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社会——一个社会形态的理想类型

信任社会是指一种社会关系主要经由信任而得以组织化的社会形态。在此基础上,信任社会的社会关系可以解析为人际关系、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分别对应于人际关系域、经济关系域和政治关系域,进而建构起信任社会的理想类型。信任社会建构的成功与否,依赖于在三种关系域中信任能否成为社会关系的主导组织化机制。就中国信任社会的建构而言,其可能的途径包括:在人际关系域中,以信任组织化机制代替差序组织化机制成为主导;在经济关系域中,以信任组织化机制代替理性组织化机制成为主导;在政治关系域中,以信任组织化机制代替权力组织化机制成为主导。

信任社会资本的培育与群体性事件治理

信任是一种社会资本形态,它是社会和谐与稳定的黏合剂,其在群体性事件治理的不同阶段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预警阶段,信任社会资本发挥着"感应器"和"减压阀"的作用;在处置阶段,信任社会资本发挥着"救援队"和"润滑剂"的作用;在善后阶段,信任社会资本发挥着"监督员"和"指导员"的作用。构建诚信政府,提升政府公信力,发挥其处置群体性事件的主导作用;培育民众间的普遍信任;发展和完善非政府组织,增强其信任"传递和生产"功能。

信任社会:个体认同实现的社会基础、机制和启示

个体作为独立为其生活负责、自主把握人生命运的个人主体,是现代社会对于个人存在方式的规定。个体认同是个人对这一身份、规定性的确认。个体的主体本质和社会性质决定了个体社会信任对于个体认同的重要意义。现代性塑造了个体社会信任的本质、内容和形式,货币、法律、社会角色、专家系统成为个体的置信对象,从而使个体认同在国家认同和社会进步的意义和层面上展开。这给了我们重要启示:构建包括促进个体认同价值取向的现代社会信任体系,能够推动我国社会个体认同的实现。为此,需要社会和个体双方的共同努力。

工作让人们更信任社会——就业质量视角下的社会信任感研究

采用CLDS数据,实证研究就业质量对居民社会信任感的影响,发现工作是增加居民社会信任感的重要因素。在收入一定的情况下,高质量的就业能够显著提升居民的社会信任感。作为就业质量的主要评价指标,工作满意度与社会信任感显著正相关,个人收入越高的居民反而对社会越不信任,周工作时间仅对女性和农村居民社会信任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工作中的性别歧视和户籍歧视使得女工和农民工加班过多现象明显,降低了其社会信任感。

政府范导型信任社会理论模型探析

构建信任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根据信任的发生机制、社会建设的理念和现实国情,构建政府范导型信任社会成为我国建设信任社会的理想模式。从社会结构维度、信任要素维度和构成状态维度三个角度探讨政府范导型信任社会的构成状态、内在机制和功能定位,有助于全面把握这一理论模型的精神实质。

信任社会：一种政治哲学视角

本文从哲学对人的分析视角结合政治的前景,说明当代社会信任的普遍缺失现状,来分析一个普遍信任的信任社会建立的必要性,而且这种信任是摈弃外在的契约形式,回归其内在的道德。

产妇社会信任和心理弹性对产后创伤后应激障碍影响的路径分析

目的分析产妇社会信任和心理弹性对产后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影响的路径。方法采用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清单-平民版(PCL-C)、社会信任量表(STS)及心理弹性量表(CD-RISC)对312例产后产妇进行问卷调查。结果产妇产后PCL-C得分为(26.82±10.23)分;STS得分为(26.55±5.22)分;CD-RISC得分为(91.56±25.56)分。产妇产后STS和CD-RISC评分与PCL-C评分呈负相关(r=-0.177、-0.153,P<0.01),而STS评分与CD-RISC评分呈正相关(r=0.446,P<0.01)。心理弹性在社会信任与产后PTSD间的中介效应不显著,社会信任在心理弹性与产后PTSD间的中介效应不显著。结论心理弹性、社会信任与产后PTSD之间两两直接相关,即心理弹性直接影响产后PTSD,社会信任直接影响产后PTSD,心理弹性与社会信任间相互影响。

幸福感影响企业创新吗?——基于社会信任视角

在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地区幸福感是个体对自身生活感受与区域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指标,同时地区幸福感也将广泛地影响经济生活的各方面。幸福感是社会学和经济学领域的热点内容,但在公司治理行为研究较少。本文运用我国2010—2020年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探究地区幸福感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地区幸福感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创新。本文进一步研究表明地区幸福感能够提高改善地区信任环境,进而正向影响企业创新。基于公司内部治理检验发现,在管理者代理成本较低时,地区幸福感对企业创新的正向影响更显著。

