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信任人格、信任关系到信任文化——信任:发展与和谐的社会资本

信任是现代社会的一个中心问题,是经济与社会持续、和谐发展的重要社会资源;信任的生成表现为一个从信任人格、信任关系到信任文化的不断扩大的同心圆;信任能促进经济发展和政治建设,有利于社会认同和文化包容,能增进个体人格完善和人际合作。

从人格信任走向制度信任——当代中国政治信任变迁的基本图式

政治信任是指在直接或间接互动的基础上,民众对政治体系相信、托付和期待的一种政治心理。在历时态上,政治信任可分为传统、过渡和现代三种形态,它们的根本分野在于政治信任结构中人格信任与制度信任的权重。从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与整体社会相契合的是传统色彩浓厚的政治人格信任;改革开放以来,与转型社会相适应的是过渡形态的政治信任,其表现为人格信任日益消解,制度信任逐步成长。两种形态的政治信任前后相继,共同构筑了当代中国政治信任变迁的基本图式。

传统社会人格信任模式及其局限性

与传统社会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相适应,传统社会的社会信任表现为一种以具体人格为对象的人格信任模式,它对于维系传统社会的秩序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信任模式及其道德基础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存在着内在的无法克服的矛盾。

人格信任的社会与伦理化的法律——从信任结构看传统中国社会法律的主要品性及其现代转型

从信任结构理论的角度看,传统中国是一个人格信任的社会,由此决定了适用于其中的法律的伦理化品性。只有对这些特点有了明确的把握以后,在中国社会与法律的现代化转型中,我们才能获得更为明晰的前进方向和出路:建立系统信任为主导的社会结构和形式化的法律制度。

从人格信任到制度信任:当代中国政治信任模式的变迁

建国后,我国政治信任模式呈现为以人格信任为主;改革开放后呈现出"人格信任逐渐衰微,制度信任缓慢发展"的变迁模式。笔者分析了当代政治信任模式变迁的社会背景、动力因素以及表现形态,希望能够为推进政治现代化转型、加快政治民主化进程、提升政府服务水平和增进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一定的作用。

从传统社会“人格信任”到现代社会“制度信任”模式的转变

现在社会,尤以改革开放之后,社会传统信任模式逐渐被现代信任模式所取代。传统的由人格、血缘关系来维系的信任模式,以儒家思想中的人性本善所构成的伦理范畴和道德标准,有其可取之处(比如强调人们的自律性,道德的自觉性),但却已经不适合现代社会的发展,于是近年来学界就有了对信任模式转变的研究。现代社会的诚信则是一种制度上的信任,从社会角度来说,现代信任是一种制度来维系的;从法律角度看,现代信任是一种法律原则用来支撑的强制信任;从发展角度分析,诚信是陌生符号的生长;从经济角度来说,信任是个体价值观多样化的契约信任。一直以来,对于传统信任和现代信任研究的学者比比皆是,对于东西方信任的比较以及传统信任模式局限性的研究却几乎没有涉及,但这却是分析信任模式转型的关键方面。因此,应从整体角度出发对中国传统信任模式进行反思和转变,以期中国传统信任模式能够沿着正确的轨道健康发展,从而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市场经济发展。

传统信任文化的现代性赋能组织繁荣

在传统文化下,中国社会形成了一种以“亲情”为基础的人格化信任和以“同理心”为基础的非人格化信任的双重信任格局,人格化信任的影响远远大于非人格化信任。人格化信任程度高、凝聚力强,当组织规模比较小时,能够快速反应,促进组织繁荣。不过,人格化信任是一种“差序”信任,对“外人”信任程度比较低。在代际传承过程中,组织规模逐步缩小;在用人上,能力强而缺乏“亲情”的员工由于得不到信任而无法受到重用,削弱了组织的长远竞争力。由“传统”向“现代”转变过程中,传统信任文化需要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情感为基础的“人格化信任”需要向契约为基础的“非人格化信任”转变,这样才能促进组织的长久繁荣。

