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田与重郎与竹内好的中国认识之比较——以“现代的超克”理论为中心

"现代的超克"论作为日本昭和时期最重要的思想之一,显示了日本知识分子有关现代问题的基本思考。而日本浪漫派代表人物保田与重郎与日本优秀的中国研究学者竹内好作为该理论的代表,二者都引入了中国视野,他们的中国认识均有其独特之处。

浅析保田与重郎的“美学思想”

二战时兴起的日本浪漫派席卷了整个文坛。尽管从成立到解体只有三年时间,但日本浪漫派捍卫古典与传统的主张中所蕴藏的奇特的美学思想在战时这一特定时期下,对日本侵略战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战后,日本浪漫派被视为文化战线上的法西斯团体、超民族主义集团。而其代表作家保田与重郎也被指责为最恶劣的右派文士,被驱逐出了文坛。拙论拟以保田与重郎为中心,简析日本浪漫派文学的思想及其与侵略战争的关联。

史迹评骘、雄主回望与“浪漫远征”——保田与重郎《蒙疆》中的“满蒙鲜支”叙事

日本作家保田与重郎1938年的"满蒙鲜支"之旅有着强烈的政治意味。在《蒙疆》中,他拒斥关于战争的客观报道,拒绝国际联盟对侵略战争的束缚,试图通过对日本古典价值的复活、对蒙古式"原始精神"以及"日本精神"的鼓吹等来实现对西方"十九世纪"伦理的否定,但最终其"日本主义"以玄言虚语的堆砌惨淡收场。保田推崇永乐、康熙、乾隆等明清雄主纵横亚洲的开疆拓土之业,呼吁日本对中国放弃"怀柔"而采取强硬态度。在种族根性和艺术品格上,他有意掩饰日本的满蒙侵略造成中国边疆危机的历史因由,将清民之际中国政府"移民实边"的应对措施扭曲、夸大为汉族对周边少数民族的侵略,以此强化"日-满-蒙"共进退的命运连带感;同时,在文化价值上,他又为东亚诸民族做出了"日—鲜/满/蒙—汉"的层级划分,贬低近代中国而抬高日本本土以及满、蒙、鲜等殖民地或亲日傀儡政权地区的文化价值。这种致力于建构"中心的塌陷和周边的隆起"的东亚文化层级的话语行为与战争时期日本"去中心的中心化"的思想建构以及"大东亚新秩序"的政治战略构成了一种相互支撑的关系。

保田与重郎的明治维新及其困境

日本浪漫派代表人物保田与重郎在战后提出了'绝对和平'的理念,并在此基础上倡导恢复以大米耕作为基础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亚洲立场';然而,在写于同一时期的另一篇《明治维新与亚洲的革命》中,保田却以明治维新为起点,重审日本对英美发动的太平洋战争。本文通过阅读这篇文章,试图考察保田接近于'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争议性论述与其'绝对和平'论之间的关联。本文认为,保田并非借助明治维新来为'大东亚战争'进行意识形态辩护,而是通过日本的战败、通过'大东亚战争'所代表的日本帝国主义的破产,揭示明治维新的精神价值及其政治成绩之间的罅隙。

主体、抵抗与革命的潜能——论竹内好的“终末”美学

曰本思想家竹内好因其鲁迅研究而为国内学界所熟知,迄今已经提炼出诸多意在整体把握其思想方式和问题意识的表述,如“文学精神”“文学的方法”“情境中的思考”“虚线的抵抗”等。不过在迄今为止的研究中,很少有论者提到竹内好思想中的“终末观”。强调这一对其思想而言至关重要的视域,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竹内好的文学或美学思想及其背后的政治指向,也能在一个重要向度上使我们将竹内好和另一位与之若即若离的同时代思想家——保田与重郎联系起来并探讨差异,从而更加分明地辨析竹内好在现代日本思想史中的地位。同时,在竹内好的“终末”视角下,处于弱者和被压迫者位置的中国和亚洲,才真正显示出新的政治和革命的潜能,甚至提示重新理解和塑造世界的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