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信任异化现象研究

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传统的以报纸、电视等大众传媒单向传播信息的格局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社交媒体环境异常复杂,出现了信任异化的现象。被异化的信任不再追求真相的判断,而是漂浮在碎片化的表象和情绪化的抗争中。尤其是在后真相时代背景下,舆论反转事件频发,进一步加剧了网民信任心理的异化。因此,本文就社交媒体在此环境背景下的信任异化现象进行了分析研究。

“后真相”时代社交网络上受众的信任异化——以微博“广州十三行坠楼事件”为例

以2018年12月微博热点话题“广州十三行坠楼事件”为例,对“后真相”时代出现在社交媒体上的受众对网络信息的信任行为进行分析和讨论。在此次网络热点事件中,微博上的受众对网络信息的信息解码行为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如在事件中对某方面的信息特别关注、对权威发布的信息强迫性不信任等。这些变化与社交媒介上信息的特点有关,是“后真相”时代受众心理特征的直接体现,更有着媒介技术的发展改变信息生产、交换方式等深层次的社会原因。

差异化员工正念和差异化领导信任的匹配作用对团队创新的影响——基于差异化二元工作激情的中介作用

为探究差异化员工正念、差异化领导信任与团队创新绩效之间的作用机制,解析差异化员工正念与差异化领导信任相互交织的耦合作用如何影响团队创新绩效。基于个体-团队匹配理论,聚焦团队交换中的差异化,构建团队成员之间互动角度的差异化员工正念、上下级互动角度的差异化领导信任以及团队情感氛围性质的差异化和谐型激情和差异化强迫型激情4个团队变量,基于272个团队的领导-下属配套问卷数据,采用多项式回归与响应面分析方法分析匹配性对创新绩效的复杂影响。结果发现,差异化员工正念和差异化领导信任的匹配性是导致员工二元工作激情差异化的重要因素,并进一步通过差异化二元工作激情对团队创新绩效产生复杂影响,即差异化员工正念和差异化领导信任越匹配,团队创新绩效越低;在差异化员工正念和差异化领导信任匹配的情形下,低正念差异-低信任差异组合的团队创新绩效更高,而此时的差异化和谐型激情和差异化强迫型激情均更低;在不匹配的情形下,高正念差异-低信任差异组合的团队创新绩效更高,而此时的差异化和谐型激情和差异化强迫型激情均更低;同时可以发现差异化和谐型激情、差异化强迫型激情在差异化员工正念和差异化领导信任匹配对团队创新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由此提出,管理者需要重点关注团队内部的差异化,通过完善检测系统、强化员工正念培训、优化员工激励等方法,更加科学合理地进行管理决策。

“后真相时代”社交网络的信任异化现象研究

"后真相时代"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社会问题,其中社交网络中的信任危机尤为突出。信任异化渐渐成为这一时代的政治现实困境。本文认为,信任异化是由政治不信任演化来的一种社会逆反心理,呈现为无原则信任和强迫性不信任两种表现形态。信任异化源自现代性背景下的信任焦虑、互联网政治中系统信任的解体和后现代状况下道德与情感信任的变异。它将导致谣言认同、网络犬儒主义和民粹式政治等消极后果。社交网络的信任重建需要多头并进,重视信任与不信任的结构调整,提升制度性设计强化强制性公共信任,实现信任异化的自我纠正,同时通过对公共信任的培育,改善网络信任的基础。

社会学语境下医患信任关系的异化及其重建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探讨医患关系必须了解社会的基本背景与状态。运用社会学有关信任的理论,从制度信任视角,分析了国家卫生经济制度、监管制度、医院内部制度建设中的问题及引发医患信任危机的原因。同时,根据医患信任危机形成的历史背景与特点,从制度建设层面提出了重构医患信任机制的基本途径与方法。

马克思的信任异化观及其启示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信任异化观”,认为信任异化是人的本质的异化,资本主义信任异化是资本主义深刻的信任危机,资本主义信任异化和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不公正。因此,克服资本主义信任异化的根本途径是对于信任异化的扬弃,建立共产主义信任。马克思的“信任异化观”,不仅深化了其异化理论,而且也为我们深刻而全面地理解信任基础、建构信任危机理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深刻而有益的启示。

