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G表现的类保险效应研究:基于公共危机事件的准自然实验

越来越多的公司将ESG视为一项公司战略行为,其表现对公司价值产生重要影响。选择以新冠疫情冲击这一突发公共危机事件作为准自然实验场景,基于ESG的保险投资理论探讨了在疫情冲击下,企业过往的ESG表现能否发挥“类保险”的投资效用,缓解疫情造成的价值损失。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ESG表现可以发挥“类保险”的经济效应,缓解疫情对企业造成的股东财富损失,但这一保险效应只在疫情爆发后的超短和长期窗口期中得以凸显,且在长期窗口期更为稳健;(2)资源效应和信息披露效应是企业ESG表现发挥“类保险”作用的两种中介机制;(3)企业ESG表现的“类保险”作用在低疫情风险区域、高客户集中度和低国际化水平的企业中更为明显。研究结果验证了企业ESG行为具备“类保险”的经济效应,能有效缓解疫情对公司经营的不利冲击,为企业加强整体风险管理提供了新的视角。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下企业社会责任的类保险效应——内部控制与机构投资者持股的调节作用

结合利益相关者理论、组织韧性理论和信号理论视角,阐释了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冲击下企业前期社会责任对公司市场价值的类保险作用机理,并分别剖析了内部控制和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前期社会责任与公司市场价值关系的调节作用机理。论文基于2020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事件,采用事件研究法,以中国沪深A股3033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开展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企业前期社会责任与公司市场价值显著正相关;内部控制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在企业前期社会责任与公司市场价值关系中均发挥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前期社会责任对公司市场价值的类保险效应仅在非国有企业样本组中得到经验证据支持;相对于公共型企业社会责任,前期技术型企业社会责任对公司市场价值的类保险效应更为显著。

危机情境下的企业社会责任保险效应与挽回效应研究

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相关数据,通过事件研究方法,探讨了企业在危机事件前后,企业社会责任能否为企业的股东财富分别提供保险效应与挽回效应。研究表明:企业在危机事件之前的企业社会责任存在保险效应,但只有长期企业社会责任才能为股东财富提供保险效应;企业在危机事件之后的企业社会责任存在着挽回效应,与保险效应不同的是,危机事件之后的短期与长期企业社会责任,均能对股东财富产生挽回效应。竞争对手在危机事件之前的长期企业社会责任,对本企业的社会责任保险效应有显著消极影响;竞争对手在危机事件之后的短期与长期企业社会责任,对本企业的社会责任挽回效应均有显著负面影响。

我国的农业保险效应分析及对策研究

近10年来,自然灾害每年给我国造成的经济损失都在1000亿元以上,常年受灾人口达2亿多人次。面对自然灾害带来的后果,农户无计可施,农业产业的发展受到制约,农业保险的基本作用难以发挥。形成该种局面的原因比较复杂,忽视农业保险效应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对我国农业保险效应进行了分析与研究,针对我国农业保险效应不充分的现状提出了建设性的解决对策,为发展我国农业保险事业提供一定理论依据。

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对股东价值的保险效应研究——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该文依托利益相关者理论,以中国资本市场为背景,对由西方学者基于发达市场经验提出的"企业良好的社会责任表现对股东价值具有保险效应"的观点给予了验证,结果表明,在转型期的中国资本市场中,同样也存在该种保险效应,并且只有针对次要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行为才能保护股东价值,而企业规模、企业所在行业的CSR关注度是该保险效应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

社会责任承担、环境不确定性与企业投资效率——经营稳定性保险效应与异质性影响分析

从经营稳定性的保险效应视角出发,实证分析社会责任承担、环境不确定性与企业投资效率三者的内在联系。研究发现,社会责任承担有助于企业降低投资偏离程度,提升投资效率,而且社会责任承担存在保险效应机制,其通过降低环境不确定性促进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同类型企业的社会责任承担行为带来的实现经营稳定性保险效应存在差别,进而对企业投资效率存在异质性影响,具体表现在社会责任承担对家族企业、非国有企业的作用效果更强。基于企业融资约束与经营风险差异的异质性影响发现,低约束组、低风险组的企业社会责任承担行为对其提高投资效率的影响更大。社会责任承担行为通过信号机制与声誉机制改善融资约束水平进而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效应较小,更多地通过为企业赢得广泛的社会网络和丰富的政治资源、降低外部经营环境不确定性而提升投资效率。而企业经营风险的差异导致社会责任发挥作用的成本以及资源的配置发生了变化,反而加剧了企业自身的负担,使得高风险组企业社会责任承担行为的保险效应失效。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股价崩盘风险--基于信息效应与声誉保险效应的路径分析

本文从企业信息不对称和投资者情绪两个角度探讨了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形成机理,并以2009-2014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别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信息效应和声誉保险效应两条路径考察了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未来股价崩盘风险显著负相关,说明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降低了未来股价崩盘风险。对影响路径的分析发现,社会责任信息同时通过信息效应和声誉保险效应降低股价崩盘风险,但声誉保险效应占据主导地位。在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以上结论仍成立。拓展分析表明,自愿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相对于应规披露,对股价崩盘风险的约束作用更强,且上述关系在企业违规这一特定情境下仍成立。本文不仅丰富了企业股价崩盘风险形成机理的理解和分析范式,为股价崩盘风险的预防提供了新的经验支持,对于深入理解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也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多元化能否产生共同保险效应——中国的经验证据

