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保险解除权与合同撤销权之竞合困局与解决进路

投保人一旦实施欺诈,违反如实告知义务,保险人依《保险法》行使保险解除权还是依据《合同法》行使合同撤销权,在理论上一直存在"排除模式"与"选择模式"的争议。文章剖析了保险解除权与合同撤销权竞合困局形成的原因,并对各国立法及理论学说进行梳理与分析,结合我国立法现状与国情,对竞合困局之解决提出立法建议与完善路径。文章认为,我国《保险法》应专款规定"欺诈性投保行为"条款,并调整保险合同法定解除事由的范围。

人身保险合同投保人法定解除权研究

文章通过对保险实务过程中的一些具体问题的讨论,对人身保险合同①解除权立法进行了探讨,指出现行《保险法》对投保人法定解除权规定上的缺陷。并建议从保险合同是为被保险人利益订立的合同这一基本立场出发,考虑投保人解除权对被保险人利益的影响,重新认识法定解除权性质,文章最后从《保险法》修改角度提出了建议。

保险解除权与合同撤销权的竞合适用——兼谈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征求意见稿第10条

投保人故意或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保险人享有解除权,该解除权受到二年不可抗辩期间的限制,即保险合同成立二年后,保险人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行使撤销权,应当根据投保人故意或重大过失区别对待。在投保人重大过失导致保险人重大误解的,适用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原则,保险人不得行使撤销权;在投保人故意导致欺诈的,因故意导致的解除权和欺诈撤销权在法律效果上并不排斥且相互补充,各为独立之请求权,不属于特别法优于一般法情形,保险人有权行使撤销权。但基于保险人的优势地位,司法实践中应当区分一般性欺诈和恶意欺诈,对基于欺诈的保险撤销权予以严格限制并从严审查,避免保险人撤销权的滥用。

大数据背景下保险人合同解除权的制度重构

大数据时代的技术进步深刻地改变着保险交易双方的信息力量对比,降低了保险人对投保人信息披露的依赖程度。保险法律制度面对技术进步带来的变革,需要合理配置保险交易注意义务的结构,加强保险人的信息核查义务,限制保险人合同解除权的滥用,以实现保险交易双方权利和法益的再平衡。

论保险人解除权的行使限制——以《保险法》第16条第3款的解释为视角

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与保险人的解除权均受到最大诚信原则、对价平衡原则的检视。不可抗辩条款的价值基础和规范目的在于防止保险人滥用解除权损害投保人及被保险人权益。因而在合同订立过程中及之后二年内,保险人应当主动开展核保调查,否则应承担合同订立超过二年或知道解除权超过30日解除权消灭的不利后果。如果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违背如实告知义务,不论是否存在欺诈情形,不论保险事故是否发生于合同订立之日起二年内,均应严格按照《保险法》第16条第3款的文义解释。

论投保欺诈行为的法律规制——以保险人解除权与撤销权的适用为视角

对于投保欺诈行为的规制,在保险法上可以适用保险人解除权,在合同法上可以适用撤销权,二者行权方式、除斥期间、法律效果均存在差异。对于二者的适用,学理上和实践中素有排除适用与选择适用之争。基于保险法中最大诚信原则与对价平衡原则的考量,投保欺诈行为的法律规制有其法理基础。出于定分止争之目的,对于投保欺诈的法律规制,在立法论尚无可能之际,可以依解释论路径赋予保险人选择适用的权利;在立法论可能之时,可以依立法论路径完善不可抗辩条款适用的除外情形。

从司法解释三谈投保人合同解除权继承问题——基于以被保险人为中心的价值选择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的意见征求稿中对投保人合同解除权的可继承性予以了确认。但意见征求稿中的相关规定在实务操作中可能将导致一系列问题,同时也可能违背已故投保人的真实意愿。在"以被保险人为中心"的基础上,确定保单现金价值归被保险人所有,对继承人继承投保人地位加以条件限制,能够公平合理地处理保险合同解除权继承问题,从而在最大程度上保障被保险人的利益,更好地发挥保险的保障功能。

论保险合同解除权与民法中撤销权之竞合

保险合同设有告知义务,投保人故意或重大过失违反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做出承保决定或者提高保费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那么撤销权及解除权将会表现出竞合。从根本上看,合同法及保险法都属民法,如果双重权利表现出竞合那么注重维护善意一方主体,保险法设定了各类救济。尊重自治,法律应能设定竞合要件、背景以及效果。本文主要分析了保险人解除权与撤销权如何发生竞合以及权利竞合的处理办法,旨在为相关人员在实际运用中提供参考。

