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动员、政策认同与信任政治——以中国人事档案制度的推行为考察对象

通过“大运动”形式自上而下所形成的强制性政策动员方式与建国初期的国内外复杂环境、民众心理特点等因素共同构造了当代中国的政策认同。人们之间以及人们与制度之间的信任相当普遍,信任政治建立在以人事档案为代表的“信任替代物”上。反过来,这种“自上而下”开展的政策动员与“自下而上”形成的政策认同所建构的普遍信任有助于建立大规模的、复杂的和相互依存的社会网络和制度,从而实现了由人际关系凝聚的经验信任走向集体规划化的制度信任。

农地确权与农户政治信任:基于中央和基层组织的分析

农地确权的经济影响效应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但鲜有研究关注农地确权政策的政治效应。基于3期农地确权追踪调查数据,利用广义DID模型评估农地确权对农户政治信任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农地确权使农户的中央级政治信任、村级政治信任分别提升0.142个单位和0.215个单位。上述结果在考虑平行趋势、样本随机性、控制潜在遗漏变量、替换被解释变量、更换计量模型后依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农地确权通过降低地权权益的保护成本、提升盘活农地产权收益两条途径对农户政治信任产生影响。进一步分析显示:农地确权执行规范程度越高,不影响农户的中央级政治信任,但会显著提升农户的村级政治信任水平。由此认为,农地确权除产生经济影响外,也是政府投资农户政治信任的有效途径。

我国青少年的媒体使用、媒体信任与政治信任——基于一项全国性问卷调查的研究

建构政治信任是青少年政治社会化的重要目标,媒体则是塑造该群体政治信任的重要途径。通过对广东、湖北、甘肃三省六地近1400名在校中学生的问卷调查,考察媒体使用和媒体信任对青少年群体政治信任的影响。数据分析表明,青少年的媒体使用既直接促进政治信任,还通过媒体信任对政治信任产生间接影响。媒体使用对青少年的政治信任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即青少年使用媒体获取时政信息越频繁,其对于政治行为者、政府、政党、政治制度和政治系统的信任程度就越高。官方媒体信任和非官方媒体信任都能显著促进青少年的政治信任,且两种媒体信任在媒体使用和政治信任之间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从政治传播视角揭示了媒体使用对青少年政治信任的多重影响路径,彰显和证实了媒体信任在该群体政治信任培育中的重要价值。将中介变量媒体信任划分为官方媒体信任和非官方媒体信任两个维度,丰富和拓展了学界对媒体信任和政治信任之间关系的理解。

乡村数字治理技术采纳对村民政治信任的影响——以政治效能感为中介变量

乡村数字治理是数字技术与乡村治理相结合的一种新型治理模式。数字技术逐步渗透乡村治理领域,可为解决传统乡村治理方式存在的问题并助推乡村治理转型提供有力支撑。以我国数字乡村建设引领区浙江省为例,采用定量与质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聚焦村民对乡村数字治理产品的技术采纳问题,重点研究村民的技术采纳对其政治效能感和政治信任的影响。研究发现,村民对于乡村数字治理产品的技术采纳与其政治效能感和政治信任水平的提高具有紧密联系。村民使用乡村数字治理产品实现信息获取与分享、意见反馈与沟通、服务获得与利用,有助于其政治效能感的增强,进而促进其对政府信任水平的提升。同时,数字技术嵌入乡村治理有助于乡村公共能量场的构建、村民自治内生动力的增强以及村民政治信任水平的提高,但同时也应警惕数字形式主义和数字鸿沟。

农民数字治理参与对政治信任的影响研究

提升政治信任是巩固国家权力的基础,亦是社会治理的目标。当前,关于数字技术嵌入乡村治理能否增强农民政治信任的研究付之阙如。基于制度主义解释路径构建理论框架,并利用2020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通过分析发现:第一,农民参与数字治理能有效提升自身政治信任。第二,机制检验表明,农民参与数字治理能够促进收入增加,进而提升政治信任。此外,对于社会资本拥有量较低、具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民而言,其参与数字治理对政治信任的促进作用更强。第三,应充分发挥数字治理的红利效应,构建有效的互补体系。只有当基层政府与“村两委”借助互联网及时发布信息,才能使农民参与数字治理的行为促进政治信任。同时,村支书任职年限越长,农民参与数字治理行为对政治信任的赋能作用越强。第四,农民参与数字治理对不同层级政府政治信任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随着政府层级上升(村→乡→县),农民的数字治理参与行为对政治信任的影响逐渐减弱。基于此,结合“平台建设→农民参与→互补体系构建”的数字治理化流程提出政策建议,为提升农民政治信任提供参考依据。