信任视角下的协同困境:诱因反思、纾解路径、实践策略

协同困境成为协同治理从构想跨越到实践的最大障碍。长久以来,在针对协同困境诱因的诸多分析中,无论是集体行动理论还是协同优势理论均直接或间接地将个体理性视作造成协同困境的“罪魁祸首”,与此同时,信任在抑制由个体理性引致的复杂化环境时所表现出的独特优势也逐渐为人所知。然而,止步于认知层面和解释层面的信任研究不仅使信任沦为“幻想”,更对纾解协同困境全无益处。在社会交换的理论框架中,通过分析信任作为交换媒介的交换原则和交换过程,阐述信任构建、维持协同关系的逻辑,并从内涵、价值、制度、文化四方面着手搭建信任构建协同的现实基础,恢复信任作为简化机制的功效。

论我国医患信任结构的异化及其重建路径

目前我国医患冲突频发,普遍认为源于医患不信任。这难以解释患方选择大医院、对治疗持高期待等看似信任医方的行为。我国医患信任关系的最大问题是信任结构异化,即畸形的体系信任与脆弱的个体信任形成的信任结构扭曲。医学技术的繁荣强化了患方对医方的体系信任,而医学的技术化倾向遮蔽了医患之间的个体信任,一方面导致患方对诊疗存有过高期待,另一方面又导致患方将不良诊疗效果归咎于医生个体,医患冲突由此而生。应从重建合理期待、推行分级诊疗、提倡点对点医疗、推进自由执业等方面重建医患信任结构,从根源上消除医患冲突。

“截屏”社交的权力异化:逻辑、风险及其规制

社交平台的兴起带来“截屏”的大范围传播。作为一种可以精确复制屏幕内容的技术,截屏正形成互联网时代的“米兰达警告”:你有权在网上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一切都可能被截屏。分享型截屏、内容型截屏、证据型截屏是当前常见的截屏类型,其背后蕴含了一定的权力关系和运行逻辑。截屏的可传播性和可作证性赋予截屏权威性,使其异化为规训人与人交往的技术力量。截屏技术以他者规训、自我规训以及规训内化的路径完成其权力建构。既以全景监狱的形式规范着人与人交往中的言行,又断章取义地片面呈现破坏原有语境,带来真实意义消解与信任异化。同时,截屏传播的不可控性也为社会治理带来隐患。对截屏的防治还需从政府、法律、个体层面合力而为。

基于信任视角的青年网络表达行为解读——以广东青年的实证调查为基础

网络"缺场"空间在拓展延伸陌生人信任、创造话语狂欢的同时,也使青年徘徊在"信"与"不信"的焦虑中。网络人际、媒介、政府信任的差序格局,使青年呈现出审慎、抱团、对抗的网络表达特征,甚至出现"信任了不该信任的""不信任该信任的"异化现象。为引导青年重拾信任理性,构建具有普遍信任基础的网络表达行为,提出强化媒介素养教育、塑造良好表达风气,打通两个舆论场域、破除表达对抗与偏见,尊重有序网络参与、构建自治共治格局的网络信任修复策略。

灾难危机与社会张力:新冠疫情背景下的舆情生发与传播畸变

文章立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引发危机事件的情景,聚焦于危机场域空间之下的舆情生发、畸变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体与群体反应,以疾疫期间由舆情畸变引发的现象为例,通过考察该现象的成因、过程与结果,探讨由疾疫引发危机事件期间民众的认知和行为走向。研究发现,人际隔离与恐慌升级导致"标签"扩大化,疫情爆发初期基于事件本身严重性、信息发布的模糊性以及民众嵌入后群体性议论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导致媒介舆论的负性张力溢出进而引发恐慌和集群行为。同时,疾疫爆发与防控期间存在着社会声望的变化过程,医护人员的职业和社会声望有所凸显。在后疾疫时代应以此为契机,重塑社会声望导向,强化国族认同意识。

后真相时代舆论特点、引导难点及策略

情绪为先,真相后置,后真相时代粉墨登场。舆论是社会的“粘合剂”与“风向标”,此时期的公众舆论已凸显了许多全新特质。本文关注后真相时期公共舆论的新转向、新特点,为舆论研究提供了理论新视角;另将结合舆论特质挖掘现阶段的引导难点,为后真相时代舆论失序行为的应对提供新思路,分析得出的针对性建议能为今后的舆情应对及引导的不同阶段提供理论依据,通过甄别公众舆论行为中或显性或潜在的后真相表征,有利于对可能出现的群体危机事件预警应对。

后真相时代主流媒体话语权的消解与重构

社交媒体时代,技术一方面赋予受众更大的话语权,另一方面改变了信息传播的规律,导致以情感为传播驱动力的虚假新闻、反转新闻泛滥,致使健康的网络舆论生态被破坏,造成主流媒体的信任危机。后真相时代,主流媒体应在内容生产、传播渠道及公共议题三个方面共同发力以提升话语权,重塑自身公信力和权威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