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女神信仰文化考论

女神信仰是温州神灵信仰体系的重要一环,是温州文化观念的抽象性表征。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以及女神信仰的传统,温州地区将女性神祇作为其崇拜对象的现象极为普遍,女性神祇依托祠庙、塑像、画像、曲艺等艺术载体成为民众日常生活中的重要部分。而温州女神信仰背后既有女性平等意识的萌发与男性权力的枷锁等文化意蕴,还有温州地区孝道至上、商道盛行等特殊文化内涵。

论民间神灵信仰的传播与接受——以掠剩神信仰为例

以掠剩神信仰为中心,探讨民间神灵信仰的传播轨迹,神灵信仰与正统宗教的关系及其对传播的影响;并从信仰接受的角度,讨论信众的个体性因素对神灵信仰演变所起作用及二者间的互动机制。

边疆与内地的融合:清代内地神灵信仰在北部边地的传播

清代北部边疆地区内地寺庙的兴建、内地神灵信仰的输入,既是清廷对北部边地加强统一、管理设治的结果,亦是内地百姓逐渐移居这些地区后自我选择的结果。在清廷和内地百姓的共同作用下,他们不仅在边疆地区修建起诸多内地寺庙,而且将关帝、龙神、阎王等内地神灵信仰输入边疆地区,并依托这些寺庙塑造了边疆地区移民社会的自我信仰。边疆地区内地寺庙及内地信仰等的存在,为边疆地区城市村镇的兴起提供了推动力,促进了边疆地区原住民与内地百姓间的融合。在国家治理层面,清代北部边疆内地神灵信仰的存在,不仅推动了边疆地区游牧、农耕两种经济的融合,也为清廷维持边疆统一、加快边疆开发等发挥了积极作用。

佤族的神灵信仰及其对男女性关系的社会控制

佤族严格禁止同姓成员之间发生性关系,他们认为这种性关系会触怒鬼神,鬼神将因此而对发生这种性关系的同姓人乃至整个村社进行惩罚。婚前或婚外的性关系同样会触怒鬼神而施加各种灾难,男女之间一旦发生违反信仰的性关系,将受到习惯法的严厉惩处。

中国神灵信仰中的家族绵延观念——以重庆大足的调查为例证

传统时代,家族观念主宰了中国人的意义世界,神灵信仰受制于此只能更多地进行功能性输出,同时由于家族观念需要神灵信仰的辅助,神灵信仰的功利性受到了抑制和平衡,并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宗教性。当前,家族观念不断式微,神灵信仰中的宗教性随之衰退,在失去了意义价值的牵制力后,神灵信仰的功利性大大凸现出来。

民间神灵信仰下的民众意识——以温州为例

温州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族群构成,造就了其复杂多样的民间神灵信仰。蕴含在神灵信仰下的民众意识有:对自然的依赖、慎终追远的宗法、孝悌道德伦理、美好人格追求等。挖掘温州民间神灵信仰中所蕴含的丰富内容,不仅对保护温州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大价值,而且对促进温州地区的民众团结,构建和谐社会也有重要意义。

傩母·地母·人母——民间神灵信仰中的女娲形象

借助女娲形象及相关事象的考察,从中国民间傩戏体系、民间"地母"崇拜、"人祖"信仰民俗三方面入手,研究中国民间神灵信仰的形象寄托。文献和田野互证表明,女娲作为生养人类的伟大祖母的至上地位,理当是中华神话殿堂里先于诸神又高于诸神的始祖神。

傣族的神灵信仰及其对婚前性行为的社会控制

傣族青年恋爱自由, 但严格禁止婚前发生性关系。傣族社会中男女婚姻的结合是以祭神之后才为合法的, 这已成为两性结合的必经手续和仪式。婚前有性行为被视为神所不容, 未婚先孕更被看作是一种触犯鬼神的现象, 当事人要受到村寨头人的各种惩罚, 还要祭祀寨神勐神祈求神灵的宽恕。婚内外的界限分明产生了关于婚前性关系的行为规范及其道德观念, 未婚男女发生性关系将受到村寨法规的严厉惩处。

礼物范式下的地方神灵信仰仪式研究——基于山西洪洞“接姑姑迎娘娘”信仰仪式的考察

基于山西洪洞"接姑姑迎娘娘"信仰仪式的考察,本文尝试从礼物范式的视角认识地方神灵信仰及其衍生的村落联合仪式。拟亲属关系的生产为人神间、村落间交往实践搭建了一个支撑机制,定期的仪式性礼物交换在人与神、村落间建立一种差序的互惠关系。两者的动态交织运行揭示了中国地方信仰仪式的独特价值。

羌人的神灵信仰与羌寨的社区生活——以休溪寨为例

休溪寨的神灵信仰和神灵祭祀与该寨社区生活间的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在休溪,由集体祭祀神灵而形成了特有的文化空间,展示了羌民生活的历史过程与现实状态,休溪寨依靠所形成的文化空间结成一个牢固的运行自己的公共逻辑,形成了基本的公共性,使寨子这个不大但复杂的地域中的民众能够生活在一个有序而又和谐的社区中。故而寨子的集体祭祀活动深刻影响民众的行为并造就出休溪寨的社区生活。