社会信任对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的影响机制研究--兼议社会交往的中介效应

作为积极老龄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老年人健康问题,特别是心理问题得到了多方的重视。为了探寻老年人心理健康问题的影响因素,基于社会交换理论提出了“社会信任—社会交往—心理健康”的解释框架,并利用CGSS2018的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其一,老年人的社会信任水平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二,社会交往在社会信任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中发挥部分正向中介作用。同时,性别、户籍、受教育程度以及身体健康水平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

社会信任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基于上市公司微观证据的研究

作为一种隐性的非正式制度,社会信任对于推动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开展技术创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立足微观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考察社会信任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研究表明:社会信任主要通过强化企业社会责任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外部资源供给与内部可持续导向能够强化社会信任驱动的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正向价值,产生内外赋能效应,这种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产权、中西部地区以及正式制度环境更弱的企业中更为明显。当前应着力深化社会信任环境与信用体系建设,充分发挥信任的润滑剂效应,以改善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融资环境。

社会信任对个人收入影响的实证研究

增加个人收入是刺激消费的前提,为了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地发展,应对个人增收问题引起重视。个人收入水平受到多种因素影响,本文基于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CFPS) 2020年数据,选取社会信任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考察社会信任对个人收入水平的影响以及社会信任对不同收入群体的影响差异,并进一步探讨社会信任对个人收入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社会信任对个人收入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较高的社会信任可以使个人收入水平得到有效提高,且具有稳健性,中年群体、初等教育群体和高等教育群体受到的促进作用更大。社会信任显著且稳健地通过促进信息传递影响个人收入,通过实现个人职位晋升而促进个人收入增加。

社会公共信任建设中的分配正义

诉求机会均等与伦理关怀的分配正义是新时代社会公共信任建设的题中之义。公共资源是公配正义的物质前提,品德是分配正义的必备条件。分配正义不仅可促成经济−政治−社会的有效互动、推动社会信任的合理循环,也有益于提升公民的权力−权利意识。强化分配正义中的社会公共信任建设就是要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分配正义的实践既要谨防分配的绝对平均化,忽视个体差异的经济化,更要杜绝过程中对地位、金钱或关系的依赖。理想的分配是效率优先与兼顾公平的统一,在分配−发展中诉求公共资源分配的他律与自律结合,突出分配的发展原则、公正原则及共享原则。公共资源的合理分配有赖于执政党认知力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提升,要有对社会客观规律与人民群众的敬畏之情。

智媒时代下公共突发事件、媒体角色与社会信任研究进展

随着智媒生态蓬勃发展,智媒平台在社交和信息传播中起到关键作用,多种信息传播方式交织,使公众对信息认知变得更为复杂,主流媒体在应对公共突发事件和树立社会信任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论文着眼于主流媒体在智媒生态中的多元化职责,梳理其在舆情传播、危机管理和舆论引导方面的作用及智媒时代下数字化趋势,结合对数字媒体生态演变和主流媒体角色的综合分析,以及智媒时代下主流媒体新角色进展,指出了未来研究的方向和趋势,旨在更好地引导主流媒体适应智媒时代的公共突发事件管理挑战,增强社会对媒体的信任,共同构建一个更加开放、透明、有序的信息社会。

司法实践中的社会信任与公信力建设研究

本研究旨在探讨司法实践中社会信任与公信力建设的关联及其影响因素。通过深入分析多个司法案例,发现司法公信力是构建社会信任的核心。本文提出了加强司法公开、透明化,以及提升法官专业素养等建议,以期为司法实践中的社会信任与公信力建设提供有益参考。这些措施不仅有助于增强公众对司法的信任,还能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为法治社会的构建奠定坚实基础。

社会信任对投资者关注同步性的影响研究——基于公司治理替代效应的实证检验

投资者关注同步性可能导致更高的股价同步性,从而影响资本市场的效率。本文利用百度搜索指数分析投资者关注同步性,研究社会信任如何对其产生影响。结果表明,社会信任与投资者关注同步性显著正相关。该研究丰富了社会信任的经济后果研究,对揭示社会信任在投资者行为中的作用以及提高资本市场效率具有一定的意义。

