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投信仰与城投债的定价

探讨了如何估计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发行的城投债的隐性担保问题。尽管新的《预算法》规定“地方政府不再为任何机构提供担保”,但城投债的市场价格表明,投资者仍然相信地方政府会为城投债提供隐性担保,即存在所谓的“城投信仰”。将城投信仰定义为市场价格中所隐含的“政府为城投债提供担保的概率”,分析了政府提供担保和无担保两种状态下的城投债价格。利用期权定价理论给出了考虑城投信仰的城投债定价公式,并给出利用城投债交易价格数据测算城投信仰的方法和实例。本文的方法基于城投债的产品层面而非行业层面,在城投信仰面临分化的情况下,可更深入地研究政府隐性担保对城投债价格的影响,有助于更理性地看待和评价城投债的隐性担保问题。

让“人是目的”成为伟大的政治信仰——关于人工智能与政治传播关系的省思

人工智能治理问题已经成为国际政治传播层面的重要议题,围绕人工智能的治理问题,已经开始形成基于不同政治制度和治理理念的“国际政治话语”。人工智能的应用和发展,其作用和影响已经超越人类社会的经济、文化、科技、军事及衣食住行,深深地植入了维护人类社会正常运行的“政治”的深处,亟须我们从“政治”的角度予以关注。人工智能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多维度、多层面的“福祉”;但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应用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伦理层面的道德担忧、哲学深度的精神担忧和政治层面的自由担忧。现在学界业界对人工智能的负面风险已经开始预警,化解风险的种种“对策之道”也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最有效的“方略”应该是:树立人类对人工智能的正确认知,在认知观念上坚定地为人工智能立“道德之法”,立“政治之法”,立“哲学信仰”。

从传说到信仰:论河西走廊平天仙姑信仰及其在内蒙古高原的传播

传说反映了人们对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一些重大事件、产生过深远影响的人物的集体记忆,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历史真实。西汉时期,修道者在河西走廊临泽县板桥一带募化建桥,是仙姑故事的原始素材和历史真实。只是在后来的发展演变中逐步形成了以“仙姑原型”为蓝本,富有神奇色彩的民间传说,并在传说的基础上不断神化仙姑,最终形成了平天仙姑信仰。平天仙姑信仰是产生于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板桥一带,而又广泛流传于河西走廊黑河流域的民间信仰,是河西走廊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环境下多元文化共生共融的产物,是各种信仰文化融合的产物,既能够满足农耕民族,又能够满足游牧民族信仰需求。平天仙姑信仰借助河西走廊的地缘优势,通过民族之间的交往互动在周边邻近内蒙古高原民众当中有了较为广泛的影响。平天仙姑信仰在内蒙古高原民众当中的传播、影响实际上是长期以来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影响力、辐射力的一个缩影和侧面。从文化层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对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的认同。

哈尼族民间信仰舞蹈的表现形式、文化内涵与社会功能

哈尼族民间信仰舞蹈是哈尼族传统舞蹈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哈尼族传统舞蹈的缘起,没有哈尼族民间信仰舞蹈就没有哈尼族传统舞蹈。由于哈尼族支系繁多、居住分散,因而各地哈尼族民间信仰舞蹈的舞名、舞种、表现场域和表现形式等有所差异,但它们所表现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功能是一致的,既具有积极追求理想生活与实现人神合一的理念、浓郁的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意识、强烈的生存与发展的意识和意志等文化内涵,也具有祭祈奉祀语言、娱人悦神崇祖、顺势向上功利等社会功能,在哈尼族传统文化发展和传承中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信仰之价值及其检视反思

信仰是人生具有重大意义的精神问题,信仰的本质是一种价值信念,涉及人的信念、理想和灵魂态度。它源自人的内在心灵需求,为人们提供生命的价值意义和心灵的自我超升。信仰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具有如下特性和价值:信仰是价值观的灵魂,具有道义追求和道义价值,具有主导引领价值,具有凝聚包容之价值和激励召唤之动力价值。对信仰应当进行分辨、审查和反思,以决定自己的选择弃取。必须勇于思考,崇善自由自觉的思考,崇善“无证不信”“知行合一”,即要讲求务实性、实事求是的原则,将信仰的基础建立在事实和客观真理的基础上,用自由和独立的思想塑造自己的独立人格,武装自己的精神世界。

现代信仰和信仰体系的两条绝对之路——以“知识-信仰”框架为分析契机

理性的知识原则和信仰的良心原则是推动现代性的两大核心原则,两者分别表达了理性的普遍化诉求,以及现代人的绝对个体化和主观化诉求。“悬置知识,为信仰留地盘”是这两条核心原则之绝对差异的原理性表达:彻底贯彻,或彻底瓦解此原理是现代信仰能否重新确立的关键。克尔凯郭尔和黑格尔分别走在这两条绝对道路上:前者是罪(知识)—信仰的绝对辩证道路,通向的是现代信仰的绝对个体性和绝对主观性;后者则是知识—信仰相统一,甚至是同一的绝对思想道路,通向的是与信仰相关的现代形而上学体系。这两条道路并非如表面显示的那么对立,相反,它们都是对真理(上帝存在)如何展示在现实中,以及如何在现代社会中仍然绝对有效的表达。