共同保险效应理论是解释企业多元化行为的重要理论之一。以往的研究表明中国上市公司多元化与负债比例正相关,说明中国公司多元化经营有可能会产生共同保险效应。然而,基于中国上市公司2000-2006年的有关财务数据,通过截面回归与平衡面板数据模型回归研究表明,在扩展样本期间和控制住相关变量后,中国上市公司多元化行为和资产负债率的上升间不存在明显关系,多元化产生的共同保险效应是微弱的。因此,共同保险效应无法解释中国上市公司的多元化行为。考虑到多元化还会带来企业盈利能力的下降,中国上市公司多元化过程很可能是对债权人和投资者的一种利益侵害方式。

企业社会责任、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融资约束——基于社会责任“累积-保险”效应的研究视角

综合运用2009-2017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通过长、短期社会责任的影响对比,考察了在面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冲击时,企业社会责任对融资约束的影响效应,并论证了不同政策不确定程度下的效应表现机理。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具备"累积效应",长期社会责任的融资约束缓解作用强于短期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也具备"保险效应",会显著削弱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加剧融资约束的程度。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累积效应"仍然存在,且会因长期社会责任"保险效应"加强而得到强化。不同产权性质下:国有企业的融资约束受政策不确定性影响较小,且"双效应"更稳定;而非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更强,但受经济政策冲击更大。研究揭示了企业社会责任对融资约束的积极效应,呼吁企业应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并值得长期坚持。

保险还是补偿?政府主导的企业社会责任对负面记录的应对机制

精准扶贫是政府主导的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形式之一。为探索负面记录对于企业长短期绩效的影响,以及企业在不同时间参与不同类型的精准扶贫对企业应对负面记录的影响,基于资源基础观和合法性视角,以2016—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展开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负面记录对企业长期、短期绩效均会产生消极影响,而参与精准扶贫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种消极影响;企业出现负面记录之前参与的精准扶贫和出现负面记录之后参与的精准扶贫分别通过“保险效应”和“补偿效应”削弱了负面记录对于企业绩效的消极影响;不同类型的精准扶贫(慈善型和整合型)对负面记录与绩效的关系起到的调节效果有所差异。本研究为企业应对负面记录等危机以及积极协助政府助推社会长远发展提供了启发和参考。

农业保险需求与效应分析——基于山东省农户的问卷调查

通过对山东省800农户农业保险的问卷调查并采用筛选法发现,养殖规模越大、农业收入占比越高和单位损失越大的农户参与保险的积极性越高,说明农户的经济能力直接影响农业保险的需求,而目前的高费率、保险意识淡薄是农业保险难以大规模开展的原因;购买保险后增加要素投入的意愿较为明显,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农业保险有助于提高农户种植积极性。进而得出结论,目前需要加大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支持力度,促进农业保险快速发展。

企业研发投入具有“类保险”效应吗——基于新能源汽车骗补事件

2016年9月8日,我国新能源汽车骗补调查结果公布,引起社会广泛关注。采用事件研究法对涉事企业进行案例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以123家新能源汽车上市企业数据为样本,探究企业研发投入与事件窗口期内累计超额收益率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在事件窗口期内,资本市场对涉事企业普遍作出消极反应,而研发投入强度不同的涉事企业受到的消极影响程度存在差异;骗补事件对新能源汽车产业产生溢出效应,资本市场对该产业反应消极,但企业研发投入能够减轻资本市场消极反应的影响,具有“类保险”效应。结论对于企业科学制定研发战略,行业协会、政府、公众等有效督导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全面履行社会责任具有参考价值。

中国医药制造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与竞争力水平——承担社会责任是“纾困保险”还是“成本负担”?

聚焦中国医药制造业,探讨技术创新投入、社会责任承担与企业竞争力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以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技术创新投入对企业竞争力的提高具有正效应,企业社会责任承担行为增强了这一正向作用。企业社会责任承担行为的这种增强效应仅在小规模企业、民营企业、高风险企业以及高不确定性企业中发挥作用。社会责任承担更多地发挥纾困效应与保险效应,正向调节技术创新投入对企业竞争力的促进作用。高水平的内部治理和外部监督有助于发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带来的积极作用。鉴于此,企业应当建立起长期的战略性社会责任观和科技创新发展观,政府应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激励企业加大技术创新投入,进而更好地提升企业竞争力水平。

“老有所养”能促进农村中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吗——基于社会养老保险的视角

基于2013—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实证检验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对农村中老年人生理健康和精神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对农村中老年人的健康效应,主要体现在精神健康的保障上,对生理健康的作用有限。在“心理保险”和“经济保险”效应下,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对缴费人群和领取养老金人群的精神健康均产生积极效应,其中对领取人群的抑郁缓解效果更强。机制分析发现,尽管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会通过提高子女异地生活的概率、减少子女探望关怀对农村中老年人的精神健康产生不利影响,但还会通过增加食物支出、子女转移支付及劳动供给改善其精神健康。据此,建议完善缴费激励机制,推进家庭养老支持政策,发展社区养老互助模式,充分发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在保障居民健康福祉的积极作用。