宋代海洋性神灵信仰的庙宇——福清昭灵庙

昭灵庙位于福建省福清市新厝镇江兜村海滨,自宋代起,历代文献记载详备,虽历经沧桑,至今尚存。笔者经过多次实地考察,结合史籍记载,认定昭灵庙(含卢焦石)是一处海洋性宗教信仰的庙宇与宋代海洋贸易交通遗迹。

无形的信仰与有形的现实:闽西传统村落妇女的神灵信仰

在闽西许多传统村落,神灵崇拜潜意识地左右着人们的精神世界和日常生活,烧香敬神是许多村落妇女必然的生活内容之一。与一般的善男信女不同,不少传统村落妇女是当地民间信仰的虔诚信徒,烧香敬神已成为她们一种自律性、制度化的生活方式;她们既生活在有形的现实世界,又虔诚地追求无形的精神信仰,两者对她们的角色要求有时甚至是矛盾的。她们和一般善男信女的"分界线"在于"皈依",而出家女性则是她们中最为执著的一个小群体。本文以闽西地域传统村落的女性皈依者为考察点,力图用其自身的价值体系和话语来透视她们隐秘的精神世界,诠释她们精神生活的现实存在。

神灵信仰下的裁判——论藏族盟誓习惯法的神判属性

作为藏族法律文化的一大特色,盟誓基于神灵信仰具有着结盟和解决纠纷的双重属性。神判适用的条件是存在神灵信仰的公共文化背景,产生纠纷且证据不足,在特定程序中进行,有"确定"的结果。神判有不同种类,藏族盟誓神判属于以语言言说和告白为媒介,向神灵告知自己的期求,以期辨别是非的起誓判。盟誓神判在今天的藏族农牧乡村仍有不同程度的遗存和实践。

谶纬的神系及其神灵信仰的特征

纬书中保存了庞大而完善的神系,这一神系由天神、地祇、人神等三大部分构成。天神包括天皇大帝、五帝等众多神灵,地祇包括山岳河海神、社稷神、生物神等,人神包括远古帝王、西王母、器官神等。谶纬中的诸神多缺乏神性,其神灵世界多具现世色彩,其信仰向度是指向现世,而不是虚幻的彼岸世界,其信仰具有鲜明的等级性,因此谶纬没有成为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宗教。

在融合与渗透中重塑——河湟口传文学中的民间神灵信仰

河湟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多元的民族构成,造就了其复杂多样的民间神灵信仰。表现在口传文学中,人们对各路神灵兼收并蓄,广泛吸收,塑造出了许多更加贴近百姓生活,符合百姓意愿的神灵形象。这既反映出河湟地区民间神灵信仰的多元化趋势,也显现出浓郁的世俗化趋向。

湖南少数民族神灵信仰与社会和谐关系研究

湖南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民间信仰有着鲜明的特征。这些神灵信仰对于少数民族的观念意识、社会文化、日常生活等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这些神灵信仰还具有促进社会发展、影响社会安宁的双重作用。在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必须以人为本、以和为贵、以进为重,正确处理好民族关系,引导神灵信仰与社会和谐共进。

明清时代的神灵信仰(下)

二、其他神灵信仰明清社会除了上述全国性普遍祭祀的四大神灵外,还有其他专门性的流行于一定地域的神灵,如天妃信仰、东岳大帝信仰、文昌信仰、五通信仰、萧公、晏公信仰等。(一)天妃信仰天妃信仰起于宋朝,是中国著名的海神。它的主要影响地域在福建、台湾及沿江沿海地区。天妃,又称天后、妈祖。天妃本姓林,名默娘,福建莆田湄洲岛人。生前即从事巫祝活动,终身未嫁,死后被乡人奉为海上神灵,立庙祭祀。

论我国民间神灵信仰的世俗性

我国古代民间神灵信仰具有世俗性,不存在以“理性化”、“祛除巫魅”为特征的世俗化过程。我国学者所谈论的世俗化,实质上是儒学化,是与世俗生活的融合。神灵信仰的世俗性表现了功利、伦理、泛化等倾向,有对生产方式、生活态度和传统文化的导向作用,与西方基督教世俗化有本质不同。

民间信仰中神灵传播的在地化途径——青田县龙现村陈靖姑信仰调查报告

陈靖姑是一位源自福建、广泛传播于东南地区的女神,龙现村是浙江南部的一个偏僻山村。一位外来的神灵,在一个新的地方为民众所信奉,必然经由在地化的途径。本文通过浙江省青田县龙现村陈靖姑信仰个案的田野调查,试图揭示民间信仰中神灵传播在地化的一般规律。认为建庙意念、庙神谱系、神灵传说、祭祀仪式的地方化是地方民众认同神灵,使神灵落地生根的关键。这一探索的意义在于理解民众认同观念的产生和精神皈依的获得。

闽都动物神灵信仰初探

闽都素来具有丰富的民间信仰,神灵众多,宫庙遍布,其中动物神灵信仰尤为突出.在信奉"万物有灵"论的基础上,福州先民在遭受到自然灾害的困扰之时,将希望寄托于力量高于自己的动物神灵,由此产生了最初的动物神灵信仰.此后伴随着经济的进步,动物神灵信仰在福州愈加昌盛,也产生了众多的神灵传说故事.蓬勃发展的蛇神信仰、猴神信仰、狐仙信仰等动物神灵信仰是福州信仰文化的重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