信任方式的起源和中国人信任的特征

以往学者大多认为中国社会制度背后的组织通则为亲族原则,并形成了"差序格局"的社会特征,从而造成了中国低信任度文化的产生,不利于中国的发展。但通过历史分析和博弈推演可知:由于与印度、欧洲的起始博弈不同,中国人建立了基于同情心原则的人格化信任方式——直接信任,这一信任方式虽然在真实性、范围和强度上都优于其他信任方式,但由于辅助的非人格化信任的周期性解体与重建,以及近代社会的转型和外部威胁,中国人的直接信任方式具有不稳定的特点。所以说,中国人对不同对象给予信任的不同顺序与强度是因安全原因才逐渐表现出来的,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特征更多的是时间顺序上的,并从时间顺序反映到空间范围上。

我国法律信任培育的基本路径

法律信任的缺失是中国法治面临的巨大难题。而法律信任的培育,则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不仅取决于法律自身的良善性,还与一个社会的文化传统、物质环境、主体心理和社会体制等密切相关。我国法律信任的培育,可以从四种基本路径着手:一是以人格信任取代关系信任的社会文化进路,二是强化和促进经济平等的物质环境进路,三是早期信任人格塑造的主体心理进路,四是提升司法公信力的体制性进路。

我国社会信任的现状及其重建探论——社群主义视角

信任为"社会关系"系统的良性运行提供背景支持。当前,我国社会信任范围不断延伸,信任种类不断增多,但存在着普遍的信任危机。我国社会信任危机的出现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伦理道德规范的缺位、法治社会的不完善,传统的人际信任模式已经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而新的信任模式尚未建立起来。本文从社群主义视角出发,认为可以从确立社群的优先地位、重视社会美德价值、倡导国家积极有为、建设多元性社群四个方面着力重建我国的社会信任。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师生信任结构探析——基于社会学的视角

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站在社会组织与结构的高度认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师生信任的地位和处境,才能使得师生信任超越它所处的环境,获得长远的视域。不同的制度和结构形态造就不同的信任结构和模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师生信任的结构是由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结构形态决定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所具有的"传统性"即以特殊主义人格信任为主要形态的"熟人社会"的特性决定了其系统内师生信任的结构具有同样的内涵;同时,中国社会结构的现代化转型倒逼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师生信任的结构由单一的人格信任向既是人格信任又是系统信任的双重性转变。

政治信任模式的根本分野及演进逻辑

根据经典现代化理论,可将政治信任划分为传统、过渡和现代三种模式。政治权能结构和制度化水平决定了传统与现代政治信任的根本分野为信任结构中人格信任与制度信任的权重。传统人格信任向现代制度信任演进的基本逻辑是:现代化进程中现代政治逻辑的形成和国家制度成长;演进的基本轨迹为:人格信任日益消解,制度信任逐步成长,并最终实现人格信任的制度化。这在根本上是凭借现代国家制度建设,特别是制度化不信任体系建设来实现的,主要表现为提高政治预期、降低政治风险两种机理。搞清楚政治信任模式的分野与演进逻辑,对中国转型社会政治信任建设具有重要启示。

转型期我国政府信任的时代特征、演进趋势及现实启示

社会转型期,我国政府信任具有政治共同体及政治制度的信任度较高、政府公务员的信任流失严重、级差政府信任的特征明显、公民对政府信任缺乏的压力增加等时代特征。而随着我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政府信任也呈现出政府信任主体从权利意识淡薄到权利意识高涨,政府信任客体从人格信任到制度信任,政府信任环境从封闭到开放,政府信任或不信任的表达方式从相对单一到多元化的演进趋势。总体而言,当前我国公民缺乏对政府信任的态势可调可控,但级差政府信任却隐藏较大的政治风险。建设政府信任应在满足公民多元化需求的同时注重规范公民参与,并以制度建设构建制度信任,进而促进政府信任。