保险法解除权与民法撤销权制度竞合的体系规整

在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时可能发生保险法上解除权与民法上撤销权的适用选择问题。两者之间并非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其构成要件部分交叉,属于两类法律制度的竞合,此时应通过体系解释与价值权衡划定各自的适用空间。其一,当投保人一方故意违反如实吿知义务时,保险人除了可以依据保险法解除合同之外,还可以根据民法上的欺诈规定撤销合同,这是遏制投保人一方道德风险的必要举措,以及维持风险共同体存续与内含了私法全部价值的诚信原则的当然要求。况且,禁止保险人于此时行使撤销权亦无法阻止其通过缔约过失责任、纯粹经济损失赔偿等路径寻求救济。其二,当投保人一方因重大过失违反如实吿知义务时,保险人仅可解除合同,而不得依民法上的重大误解规定撤销合同。这是因为彼时投保人的行为能否同时构成重大误解并不确定,且此种解释能适配投保人故意违反如实告知义务时的撤销权适用规则,有利于保险法和民法的体系规整,亦不会导致部门法之间的冲突。

论人寿保险投保人破产时债权人与受益人的平衡保护

保单现金价值强制执行的研究为分析保单现金价值是否构成投保人的破产财产提供了基础。司法实践中,主张保单现金价值归属于保险人的少数见解并无说服力,法院将投保人行使解除权作为保险人给付保单现金价值所附条件的解释不具合理性。若投保人放弃了变更受益人的处分权,保单现金价值就属于受益人所有。人寿保险合同的财产合同性质使其不会受到人身专属性的限制而无法被归入破产财产。投保人被法院宣告破产后,破产管理人可行使保险合同解除权将保单现金价值纳入破产财产。以平衡保护受益人利益为目标的介入权制度体系是以《民法典》上的第三人代为履行制度为依托,且在立足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仍有必要借鉴德国法关于介入权主体、介入期限的规定。

因果关系不存在抗辩与保险合同解除权行使

法律上因果关系的认定是依据社会通念和普通价值观,对特定事项是否与结果有关联性作出独立性判断。保险法上因果关系不存在抗辩制度中的因果关系应以相当因果关系为准则,司法实务中应当以裁判者观点决定未据实告知事项与保险事故间有无高度可能性。宽松因果关系系取决于保险事故发生前未据实说明事项与保险事故的概率,而相当因果关系则是取决于保险事故发生后,以事后客观第三人角度观察未据实说明事项与保险事故之关联。即依普通人智识经验判断,通常均有发生同样损害结果可能者,该行为与损害之间即有因果关系。

欺诈投保下保险人之撤销权探析——基于2014—2017年40件司法判例

自2009年"不可抗辩"条款的法条化后,保险实务中关于投保欺诈问题,是否适用《合同法》之撤销权即产生巨大争议。本文从法理角度论述在欺诈投保下,合同撤销权与解除权不构成法条竞合,且合同撤销权的适用不仅未与保险法"不可抗辩"条款的立法目的相悖,而且有助于法体系之统一,不能以"不可抗辩"条款来排除合同撤销权之适用,并应对保险合同撤销权的具体行使进行规制。

论保险法上不可抗辩条款的法理基础——以不可抗辩条款的价值嬗变及实质为视角

保障被保险人、受益人利益是不可抗辩条款价值嬗变的价值目标和发展趋势;对保险人合同解除权、拒赔权的限制和保障被保险人、受益人利益是不可抗辩条款的实质;以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为基础,以对保险人和投保方之间的利益及保险业和社会整体利益进行衡平为手段,以保障被保险人、受益人利益为价值目标,是不可抗辩条款的法理基础。

维护期待权——对被保险人、受益人维持利益的研究

被保险人、受益人所拥有的保险合同维持利益与保险人、投保人的保险合同解除权之间存在着巨大矛盾。作为合同中受保障一方,被保险人、受益人可采取必要措施来维护自己的维持利益。同时,保险人、投保人的手中的合同解除权也应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论我国《保险法》中的不可抗辩条款及其适用

我国新《保险法》正式引入了不可抗辩条款,这将对我国保险业务的经营产生深远的影响。但我国对不可抗辩条款的立法比较粗糙,对其司法适用并没有设定具体情形,在保险实践中容易引发争议。立足不可抗辩条款的制度价值,通过考察国外立法规则,对我国保险法上的不可抗辩条款的具体适用做进一步探讨,以期能对该条款的司法适用有所裨益。

以形成权限制法理研究不可抗辩条款

形成权限制理论围绕着形成权行使的控制,形成了一系列富有内在逻辑的制度,从而对解除权、撤销权等形成权的行使实现法律矫正。本文试图将保险法上的不可抗辩条款,纳入传统大陆法的形成权限制理论进行研究,指出源自英美法的不可抗辩条款,乃对保险人解除权的限制,在制度设计上,应当遵循形成权限制的法理。包括应当以除斥期间为中心限制保险人解除权,忽略知晓、欺诈及保险险种等因素的影响,避免法理认识上的混乱。在确立不可抗辩条款的同时,应当明确无效合同、被保险人生存和未缴保费等事项与不可抗辩条款的适用无关,特别解约权亦并不与不可抗辩条款相冲突。在不可抗辩条款的具体设计上,可根据险种的不同、投保方主观状态的善意、恶意区分,设置不同的除斥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