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保险素养对其保险消费行为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实证分析

保险是中国支农体系的重要部分,作为社会保险的有效补充,商业保险在民生改善中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项目(CFPS)数据,利用Probit模型实证研究保险素养对农户保险消费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农户的保险素养影响其保险决策,且呈现正相关关系。(2)婚姻状况、家庭人口数、自有车辆、年龄增长、党员身份能显著提高农户保险消费的意愿,而自有住房、健康状况、男性性别则产生负向影响。

风险态度、金融知识与家庭商业保险消费——基于CHFS数据的研究

文章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研究风险态度、金融知识对中国居民家庭商业保险消费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越偏好风险的居民家庭购买商业保险的可能性越大、保费支出越多;风险态度一方面直接影响居民家庭的商业保险消费,另一方面通过金融知识间接影响居民家庭商业保险消费,但前者发挥主导作用。缓解内生性问题与进行稳健性检验之后,结果仍然显著。异质性研究表明,风险态度对城镇的影响显著高于农村、对一线城市的影响显著高于非一线城市。文章为了解风险态度对居民家庭商业保险消费影响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为构建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商业保险市场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对策建议。

陕西保险消费者满意度调查报告(2022)

陕西省保险学会第六次调查结果显示,陕西保险消费者对行业整体满意度较高,但与2020年调查结果相比略有下降。消费者对车险理赔总体满意度较高,对人身保险产品后续服务满意度良好,但低于行业总体满意度。建议保险机构积极转变发展方式,升级客户服务理念,构建长效育人机制,不断提升企业竞争力,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且多元化的保障需求。

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规制探析

在我国目前的立法中并没有对保险消费者有明确的定性,但是保险商品和保险服务日益成为人们消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对保险消费者的立法保护仅存在于《保险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针对性保障的法律机制不够完善,对于保险机构的监管不够到位。本文从保险消费者保护的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入手,提出相关制度保障,对其权益进行各方面的保护。

保险消费与经济增长实证

实证分析表明,保险消费对经济增长具有拉动作用,其拉动系数呈明显的迅速增长之势。目前,我国保险消费的空间还十分巨大,如何扩大保险消费,使潜在的保险需求转化为现实的保险需求,对于促进我国经济稳步健康地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重庆保险消费的实证分析与对策研究——基于沪渝两市的对比分析

本文采用边际保险消费倾向指标,运用Logistic模型,对沪渝两直辖市的保险消费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沪渝保险业整体差距甚远。为了拓展重庆保险消费,结合重庆保险业的现状,重庆应加快经济建设与城乡统筹规划,提高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拉动重庆保险消费的有效需求;重视诚信建设,优化市场环境,实现重庆保险业的和谐发展;努力推进保险产品的创新,打造重庆的特色保险;加大保险的宣传力度,努力提高公众保险意识。

“保险消费者”概念辨析

保险消费者"概念问题的实质,即将《消保法》作为保险相对人保护自身权益的法律依据之一。其理论基础为,外部性、自然垄断、信息不对称等《消保法》的立法缘由在保险领域中同样存在。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宜纳入保险消费者的范畴。主要目的可以作为区分保险消费者与投资者的标准。保险消费者包括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

论我国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之完善

随着消费者保护运动的发展,保险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日益受到重视。我国《保险法》因无保险消费者的规定,很难超越现有规定而加大对处于消费者地位的投保人、被保险人的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关于消费者范围的界定与法律适用的规定,导致保险消费者无法受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保护。为保护保险消费者的利益,应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完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立法;在《保险法》中增加保险消费者的相关规定。在保险案件裁决以及保险监管中,应突出消费者保护的理念,从制度层面完善对保险消费者这一弱势群体的保护。

保险利益制度的缺陷及其立法完善——从保护保险消费者角度的思考

保险利益制度有效地防范了保险消费者风险,但在我国却诱发了保险人欺诈。我国现行保险法规定导致的保险利益认定上的实质不公平,是保险人欺诈的制度性原因。我国应从立法上完善保险利益制度,规定保险人承保时承担确认保险利益是否存在的审查义务,加重保险人恶意承保的法律责任,防治保险人对保险消费者的欺诈。

保险消费者权利保护的法律路径分析

该文根据投保人结构中组织体占优、保险产品信息分布不均匀及投保目的具有综合性、弱势地位判断的信息占有标准等保险消费特征,界定保险消费者的内涵和外延。在此基础上,按照国家、社会和个人相互关系的研究范式,提出保险消费者权利分别具有人权属性、经济法属性和私法属性,这些属性决定了保险消费者权利保护的法律路径包括私法路径和经济法路径。

