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训》写作年代考

清华简《保训》载周文王临终前以舜、微“求中”事迹勉励周武王。周文王生活在殷商末年,殷商时期虽然不乏关于“中”的文献材料,但这种“执中”的智慧只是殷商众多思想智慧之一,远没有上升到一般价值的高度,因此《保训》不可能作于周文王生前。西周制礼作乐,为何者为“中”提供了制度依据,但仍然没有人从周礼中总结出“执中”思想。《尚书》《国语》《左传》所载西周春秋人士关于“中”的思想言论,多是采用“A而B”“A而不A”“不A不B”“亦A亦B”几种方式,这也从侧面证明了西周春秋时期仍不具备《保训》写作的思想条件。春秋末年的孔子在恢复周礼过程中总结出“礼所以制中”的礼学精神,并从礼学中提炼出“中庸”的哲学思想,子思所作的《中庸》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中庸”学说,至此作为思想方法的“中庸”哲学走向成熟。然而,先秦儒家的“执中”是通过“叩其两端”而得到的“时中”,他们使用“执中”“用中”而从来不用“求中”,因此《保训》不可能是先秦作品。中国封建社会文人恪守“叩其两端”的“执中”本义,《伪古文尚书·大禹谟》使用“执中”,朱熹《中庸章句》使用“执中”“用中”“处中”“取中”诸语。“求中”是现代人的语言。以此推测,《保训》可能是现代人的仿古之作。

清华简《保训》释义

以整理者的严式释文为底本,结合学界的研究成果,重新释读清华简《保训》。在研究方法上,注重运用“二重证据法”,将《周易》《尚书》《逸周书》等传世文献与《保训》相比较,又征引马王堆帛书《老子》、清华简《五纪》等出土文献与《保训》相印证,从思想史、文化史的角度来发掘《保训》的真义,并将之作为章句训诂的依据。《保训》是周文王的临终遗训,文王追述了黄帝之质朴、舜之良善、微之理智、汤之义勇,并将自己所秉持的诚实、公正、宽容、不懈之道传给武王,叮嘱武王要心存敬畏、勤政用贤。《保训》对于中国上古史尤其是思想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据清华简《参不韦》补释《保训》篇的“中”字

清华简《保训》里的“中”学界存在多种说法,均难成定论。清华简新发布的《参不韦》篇出现的“中”可训为“法”,指自然、人类社会运行的法则、规律。联系起来比较,《保训》之“中”也当理解为法则,指自然、人类社会运行的规律,具体而言即统治者借以维护统治的一套规则系统,当包括历法、伦理制度、律法制度等。

《保训》的“中”即“公平公正”之理念说——兼论“三降之德”

《保训》所见四个"中"字,只能理解为治国安邦的重要理念,而无法视其为某种具体之物。"中"作为一种"公平公正"的理念,对应着人间社会与天地万物,是处理族群间矛盾的有效手段。这种理念必须放在与法的制度、法的实践相关的情境中才能理解。从《保训》中,看不出"公平公正"的"中"与追求平衡技巧的"中"以及心学意义上的"中"有直接关系,只能作"正直无私"解。"三降之德"应该理解为"极其恭敬谨慎之德"。

关于清华简《保训》的著作年代问题

关于清华简《保训》的著作年代,不少学者相信它源于西周文本。然而,通过对《保训》的语言特征、阴阳观念、中道思想的比勘分析,可以推定它并非商末周初史官实录的周文王遗言,而是成书于战国前期的托古言事之作。

观念史研究的一个标本——清华简《保训》补释

上古时代社会观念的形成和演变多经历较长的时段,分析不同时段的社会观念的特色,对于认识那个时段的社会思想有重要意义。清华简《保训》为我们提供了关于"中"这一观念从舜到周文王时期的简要演变情况,是不可多得的一个标本式的宝贵材料。《保训》简文的"中"皆文王述舜及上甲微之事时所提到,文王自己并没有直接讲到"中"。文王所述舜时顺民欲、测阴阳为"中",上甲微时得族众为"中",不仅与上古史实颇相符合,也与商周之际正处在由作为实体形态的"中"向作为观念形态的"中"转化的阶段相符合。周文王之时,尚没有"中正"、"中和"之辞,但其发展方向则是要开掘出"中"所蕴含的这些意义。《保训》简文正是有了这种意识而尚未出现"中正"、"中和"词语情况的反映。我们若谓周文王已经有了《礼记·中庸》"致中和"那样的思想,则似失于过早。直到周公的时候,作为意识形态的"中"的观念方正式形成。从观念史演变的角度来审视《保训》释读的难点问题,可能会有较为满意的理解。

