陵、保漕兼顾,从而陷入政治、经济两大掣肘,左支右绌,最终导致河患加剧,治河遭遇瓶颈。区域内的百姓常遭水灾,经济凋敝,流民四起,动摇了皇朝的统治根基。明代中后期护陵、保漕方略影响了黄河治理、经济发展以及民生稳定等多个方面,折射出人文政治因素在治河过程中的重要影响。

明代黄河水患与治黄保漕时空变迁述论

明代黄河几乎无岁不灾,灾害范围之大几乎遍及河南中东部、山东西北部和西南部、南直隶北部。明代前期(1368-1505年)黄河水患主要发生在河南开封府,黄河决口北流的一支既影响到山东张秋运河畅通,也造成徐州以下黄河段水量不足,治黄保漕的重心在于堵住黄河北决,解除黄河水患对张秋运河的威胁;治黄保漕的主要措施是在黄河北岸筑长堤,在黄河南岸疏浚河道,使河水主要行经在黄河故道一线。明代后期(1506-1644年)黄河水患转移到河南、山东、南直隶三省的交界之地,河道在归德与徐州间南北滚动、忽东忽西,形成多支岔流,决口漫溢发生,济宁至淮安间的运道时通时塞;治黄保漕的重心区也转移到此段运河,开挖新运河以避黄河水患与加固黄河下游两岸大堤以"束水攻沙",成为治黄保漕的主要举措。然而,黄河含沙量大的自然属性以及黄河中游水土流失严重的问题,在当时的治河技术条件下,不可能根治黄河水患。有明一代,黄河水患与治黄保漕相始终。

从运漕到停漕:“保漕”视域下明清卫河地位的变迁

明清时期,漕运为“国之大计”,关系着王朝的经济命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漕运的安全仰仗于运河的畅通和稳定充足的水源补给,故作为临清以下河段主要水源补给的卫河,因其在临清与运河交汇,在国家漕运系统中的地位更与国家漕运政策直接相关。综合而言,在“保漕”背景下,卫河经历了从明初直接承担漕运到大运河淤阻时的备选通道,再到清中前期运河的重要水源补给和运送河南漕粮水路的多次转变,这从不同侧面凸显了卫河在保障漕运安全与畅通方面无可替代的地位。清道光五年后,漕粮海运与改折等政策发生重大改变,内河漕运逐渐停止,卫河在漕运中的地位因之而下降,充分反映出卫河地位变迁与漕运政策的关联性。

清代“漕私”治理问题研究

作为一种特殊的依托于漕运制度的行贩私盐的手段,“漕私”的治理是清代整顿漕运制度的重要问题。作为漕运制度与盐政制度的交叉治理问题,清代“漕私”治理制度框架相对完备,而且“保漕”与“治盐”呈表里之势,相互之间有一定的价值层次关系。随着清代社会转型,盐粮市场化的加深,漕运制度渐趋崩溃,日渐细化的漕私控制制度逐渐被架空,“漕私”的治理从保漕的关键变为了漕运系统的资本输入口,加速了漕运制度的崩溃,而这中间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又是如何引发的,值得我们深究。

清代运河衰落原因论析

京杭大运河曾经是中国唯一的运输大动脉。但其运道畅通的维持却一直是历经磨难,举步维艰。大运河自身地理环境的严重制约,注定了其命运多舛;封建政府治河保漕的根本目的导致了对运河治理的失当;河政的腐败使运河走向衰败;太平天国运动加速了运河体系的崩溃。

论京杭大运河恢弘的大水利规划思想与借鉴

京杭大运河是古代中国南北方向唯一的内陆水上交通大动脉,工程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在此从京杭大运河恢弘的大水利规划思想以及水资源的统一管理、优化配置与综合治理策略多个方面进行了讨论。

政策与绩效:清代下河地区水利治理的历史透视

清朝为救治下河民生,对该地区水利进行了近两个世纪的持续性治理,虽取得一定成效,却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下河的水利困局。其原因主要在于保运通漕的政策固守制约了水利治理方略的选择与调整空间,既定治理举措受限于技术、环境及认知水平,难以有效阻止来水排入下河。国家与下河地方缺乏足够的财力用以维系下河水网的周期性疏导,日常化管理中亦缺乏统筹机制以应对各类水利纠纷,更是削弱了下河水网的运作效能。检讨下河水利个案,可见清廷对河运政策的固守欠缺合理性,由此造成的后果则是高额的财政负担与下河经济、民生的巨大牺牲。这就启示我们,在国家施政层面,如果缺乏允当的治理方略,不但无法取得良好的治理成效,甚至可能适得其反,将国家与社会拖入困境。相较于强化治理,适时调整、优化施政方略,也许才是实现国家有效运转的更佳路径。

河务、漕运:《续红楼梦新编》对京杭大运河的书写

嘉庆十年出版的《续红楼梦新编》,总四十回中有一半以上篇幅记叙的是贾府老少爷们及亲朋臣僚勤政立功的事迹,作者有意识地围绕着河务、漕运这等国之要务架构故事情节,塑造人物形象,完成了前书《红楼梦》对贾府复兴的预设。"治黄保漕"、大运河航运等写实性的描写和相关政论的记录,形象地再现了京杭大运河在国家政治和经济命脉中的功能作用,使得小说具备了运河文化的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