收入水平对居民保险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65个国家(或地区)的实证分析

实证分析表明,人均收入水平较低和较高的国家(或地区),居民的边际保险消费倾向较低,而人均收入水平居中的国家(或地区),居民的边际保险消费倾向较高。这一结论,对于扩大我国居民当前的保险消费具有重要的启示。

互联网视角下的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

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当下,我国互联网保险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不论是学术界、媒体还是互联网用户,其对互联网保险及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话题的关注度呈现出渐进增长的趋势。传统保险业在与现代通信技术动态融合的过程中,亦衍生出动态的新兴风险,这些风险对保险消费者的权益造成一定的损害。同时,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个人信息安全和数据安全越来越引起国家、社会和个人的重视。所以,在对互联网领域保险消费者的概念进行辨析的基础上,分析保险消费者信息安全等问题并提出互联网背景下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对策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我国居民保险消费市场探析

目前我国居民保险消费市场前景广阔 ,但经过1996 -1997年连续高速增长后 ,1998年以来 ,一直处于中位调整 ,1999年更是陷入了低迷状态。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本文主要从影响居民保险消费市场发展的供应和需求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并提出了开拓保险消费市场的对策。

基于不同消费者群体的保险消费实证分析——以杭州市民为典型分析案例

消费者的保险消费理念、消费行为是影响保险需求、保险业险种开发和设计的决定性因素。保险消费研究不仅对保险经营者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还可以为政府监管部门和相关投资机构进行保险行业分析提供基础信息。本文通过对杭州市民保险消费现状的实地调研,结合多元统计方法将保险消费群体聚类,在充分了解不同消费者群体的消费特征、需求差异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不同消费者群体的保险经营策略建议,以期对保险企业和政府监管部门提供有益的决策参考。

保险消费领域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障碍及排除——以保障型保险消费为视角

惩罚性赔偿在保险消费领域适用的过程中,存在理论、制度、司法适用及保险市场发展诸多方面的障碍:从保险法理论角度,惩罚性赔偿违反损失补偿原则,且保险交易过程中信息不对称的弱化致使惩罚性赔偿制度无适用空间;从法律制度角度,保障型保险消费者主张惩罚性赔偿的法律依据不足;从司法适用角度,司法审判人员倾向于保守审判;从保险市场发展角度,惩罚性赔偿加重保险机构及投保人负担,不利于保险市场稳定发展。经论证,各方面障碍排除路径如下:从保险法理论层面来看,信息不对称仍存在于保险交易过程中,保险消费者需要惩罚性赔偿制度对其予以倾斜性保护。损失补偿原则与惩罚性赔偿制度能够有机结合保护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从法律制度层面来看,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可以作为保障型保险消费者提起惩罚性赔偿的法律依据。从司法适用及保险市场发展层面来看,保险消费领域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负面激励功能能够在市场、制度和规则的共同作用下有效化解。

从国外金融教育看我国保险消费者教育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过后,国外金融教育得到了政府的充分重视。金融教育战略的设计对国家政策的重构有着越来越广泛的联系和协同作用,特别对金融部门和金融监管部门的重构有着显著促进作用。本文系统介绍了经合组织国家金融教育发展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保险消费者教育的现状,提出了完善中国保险消费者教育的政策建议。

论保险消费心理及其经营对策

保险消费行为受人们求平安防灾心理、趋时从众心理、侥幸运气心理、逆向选择心理、贪图便宜心理等心理动机的驱使和支配。保险公司应认真研究和分析人们的各种保险消费心理,在准确把握人们保险消费心理的前提下,细分目标客户,以便采取不同的营销经营策略。

保险消费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构建

保险消费纠纷的专业性亟须针对性的解决机制。传统的诉讼、仲裁、调解方式各自执事,整体性及系统性欠缺,导致纠纷解决成本高昂、执行力弱、难以保护保险消费者利益的困境难以突破。探索建立保险消费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针对保险消费纠纷的特性,结合现行法律框架下的程序机制,为保险纠纷解决提供专业、权威的途径,实现诉讼、仲裁与调解三者协调配合的对接解决机制,保护保险消费者的权益,促进保险业的健康发展。

保险行业主动引领保险消费理性发展探索

当前中国保险消费市场存在着诸多的误区及非理性行为,保险行业对保险消费理性发展的引领既重要又迫切。保险消费非理性行为的原因及其危害是:由于保险产品自身的特性,导致保险消费动力不足;保险消费者对风险认知不够,导致保险消费水平不高;保险市场产品设计的雷同导致产品缺乏竞争力;销售误导行为导致消费者盲目购买保险产品,造成保险行业的信任危机;保险产品设计结构失衡严重背离保障功能等。保险行业要从产品开发方向、人员素质提升、强化消费者教育、改变营销激励机制侧重点、改革行业考核机制等方面,主动引领保险消费理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