清华简《保训》“假中于河”新论

《保训》"假中"之"假"习见于传世文献,是"祭者致神"之义,"假中于河"即通过祭祀"河"得到"中"。"假中于河"之"河"是河神之谓,与传世文献中的"冥"关系密切。上甲微通过祭祀河神来凝聚人心、积蓄力量,并赋予攻打有易的正义性,"假中于河"即通过精诚的祭祀来获得神灵公正的裁决。因此,"中"就是具有公正、正义、公道含义的思想观念,"得中"就是公平、公正地裁决事理。这一点可以结合"中"的功能从汤、舜、尧以及周文王的事迹中得到证明。

丧礼临终之仪与周代遗训遗言——以《尚书·顾命》、春秋“遗训”及清华简《保训》为中心

《尚书·顾命》、《左传》、《国语》及近出清华简《保训》等史料记载了周代的丧礼临终之仪,以及作为"礼文"的"遗训"与"遗言"。从《顾命》到《左传》等所载来看,丧礼临终之仪的实行有自上而下传播的趋势,较之《顾命》所载,春秋时代的遗训书面化、礼仪化特征逐渐减弱,口语化的特点比较突出。对比而言,清华简《保训》是春秋时人根据《顾命》拟写的文王遗训。

《保训》“中道”与桓公霸政

《保训》的中心内容"中"或"中道"既包括"勿淫",又包括利民。它是周代王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桓公霸政既是齐桓公治世思想的主要内容,又是霸政的重要组成部分。桓公霸政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保训》"中道"。《保训》"中道"中的利民思想被桓公霸政所继承,"勿淫"内容则因时代原因被齐桓公所摒弃。这体现了霸政"以力假仁"的特色。但战国学者反思霸政时,认为理想霸政理应包括王道德政内容,即继承《保训》"勿淫"思想。

清华简《保训》与儒家道统说——兼论荀子在道统中的地位问题

清华简《保训》的"中"是指中道。其中舜的故事是从正面讲积极的中,要求在人与人之间确立恰当的准则、原则,以避免彼此的矛盾、冲突,达到和睦相处。上甲微的故事则是从反面讲消极的中,主张应秉持中道,以直报怨,避免冤冤相报、血亲仇杀对部落共同体的伤害。通过舜与上甲微的故事,《保训》表达了儒家的中道政治理念。早期儒家具有强烈的弘道意识,但对于道的认识是开放的,或以仁、礼为道之核心(孔子),或推崇唐虞之道"禅而不专,利天下而弗利"(《唐虞之道》),或重视仁心、仁政(孟子),或推崇礼义之统(荀子),与后世的道统说有明显的不同。由韩愈首倡、朱熹集大成的道统说则是以"仁义——中"为内容的,其中"仁义"是核心,"中"是针对仁义或心之体而言,其文献依据则是所谓的虞廷十六字心传。孔子之后,主要继承、光大"仁义——中"的是曾子、子思、孟子,故得列于道统之中,而荀子、汉儒则被排除在道统之外。根据《保训》及传世文献的记载,中国古代虽然存在一个源远流长"中"的思想传统,并形成中正、中庸、中和等一系列概念,但古代的"中"源于宗教性的礼仪活动,是古代礼学的重要范畴。孔子之后,真正全面继承"中"的传统的是主要是荀子,而非孟子。儒家道统既非朱熹等宋儒构造的"仁义——中",也非历史上曾经存在的"礼义——中",而是二者的结合,是仁学与礼学的结合,儒家之道乃内圣外王之道。因此,统合仁学与礼学,"合外内之道"才是儒家道统之所在。发展仁学,改造礼学,统合孟荀,才能发展出儒家的新道统。

清华简《保训》“测阴阳之物”新论

清华简《保训》问世后,学界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但是,无论在文字的释读、隶定,抑或思想史层面的研究上,都存在较大分歧,实际上很多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本人认为,清华简《保训》涉及古代源远流长的一种方术——气占。殷周时代,卜筮之风隆盛,灼龟为卜问,蓍占为筮问。这两种祷问术数因有殷墟甲骨和《周易》的传世,人们知之甚详。但对于"气占"这一方术了解甚少,清华简《保训》的问世,唤醒了我们对古代这一方术的记忆。换言之,必须从气占视域去分析与评论《保训》"测阴阳之物",才能弄清楚其中的真实含义。气占与天人感应世界观紧密相关,除了人与自然相互影响之外,气占在性质上是一种方术,在某些层面也可以说是一种古代巫术。气占祈求通过某种技术手段,揣摩天心天意,力求做到人事与天意协调一致,期盼天降祥瑞而不是谴告,从而达到天命不移之社会目的。

礼与刑:《保训》文王传“中”的两个维度

清华简《保训》之"中"如果是指一种思想观念,为何上甲微能将它借来借去?如果"中"为某种实物,上甲微将"中"归还河伯之后,为何又能把它传遗子孙?学者尝试把《保训》之"中"解释为"众"或军队,可古文字中没有"中"与"众"通假的直接例证。学者将舜之"中"与上甲微之"中"内涵完全等同的做法也无法贯通《保训》文本的内在理路,《保训》文王传"中"归根结底是把国家大事托付于武王,因此对"中"不应从天文、地理、心性等角度探讨,而应从国家治理层面进行解读。舜之"中"为礼,上甲微之"中"为刑,治国时机、处理矛盾的不同决定了《保训》之"中"的不同内涵。