老年人网络参与对其社会信任的影响——基于CGSS2018数据的检验

老年群体的社会信任不仅是其获得满意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重要途径,还对促进经济增长、维护社会稳定具有积极作用,在老龄化和数字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分析网络参与对老年人社会信任的影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8年微观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分析网络参与对老年人社会信任的影响并对其中的异质性和具体作用机理进行探讨。研究结果发现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来源显著降低了老年人的社会信任概率,采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后结论依然稳健。控制变量中的老年人年龄、受教育程度、户籍和党派均对其社会信任产生显著影响。在性别方面,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来源对不同性别老年群体的社会信任产生大致相当的负面影响;在地区方面,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来源仅对东部地区老年人的社会信任产生显著负面影响,而对中部和西部地区老年人产生正面但却不显著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异质性。此外,频繁与邻居朋友聚会和频繁使用传统媒介均能够中和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社会信任的消极作用。基于上述结论,建议加强网络环境安全建设,提升老年人信息素养水平,帮助老年群体形成健康的网络参与行为习惯,在普及老年人网络参与的同时维护老年人的社会信任水平。

金融素养和社会信任能促进农户数字金融参与吗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新阶段,金融素养和社会信任可以影响家庭金融决策,是提升农户数字金融资源可获得性的重要因素。通过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研究发现,金融素养和社会信任均能促进农户的数字金融参与,金融素养水平及社会信任水平越高的农户越倾向参与数字金融,且越倾向参与更多种类的数字金融。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素养和社会信任对农户的数字支付使用深度都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对不同风险态度、年龄段、是否为相对贫困群体以及不同地区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因此,本文建议加强农村地区金融教育普及,完善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以提高农户的金融素养和社会信任水平,从而提升农户数字金融参与,使数字金融能更有效服务“三农”发展。

社会信任对环境规制碳减排效果的影响——基于中国28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

制度作为一个整体,是由各项相互关联的分制度组成的。一项制度所发挥的效果会受到与之相关联的其他制度协调性影响,当制度之间的互补性和协调性不断增大时,制度的实施效果才能得到充分发挥。社会信任作为一项非正式制度会影响正式制度环境规制的实施效果,但鲜有文献研究社会信任在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中所发挥的调节效应。基于此,文中选取2010—2019年中国28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调节效应模型、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模型等研究社会信任在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中所发挥的调节效应及作用机制,并分区域检验这一调节效应的异质性。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呈倒“U”型非线性关系,且现阶段环境规制影响碳减排的促进作用占主导地位。FDI、产业结构高级化和研发创新是环境规制影响碳排放的重要中介传导渠道。(2)社会信任作为调节变量,正向调节了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并加速了倒“U”型曲线拐点的到来。(3)从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来看,FDI、产业结构高级化和研发创新都在社会信任对环境规制的碳减排调节效应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且社会信任对三个中介渠道拐点的影响存在异质性。(4)社会信任的调节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在小型城市,社会信任影响环境规制碳排放的调节效应要大于大中型城市;在非环境重点保护城市,社会信任所起到的调节效应要大于环境重点保护城市。上述研究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文章丰富了环境规制和社会信任的相关研究,有助于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制定相关政策,提高环境规制的碳减排效果,加速推进中国城市的绿色发展和转型。

数字普惠金融与居民社会信任——基于经济公平和机会公平的双视角

利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匹配数据,基于广义双重差分模型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社会信任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升居民社会信任水平,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凭借“普”“惠”的特性,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缩小收入差距(经济公平)、释放发展机会(机会公平)促进社会信任水平的提升。此外,数字普惠金融对中西部居民及农村地区居民社会信任水平的提升作用更大,男性、学历高、处于相对贫困状态的居民在使用数字普惠金融过程中受益更多。因此,大力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于提升当前普遍较低的社会信任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社会信任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决策研究

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考察社会信任如何影响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决策。研究发现:社会信任水平的持续提升和信任半径的不断拓展会促使农村劳动力选择非农就业,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仍然成立;社会信任通过增强风险承担意愿、提升人力资本层次和延展社会网络半径促进非农就业。进一步探究社会信任对非农就业演进全过程的作用,社会信任水平越高的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转移程度越高;动态识别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历史烙印影响发现,成长于法律制度更完善、劳动力流动更自由的社会环境中的农村劳动力,感知到的社会信任对非农就业的促进作用更强。因此,应营造利于非农转移的相互信任、互惠互利型发展环境,发挥社会信任对增强农村脱贫内生动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