企业集团债券集中管理与信用利差

如何有效防范化解债券信用风险是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和稳定的关键。企业集团对债券发行采取集中管理能否发挥规模优势、实现为债券“增信”,从而更好地降低债券信用风险?本文以2008—2020年A股上市企业集团发行的公司债、企业债和中期票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债券集中管理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研究发现:债券集中管理能够显著降低信用利差,证实了“收益效应”起主导作用。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基本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地,机制检验发现债券集中管理通过“共同保险效应”与集团声誉的渠道影响债券信用利差;异质性检验发现在民营企业、融资约束较高、母—子公司制度距离较小的公司,以及债券没有担保条款、信用评级较低、承销商声誉较差时,债券集中管理对债券信用利差的抑制作用更强。本文研究阐明了债券集中管理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机理,拓展了内部资本市场和集团负债管理的研究范畴,为企业集团债券发行与信用风险管理提供经验借鉴,亦对于如何化解债券市场信用风险,促进实体经济稳定发展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信用风险缓释工具助力民营企业融资分析——以珠江投管为例

文章以珠江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江投管”),对信用风险缓释工具在助力民营企业融资中的积极效果和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发现信用风险缓释工具的引入产生的保险效应和信号传递效应增强了民营企业的债务融资能力、降低了融资成本,是纾解民营企业融资难题的有效途径,但是在信用风险缓释工具应用过程中存在标的主体覆盖面窄、地区发展差异大、易形成过度依赖等问题。为此,文章从调动地方性金融机构创设热情、培养债券发行主体主动意识、加强债券投资者保险意识教育等方面提出建议,以期为更好建设信用衍生品市场、助力民营企业融资提供参考。

中国退休制度设计:基于激励、保险和再分配效应的研究

完善我国退休制度一方面需要加强退休制度的弹性设计,另一方面需要根据老龄化进程动态合理地设定退休制度的核心要素。通过一个内生退休模型,研究发现我国最优退休制度设计关键是把握“两个原则”,处理好“三个效应”。原则一是在效率方面注重“激励效应”和“保险效应”的平衡,既要激励老年劳动者提高劳动参与率,还要避免过度削弱保险功能导致退休前后待遇差距过大。原则二是公平和效率的平衡,在制度设计和延迟退休年龄中关注“再分配效应”。理论模型和实证模拟论证发现:对外生不可控因素导致的退休行为仍应当采用完全灵活退休制度以实现保险功能;目前“一刀切”的法定强制退休制度虽然具有激励效应,但由于老年人劳动意愿和能力的异质性,已经造成了福利损失,有必要加强弹性设计;从再分配效应来看,随着退休年龄延迟,应提高提前退休期间的待遇水平以防止劳动力市场弱势群体利益受损;当前最具价值的改革是引入延迟退休待遇,即允许劳动者一边正式工作,一边领取部分养老金。

捐赠行动、利益相关者预期与企业绩效——基于锚定假说的实证研究

针对企业捐赠行动的研究虽然具有多维性,但都忽视了利益相关者预期的作用,更没有注意到这会使得企业捐赠的效果与初衷相背离。利益相关者预期一旦形成,以往的捐赠行动会形成“目标锁定”,导致利益相关者对企业开展更严厉的审查。在锚定假说的基础上,纳入同行以及历史两重因素计算并验证了利益相关者预期的存在,并把这一预期放入社会责任领域经典命题“做好事是否有好报”的框架内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在一种强烈利益相关者预期的情境下,捐赠行动未必会带来正向的企业价值;捐赠行动的有效性依赖于利益相关者预期所形成的社会参照点,且这个参照点随着时间和行业的变动而不断漂移,这同时解释了“为什么企业以为捐赠数量足够但往往结果与初衷相背离”的现象。

“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研究

机构投资者持股影响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究竟是“兼济天下”还是“独善其身”?利用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出于“独善其身”的行为动机最终实现了“兼济天下”的效果。第一,机构投资者持股总体上可以促进企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以“兼济天下”;第二,迎合社会需求和获取类保险效应以“独善其身”是机构投资者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主要内在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在促进企业履行不同维度的社会责任方面存在非均衡性;同时,相比于交易型机构投资者持股,稳定型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且这一正向关系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

保险业就业效应的微观基础和传导机制研究

习近平主席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是一国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保险如何从微观企业层面促进就业水平的提高,是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重大谜题之一。本文尝试从风险管理、信用担保和资金融通等渠道,对保险业就业效应的微观基础和作用机理进行理论解释;并基于劳动力市场上的搜寻匹配模型,运用2012~2016年我国548家A股非ST企业的微观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企业保险费用每增加1%,将间接带动企业就业水平提高0.459%。分所有制性质看,相对于国有企业,保险对民营企业的就业拉动效应更显著。从保险业就业效应的内在传导机制看,保险可以通过提高企业的融资能力,扩大生产规模进而带动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