赋能大学生奋进力量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研究

奋斗精神的终极力量来源于崇高的信仰,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关乎大学生能否正确发扬奋斗精神谱写壮丽的人生华章。挖掘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时代价值,正视其在部分高校出现的内容侧重点定位失当、自身力量有待加强、方式方法陈旧等方面的现实状况,充分激发教育者的引领作用;严格遵循信仰生成规律;以体验式实地教学法增强信仰教育吸引力;抵制非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消解作用;借用隐性教育方式助推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助力大学生奋斗之路行稳致远。

信仰、秩序与权益表达——岭南善会类型及其管理制度(1840—1949)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岭南民间举办善会蔚然成风。善会初始于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后逐渐拓展到以地域为基础的村落,再进一步发展为以业缘为纽带的工商业,这就形成了办会宗旨繁多的各类善会组织。民国时期的善会组织,受西方文化制度的影响,从名称到组织架构,越发呈现出现代公司制的特点。善会蕴含了祖先崇拜和鬼神信仰,是传统儒家文化的延续;其孕育的平等守约意识,推动了近代工商业的兴起与发展;善会通过规条的制定形成对会员权益的保护,而对个人权利的维护推动了民间个体权益的觉醒,有助于为构建现代国家奠定公民意识。

宋代民间信仰探微——以岁时节令习俗为中心

节日民俗作为一种综合性的文化现象,为节日增添娱乐色彩,丰富人们精神生活的同时,将民间信仰注入其中,并通过一定的仪式呈现和反映。传统节日延续至宋趋于定型。重阳、端午和元旦,避灾驱邪和避瘟除病是其重要主题;元日、立春和晦日的祈富和送穷活动,充满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七夕、社日乞巧乞聪明则传达了男女对自身角色的认同和对未来生活的祈盼。

《堡垒》:事实逻辑与信仰诗意相交融的视听景观建构

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而拍摄的红色电影《堡垒》于2023年12月16日在毛主席的家乡韶山首映。电影《堡垒》坚持以“红色人物”为依托进行主角形象塑造,遵循以“红色史实”为基础的事实叙事逻辑,践行以“红色信仰”为底色的诗意主题表达,在视听景观的建构上将独特的叙事方式和创新性的表现手段融于一体,成功实现了事实逻辑与信仰诗意相交融的视听景观建构,它既为新时代党员重温入党初心和使命提供了新的渠道和思考,又为新主流电影在新时代如何做好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的工作展开了有益探索,是一部电影佳作。

历史记忆、仪式实践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滇西地区邓子龙信仰研究

历史记忆与仪式实践是联结区域社会共同体的重要载体。明朝中后期,中缅边境地区的各民族共同参与了抵抗缅甸入侵的战争,而奉命出征的邓子龙及其“平定边乱,保卫边民”的靖边史也成为滇西各民族代代相传的历史记忆。当地傣族、布朗族和汉族分别将邓子龙传说嫁接到各自的文化图式中,集体围绕邓子龙信仰举行“拜大关”“祭神刀”等仪式活动。从历时性的视角看,明代以来形成的邓子龙信仰为滇西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成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精神纽带;从共时性的视角看,滇西地区各族人民通过邓子龙信仰以及共建文化景观、共祀靖边英雄、共享庙会节庆,促进了边疆地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了边疆各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亦神亦祖:明清时期双忠信仰在徽州地区的本土化

“双忠”是唐代名臣张巡、许远的并称。宋元以降,作为官方祭祀对象之一的双忠,在徽州地区也获得了建庙享祀的待遇,而且相关庙宇遍及徽州各地,香火旺盛。双忠作为神明,其法力在徽州当地不断演化,包括驱瘟除疫、斩鬼除怪、禳灾祈福等,满足了徽州民众的心理需要。双忠由是成为地方的保护神,且相关祭祀活动融入民俗活动之中。在为祭祀双忠所举行的船会活动的推动下,双忠信仰的徽州本土化趋势愈加显著。而由于徽州许氏宗族全力建构与许远的血缘关系,双忠信仰在徽州实现了从神灵到祖先的人格化转变。双忠信仰融入徽州社会既体现了当地社会对外来文化的包容性,也反映出国家意识获得基层民众认同的一面,从而对徽州宗族社会的生存与整合发挥了重要的凝聚作用。