释中——读清华简《保训》

清华简《保训》述及舜"求中"、"得中",上甲微"假中"、"归中",论者说以中道。借助对有关记载的中、中和、中正、中庸及相关的极、皇极诸概念的比证分析,可知中乃一内涵极为丰富的政治伦理概念,代表了中国古代的治道理想,其义当从三代的河洛文化背景内寻绎。"保训"当读为"宝训",但绝非"珍贵的训诫"。宝者以道为贵宝,其义存于《逸周书·宝典》所记载武王对周公的训谕之中。

“保训”释疑

"清华简"中首先公布的是《保训》篇。这是一篇内容类似《尚书》的珍贵历史文献。李学勤先生有关《保训》的文章发表后,有人对该篇命名提出疑问,并疑及周文王是否有遗训的问题。根据《尚书》及多种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综合考证,证明周文王有遗训是不争之事实;并从周代礼制和"名从主人"的传统出发,可以论证出《保训》命名并无不当。

礼乐文明视野下的清华简《保训》“詷”字新释——以《尚书·顾命》与“内史亳同”为线索

清华简《保训》是“书”类文献,部分记述与《尚书·顾命》相似。《保训》中“詷”的训释与《顾命》中的礼器“同”密切相关。经学家多认为“同”为酒器,但始终未能得到文献或实物的证明。而“内史亳同”的发现证实了“同”为祼礼中使用的酒器。“同”字源于盛放美酒的竹筒,最晚在商代就成为祭祀中的重要礼器。清华简《保训》中的“詷”正是祼礼中的酒器,文本以“詷”指代传“中”的整套礼仪,反映了“中”以及以礼传“中”在周人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清华简《保训》篇真伪讨论中的文献辨伪方法论问题——以姜广辉先生《<保训>疑伪新证五则》为例

关于清华简《保训》的真伪问题,学界争讼已久。本文主要以姜广辉先生《〈保训〉疑伪新证五则》所提出现代造伪说的五条新证据为例,从文献的载体、文辞、文法及思想内容等辨伪角度,对清华简《保训》篇真伪讨论中的文献辨伪方法论问题进行系统论述。

由帛书《易传·缪和》解《谦》卦申论清华简《保训》的“三降之德”

帛书《易传·缪和》解《谦》卦,为申明《谦》卦所强调的谦恭、卑处之思想,每每以舜、禹等圣君之事迹相比附。舜、禹等行事极为谦下、卑处,但最终却能广致万民、君临天下,其手段与结果之间形成强烈反差。由此出发,清华简《保训》的“三降之德”之“降”当理解为“下”或“谦下”,而“三”为虚指复数,故所谓“三降之德”当指舜这样的圣君能多行卑恭、谦下之德。舜之能“降”与尧之“克攘(让)”、禹之苦劳、文王之“卑服”含义一致,都强调卑恭、处下才能成功,传统上多认为这是儒家的所谓“道统”,但道家思想实亦与此多有关联。

对清华简《保训》篇思想的三层解读——由《保训》篇“中”的含义说起

清华简《保训》篇"中"的含义,对理解整篇的思想意蕴有着重要意义。把出土文献和传世材料结合起来,并参照考古材料,可以推测出《保训》篇的"中"保留了"中"的初义,应该是象征着权力的实物,它还具备类似兵符的功能。后来,"中"的实用性逐渐削弱,象征性意义增强。《保训》篇记载的首先是文王叙述舜和上甲微的史事,然后是文王欲通过史事告诫武王要有忧患意识,最后才是儒家及其后学借《保训》这个文本宣扬其德政思想。以三层意义解读《保训》篇,才能不致执泥于"中道"理念,从而避免陷入众说纷纭各有所失有所偏的境地。

清华简《保训》发微

清华简《保训》之"中"应训为"忠","中"与简文的"志"相呼应,"志"训为"德","中"是"恪尽职守,勤劳天下"的品德,"中"是"志"的具体表现。"中"是选拔酋邦首领的首要标准。从尧、舜、禹一直到殷商晚期都非常重视这种品德。

《保训》与西周初期的史鉴思想

清华简《保训》篇对研究西周初期的史鉴思想有重要的意义。《保训》记录了周文王以历史典故教导太子,希望他能够效法舜、上甲微、成汤,最终"身受大命"的训告。文王所传宝训是其治国经历和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以及对当时天下大势的理性认识,是古代帝王乃至统治集团为实现政治的目的而进行的以史为鉴的历史教育的经典模式。《保训》中所反映的史鉴思想,是以新的"天命"史观为中心的,以文武并用得天下的历史经验为基本内容的较为完整的历史借鉴理念,它蕴含了"殷鉴"思想的一些重要内容。《保训》及其史鉴理念构成了从文王到周公史鉴思想发展的完整链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