政治信任:基层民主何以提升农民获得感?——基于粤黔省际比较

乡村民主自治是基层民主及国家治理绩效的重要体现,折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优势。民主自治的本质是农民广泛和深度参与,参与重在获得。以结果为导向,其终端衡量指标莫过于农民的获得感。基于此理念,遴选“四个民主”为基层(乡村)民主自治的度量指标,针对社会经济发展迥然不同的粤黔两省的现实场景,依据抽样调查数据,检验其对农民获得感的影响。结果发现:其一,农民对基层组织的信任度是乡村民主自治及提升农民获得感的主要变量,基层民主自治对农民获得感的影响存在省份差异,该差异性尤其反映于“民主管理”之中;其二,农民的信任度越高,获得感及其省份差异性愈大;其三,针对主要变量,乡贤能人参与治理对农民获得感的影响存在“倒U型”趋势。基于上述结果,以民主自治驱动农民获得感提升,应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立足实际精准定位基层治理目标,完善基层民主制度,提升女性参与度,以乡贤能人发挥示范效应,以智治赋能强化民主监督,以农民有序政治参与优化民主协商渠道。

乡村振兴进程中的社会信任、治理绩效与政治信任——基于CRRS2020数据的因果中介分析

基于2020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的数据,使用因果中介效应(ACME)模型分析乡村场域中社会信任、治理绩效与政治信任之间的关系后发现:在乡村场域中,社会信任会给乡村治理绩效带来正向影响,乡村治理绩效也会对政治信任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社会信任、乡村治理绩效与政治信任之间存在因果中介效应。相比于整体生活预期、收入预期、政府补贴预期等主要指标构成的前瞻性治理绩效,由居住环境满意度、社会治安满意度、村务工作满意度等方面构成的回顾性治理绩效在社会信任影响政治信任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虽然社会信任、乡村治理绩效和不同层级的政治信任之间存在因果中介效应,但效应强度并不会因政治信任层级的不同而表现出明显差异。基于上述发现,回归乡村振兴实践场域,从“增强乡村居民社会信任”与“提升回顾性治理绩效”两个维度给出了提高乡村居民政治信任水平的建议。

腐败治理效能如何影响中国城乡居民政治信任?——基于主观幸福感的中介效应分析

基于CSS2019调查数据,从腐败治理的视角出发,分析腐败治理效能对我国城乡居民政治信任的影响及其具体机制。描述统计结果显示:相较于城市居民,农村居民的差序信任格局更明显以及腐败治理效能感知更强。推论统计结果表明:腐败治理效能和主观幸福感会显著促进城乡居民的政治信任;腐败治理效能会通过提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从而间接地促进城乡居民的政治信任;主观幸福感在腐败治理效能和城乡居民的政治信任之间发挥完全中介效应。因此,各级政府应加大反腐倡廉力度,增进民生福祉,重视“输出面”的公平,以提升基层政治信任,进而助推乡村振兴。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基于政治信任和政治认同的链式中介作用

高质量的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提高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为进一步分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否通过政治信任和政治认同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具有促进作用,文章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湖南省五所大学1?270名在读本科生作为抽样调查对象,借助SPSS软件分析数据,结果显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政治信任、政治认同、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都具有正向影响,同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直接产生积极影响,还可以通过政治信任和政治认同间接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因此,高校可以通过加强政治信任和政治认同教育来提升大学生主观幸福感。

思想政治教育信任的生成根源探赜

思想政治教育信任的生成是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得以发挥的重要前提,也是当前思想政治教育不可忽视的理论和现实难题。从个体内在需要破解思想政治教育信任生成的根源有3个向度:利益是思想政治教育信任生成的现实起点,要关注人的利益,在维护好、发展好、实现好人的利益过程中实现对人的思想政治引领;情感是思想政治教育信任生成的重要基础,“笃信”本身也蕴含着情感,通过以情育情、以境育情和以德育情提升情感体验以增强认同感和信任感;价值是思想政治教育信任生成的动力源泉,信任实质上是一种价值判断,思想政治教育在推进个体社会化、满足精神发展需要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新媒体接触与政治信任——基于印尼的实证研究

政治信任是连接公民个体与政治体系的纽带,对于新兴民主国家的合法性尤其重要。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革新,各式新媒体的兴起极大地改变了传播关系,重塑了受众政治信任的生成路径。本文选取亚洲晴雨表调查2011年、2016年及2019年的三波调查数据,考察了新媒体对印度尼西亚民众政治信任的影响。研究发现,印尼民众的新媒体接触对其政治机构信任和政治人信任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政党、国会、法院、公务员、警察受影响显著,而总统与军队则不受显著影响。就其机制来看,新媒体接触会削弱民众的社会公平感知,从而降低其政治信任水平。