乡村振兴战略下民间信仰的治理与引导———基于M市的实证调查

把民间信仰纳入基层治理范畴,既是乡村振兴的重大课题,更是民间信仰工作重要的实践探索。从M市民间信仰治理实践看,民间信仰呈现出“多与杂”“随意与规范”“民俗性与实用性”等特征。调研发现,普遍存在对民间信仰走向“善治”的重视不够、民间信仰管理与乡村振兴统筹性响应不足、乡村文化精英发掘和培养不力等现实问题。为此,需要提高政治站位,重新审视民间信仰,辩证看待民间信仰的作用;完善民间信仰的引导机制,提升民间信仰文化品格;加强队伍建设,夯实民间信仰事务治理的人才基础,促进民间信仰更好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中公民道德信仰养成机制的三重逻辑探究

现代化内含着时代精神和以科学的制度使全体人民“物质富足、精神富有”的政治价值立场,中国式现代化归根到底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最要的目标是道德素质的提高。公民道德权利与义务对等性、规范的共识性和道德需要的功利性和超功利性内在统一等特质,使赏善罚恶、赏罚分明的制度机制成为推动公民道德信仰养成的根本动力;同时,制度机制的引入是对公民道德自身评价主体的主观性、评价标准的模糊性和维持力量的非强制性的有效弥补。以制度机制培育公民道德信仰的主要路径包括:将公民道德的基本要求融入法治建设,既使法律法规等充分体现道德价值,同时,又能以德入法,以法治力量强化公民道德的权威性;遵循道德信仰生成演进的规律,将公民道德基本内容融入国民教育制度体系;在日常社会治理和工作规章中,把公民道德建设状况作为重要评价指标,将善恶因果律融入治理机制和工作绩效评价;探索文化产品社会效益的量化评价指标,设立志愿服务的“时间银行”。

论共产主义坚定信仰者郭大力翻译工作的革命精神

1928年春至1938年秋,郭大力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完成了《资本论》首个中文全译本的翻译和初版工作。为使《资本论》尽善尽美,郭大力从1938年开始继续投入到《资本论》校对、勘误、两次大规模修订和《剩余价值学说史》的重译事业中,全力帮助中国人民学习《资本论》等光辉著作。

大数据时代大学生政治信仰生成的向度、逻辑及路径

大数据作为一种基础性资源进入国家治理体系,已成为思考大数据政治及政治信仰的新视角。大数据政治重塑传统政治的结构功能、组织形态和运行机理,推动大学生的政治信仰生成范式从经验驱动转向数据驱动,形成数据驱动式政治信仰认同模式。一方面,大学生凭借大数据技术,极力推崇政治信仰的主体数据化向度和价值数据化向度,沿着认知的数理逻辑、评判的价值逻辑和行动的建构逻辑展开;另一方面,大学生不断将现实生活编码,并将其转置为政治信仰的可视化场景,从而源源不断地获得动力。文章基于大学生需求、代际差异及算法民主,构建数据化生产机制、网络化传播机制及程式化反馈机制,创新政治信仰生成链条。

信仰与追逐:主旋律动作电影的差异化叙事

动作电影一直深受全球观众喜爱。在我国,近年来以《战狼》《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等为代表的作品成为主旋律动作电影的典例,通过典型的人物形象、有冲击力的动作元素等吸引观众,积极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中国电影市场中备受瞩目的一部分。传统的叙事模式在一些创作者的实践中已经受到挑战,差异化叙事逐渐成为创作者们探索的方向。差异化叙事不仅为主旋律动作电影带来了新的创作思路,也为观众提供了更为多样化和丰富的观影体验。差异化叙事不仅能增加电影的艺术深度,更能满足观众对创新性的需求,提高电影的市场竞争力。

网络狂欢与信仰迷失:青少年网络迷信现象探析

技术的发展改变了媒介环境,也使得网络青年亚文化呈现出赛博化、感性化等新特征,青少年群体开始热衷于转发“网络锦鲤”、进行网上算命卜卦与塔罗占卜等“网络迷信行为”。本文分析了这一行为产生的心理动机,依据现实总结出该行为对青少年群体产生的不良影响,并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与社会规范三个方面就如何正确引导青少年并为其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提出探索路径。

基层党员干部马克思主义信仰塑造途径研究

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建立是一个将自我与社会整体相融合,能够把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和开放性内在统一成功运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实现知情意行内化过程。基层党员干部的信仰建立存在认知上的马克思主义利他无私性与自我利己满足性的矛盾,行为上的被动执行性与主动自觉性矛盾,需求上的理想崇高性与现实庸俗性的矛盾。因此,基层党员干部马克思主义信仰建立为人民服务自我精神建造、基层党员干部工作经验体验分享互建、与人民群众互动的良好机制互补三维体系,以人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建构基层党员干部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逻辑体系。

滇南彝族民间信仰的基本形态和特点及影响

民间信仰文化是滇南彝族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是一种保存比较完整、系统的民俗信仰活动的文化体系,是彝族历代先民传承和发展下来的一种古老文明的传统文化体系,也是彝族毕摩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核心信仰观念是“万物有灵”“灵魂不灭”,奉行“灵魂信仰”且“多神信仰”,以祖先信仰为核心,以鬼神信仰为辅,并对其传统农业经济行为、自然生态保护和人生礼仪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