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个人数据利用的互惠性信任机理

“知情—同意”制度是个人信息进入数据使用和流通场景的主要环节。该制度目前并未理顺个人数据利用关系,主要原因在于其调和数据主体和数据控制者以及后者之间的数据利益矛盾并不理想。“个人信息权保护”这一当下重要的法解释学范式也没有对此给出必要的理论回应。数据主体人格利益与数据控制者经济利益之间的协调,需要在规范和制度层面有效兼顾个人信息安全、数据效益发展和数据收益公平分配这三项法律价值。并且从根本上看,要顺应促进效率的现实需要,因循产权配置逻辑来解释、调整制度安排和运作以实现互利共赢是不够的。“互惠性个人数据利用观念”以互惠性个人数据法律价值体系及其信任机制作为数据法律规范的道德正当性基础,明确个人数据“核心利益”概念和互惠性价值融贯逻辑,以此克服互利性产权配置逻辑局限于具体法益及其规范力不足的缺憾。它运用“个人数据信托”法律解释方法探究“知情—同意”制度和数据法规范之义务条款的互惠性信义,并尤为关注各类数据利用场景下个人数据收益的公平分配方式。

社会网络嵌入、信任互惠与文化集群企业创新绩效: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动态分析

社会结构资本与社会关系资本对文化集群企业创新绩效产生重要影响。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通过全国714家文化集群企业的微观调查数据,实证检验社会网络联结强度、社会网络规模与信任互惠关系对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文化集群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1)文化集群企业与其合作伙伴建立良好的信任互惠关系,无论对于全样本,还是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文化集群企业,均能显著提高其创新绩效;(2)社会网络联结强度能够显著提高全样本和成长期文化集群企业的创新绩效,尤其能够促进成长期文化集群企业的创新发展;(3)文化集群企业建立广泛的社会网络规模,对全样本、初创期与成熟期文化集群企业的创新绩效均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成长期文化集群企业的创新绩效有显著负向影响。对于文化企业而言,需要根据其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动态调整嵌入社会网络关系的强度,加快其阶段性创新目标的实现;对于文化产业园区职能部门而言,需要注重营造诚信互惠的产业集群环境,有效发挥制度优势,促进文化产业园区转型升级和文化企业创新的协同发展。

公司与农户契约的互惠与信任研究

由于新古典契约受制于第三方规制,关系型契约的双方规制成为公司与农户交易关系的有效治理方式之一,而关系型契约的治理需要信任、互惠等治理手段。假设公司能够观测农户行为的结果,并通过农户行为结果来推测农户选择某种行为的动机或意图;在构建选择集比较关系的基础上,建立公司与农户互惠信任契约基本模型,分析公司和农户的最优策略,结果表明:当农户努力水平的提高能够使公司选择集中最优收益水平增加(或降低农户选择集中的最劣收益水平)时,公司的最优反应是提高总收益中农户分享的比例(比如通过提高农产品等级的方式);如果能够预期到这一点,农户的最优策略是尽可能提高努力水平。因此,通过农户和公司之间的互惠行为,能够增强双方之间的信任程度,从而能够提高交易稳定性。

品牌信任形成机制和维度研究——自利和社会偏好理论的视角

品牌信任是衡量消费者——品牌关系质量的主要维度之一,是学界和业界一直关注的主题,然而,现有品牌信任文献还缺乏从经济学偏好理论视角开展的机制和维度相关研究。本文基于经济学自利偏好和社会偏好理论开展品牌信任的形成机制和维度划分研究。研究发现,品牌信任的形成包括自利偏好和社会偏好两大机制,相应的,品牌信任可以划分为计算信任和互惠信任两个维度。研究结论区别于过去研究的社会学或管理学视角,突破了前人关于品牌信任的机制和维度研究,推进和深化了品牌信任理论,同时也为管理者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社会资本影响家庭金融行为的机制研究——一个文献综述

社会资本作为非正式约束影响个体的行为决策,影响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本文基于已有文献,对社会资本与家庭金融参与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机制分析,总结归纳其内在逻辑,主要有三个机制:信任互惠、社会网络互动以及社会规范约束机制,它们分别作用于金融参与决策的不同环节。在此基础上对已有研究进行总结评述,提供未来更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组织中员工知识分享行为激励机制的比较分析

如何促进员工进行知识分享是提升组织竞争优势的关键问题.但由于知识拥有者担心专家地位受到威胁以及需要承担机会成本与风险等,知识分享难以自发进行.探讨几种可能解决知识分享问题的机制后,发现在完全信息静态环境下知识双向转移会陷入囚徒困境,对知识分享行为采用直接的、显性激励机制会产生激励扭曲问题,而实行关联报酬则可以产生较好效果,但在互惠信任机制下达到最佳.

正式创新网络内产业集群升级影响因素探讨

升级作为企业竞争力提升的一种方式被引进产业集群的研究中,影响产业集群升级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笔者通过问卷调研、量表分析等方法对其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正式创新网络内影响产业集群升级的因素,主要表现在组织间合作有效性、互惠与信任和制度建设三个方面。

纵向干预何以推动地方协作治理?——以长三角区域环境协作治理为例

【问题】环境问题的跨区域性及负外部性使得属地化管理的原则已无法满足现实的治理需求。近年来,地方政府间环境协作治理的实践层出不穷却鲜有研究深入探讨中国地方政府间环境协作治理的形成机制:自上而下的层级压力,即纵向干预,具体包括哪些形式?纵向干预如何影响地方政府环境协作?【方法】本研究选取长三角区域Z省A区与J省B区、Z省C市与D区间的跨域水治理协作案例,Z省E、F、G、H地区边界联动执法案例及长三角区域船舶与港口减排案例,基于关键人物访谈、内部文件查阅、新闻报道搜集等资料,运用多案例比较分析法来剖析纵向干预在地方协作治理中的作用及影响机制。【发现】纵向干预本质上通过重塑地方主体的协作意愿以促进协作深化发展,但不同类型干预方式的作用有所差异。过程导向型干预基于制度建立起主体间更为稳定的信任和互惠关系,利用层级结构发挥监督和协调的作用,并提供必要的资源和协作能力支持。结果导向型干预,虽能建立协作机制并完成目标,却很容易挤出横向网络中的互动,使协作机制难以维系。【结论】区别于西方实践,本文发现纵向干预在中国是促进协作机制深化发展的必要因素,它能够强化参与者间的横向互动,而非只是自发协作动机不足时的补充。这一研究深入剖析了纵向干预对地方协作的影响机制,并拓展了协作治理理论在中国情境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