爱国情感对政治信任的影响研究

文章探讨爱国情感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基于《? 网民社会意识调查2017》?的数据分析,通过构建回归模型来分析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当前爱国情感与政治信任整体水平较高,爱国情感与政治信任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爱国情感较强的个体更倾向于对政府持有较高的信任度。研究表明,爱国情感通过文化主义的权威支持、对制度的深度认同以及对国策的正面评价,显著增强了政治信任。

政府绩效感知、政治信任与国家认同——基于CSS2021数据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国家认同是事关国家发展和民族命运的历史性课题,特别是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国家认同问题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研究基于CSS2021的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政府绩效感知对民众国家认同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检验政治信任在政府绩效感知和国家认同之间可能存在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政府绩效感知对民众的政治信任和国家认同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即政府治理绩效是政治信任和国家认同的重要来源;政治信任对国家认同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在政府绩效感知对国家认同的影响当中发挥中介效应。基于政府绩效感知对于国家认同构建和政治信任强化的重要作用,政府应该致力于提升治理绩效,为增进国家认同和政治信任提供基础性支撑。

政治信息获取如何影响公众的政治信任?——基于2019网民社会意识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公众的政治信息获取情况对政治信任有什么样的影响?基于2019网民社会意识调查数据,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分析变量间的内在逻辑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政治信息获取对公众的政治信任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政治社会满意度在政治信息获取和政治信任之间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公众的传统价值观在政治信息获取和政治信任之间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思想政治教育信任研究的总体概览与深化思路

有关思想政治教育信任其含义主要包括信任涵义、信任主体、信任客体、信任特征等。目前,除少数直接以“思想政治教育信任”为研究主题和以建构思想政治教育信任理论为研究目标外,研究主题多集中在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内、外两大论域,主要观点可以大致归纳为功能意义、问题与成因、路径对策三个方面。其深化研究的主要思路在于进一步辨析明确思想政治教育信任的内涵特征、调查分析思想政治教育信任的现状及规律和不断拓展创新思想政治教育信任研究的主题内容。

互联网使用与新的社会阶层生活满意度——以政治信任为中介变量的实证分析

互联网时代,互联网使用、政治信任和新的社会阶层生活满意度有密切联系,生活满意度关乎新的社会阶层能否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积极力量。基于CSS2019数据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的三种类型,即学习发展型、娱乐沟通型和浏览时政型,都会对新的社会阶层生活满意度产生积极影响,加入控制变量后,影响依然显著。纳入政治信任这一中介变量后,互联网使用对新的社会阶层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发生了变化。其中,政治信任在学习发展型互联网使用和新的社会阶层生活满意度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放大了学习发展型互联网使用对新的社会阶层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国家审计提升政治信任的机理和路径

本文以"塔西佗陷阱"为切入点,分析了国家审计、政治信任和国家治理的关系。政治信任与国家治理相辅相成,国家审计具有提升政治信任的功能,通过提升公众的政治信任实现善治。结合政治信任"悖论",剖析了国家审计通过揭示、预防和抵御机制提升政治信任的机理,并从政党、政府、政府官员、政策制度等四个维度的视角阐述了国家审计提升政治信任的路径;以此为基础描述了政治信任视角下国家审计的六大发展趋势。

社会公平与政治信任——基于“中国乡镇民主与治理调查”的实证研究

社会公平是转型中国秩序重构的价值标杆。本研究基于"程序"与"实质"两个维度,将社会公平划分成程序公正和结果公平,并考察它们对农村居民基层政治信任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村居民对基层政府的信任程度明显弱于高层政府。相较于制度绩效和价值观念,社会公平已构成农村居民基层政治信任的重要来源。伴随着社会转型与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程序公正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强于结果公平的效应,这说明农村居民对社会公平的需求呈现"后物质主义"的特性。

饮食社交对政治信任的侵蚀及差异分析:关系资本的“副作用”

本文使用2009年中国八城市"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JSNET)问卷调查数据,探讨饮食社交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镇居民的社交聚餐频率对政治信任各维度均有负向效应,且这种侵蚀效应在不同体制、不同性别、不同学历和不同地区的人群间具有显著差别。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以"饭局"为途径来积累、维系和动员关系资本的过程,在特定的情境下往往伴随社会层面的消极影响,对政治信任带来"副作用"。

网络使用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及其路径——基于9省18个县(市)的问卷调查

政治信任是构建执政合法性和政策有效性的政治心理基础。网络新媒体自主性、开放性和多元化的特点,改变了传统媒体对政治信息传播的垄断和控制,影响了公民政治信任。文章基于全国9省18个县(市)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多元回归法分析了网络接触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发现在控制社会人口学变量和传统媒体接触的情况下,网络接触负向影响政治信任。结构方程模型的进一步分析发现,网络接触负向影响政府绩效评价和威权主义价值观,正向影响政治效能感,进而间接影响政治信任。由于政府绩效评价和威权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力度强于政治效能感,网络接触对政治信任影响的总效应为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