论法律信任建构的反向逻辑:不信任的制度化及其功能

现代法律系统有着天然地不被信任的倾向。但现代法律系统的正常运转又依赖于信任,法律信任的建构因此只能遵循从反向出发的合法化逻辑,这要求在法律系统内部建立对于不信任的全面、严格的制度化处理机制,法律信任就变成了对于系统内部不信任功能的信任。不信任被制度化后就构成了法律信任的自我反思机制。对不信任的制度化通过将不信任情绪及其处理变成一种可预期状况与常规化操作,从而有助于实现法律信任的动态稳定。对不信任的制度化还能够使法律信任实现“去人格化”,使得人格信任所难以接受的不信任表达与处理在系统内部成为一种常态,从而极大增强了系统的内在可靠性与稳定性。

制度化信任与和谐警民关系建设探析

从类型学的角度来说,警民关系可以划分为具有陌生人特征的制度化信任关系与具有熟人特征的人格化信任关系,二者在构建和谐警民关系中是相互补充,共同起作用的。不过,在当代的复杂社会中,制度化信任在警民信任关系建设中具有更为基础的地位。通过典型案例的调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我国当前的警民信任危机主要体现为"制度化信任危机"。因此,增进我国警民间的信任关系也必须从制度建设入手,在吸纳当前公安机关所采取的有益经验的同时进行制度创新,加强民众对于地方公安机关的组织与法律约束力的信任力度,建立起一套系统的制度化信任体系。

科举制——一个信任角度的浅析

科举制作为一种选拔官吏的制度始于隋朝 ,废止于清朝 ,穿越了中国古代十几个世纪的时间隧道。从“信任”视角对其发生、发展直至消亡的过程进行考察 ,可以分为人格信任阶段、非人格信任阶段、非人格信任系统遭瓦解这样几个阶段。

制度领导、制度权威及制度型政治信任的构建与优化

人格型政治信任表现为民众、下属基于个人魅力对一把手良好政治品格的信任,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相应问题,但存在着信任瓦解与一把手依赖症的潜在风险。制度型政治信任是建立在制度领导、制度权威之上的,不仅能够避免人格型政治信任的弊端,还能够促进民众政治信任稳定性与确定性,展现出国家治理制度的优势。基于此,应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巩固制度型政治信任根基;建立健全制度型政治信任压力传导机制,保障国家治理制度有效实施;提升制度型政治信任,构建自我能动性,主动推进政治信任转型。

当前中国社会的信任问题——争论与回应

当前中国国内学术界对信任问题的关注,一方面来自于当前中国信任危机的反思,另一方面也是对国外有关中国社会信任研究的回应。中西方学者围绕中国社会信任的争论主要集中于中国社会的信任结构是否是仅仅以强调血缘的人格信任为主?中国社会是否是一个低信任社会?中国社会的信任危机究竟是系统信任的不足,还是人格信任的缺陷或缺矢导致的?本文对中西方学者的以上争论做一简要的论述。

当代中国社会信任理解模式的历史转换

随着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向来只习惯于生活在熟人社会中的人们遭遇到了在生人社会进行交往的问题,旧的人格信任模式已然失效,而新的系统信任模式又尚未建立起来,社会信任由此突出出来,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科学认识社会信任问题,重建社会信任系统,关乎推进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关乎中国的长治久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优越性,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社会信任的重建:社群主义视角

信任为"社会关系"系统的良性运行提供背景支持。当前,我国社会信任范围不断延伸,信任种类不断增多,但存在着普遍的信任危机。出现社会信任危机的原因是:市场经济的冲击、伦理道德规范的缺位、法治社会的不完善,传统的信任模式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新的信任模式未建立起来。从社群主义视角出发重建我国的社会信任,可以从确立社群的优先地位、重视社会美德价值、倡导国家积极有为、建设多元性社群等四个方面着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