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心论与信古论在晚明融合的学理依据及其历程

信古与信心 ,明代诗学中这两种区划井然的理念分别由前后七子和公安派所代表。信古的核心是尊重文体规范 ,信心的要害是尊重自我的“性灵”。二者的融合有其内在的学理依据。信心论与信古论的融合在屠隆、李维桢、邹迪光、袁中道等人的折中态度中已露端倪 。

古史演变分化说与《〈穆天子传〉真实来历的探讨》的讨论

1938年,杨宽先生提出了著名的“古史传说出于神话演变分化之说”,对于《穆天子传》周穆王西征和西王母故事演变的分析,颇有重要的理论启发和参考价值。1996年,杨宽先生写作《〈穆天子传〉真实来历的探讨》一文时,并没有放弃“古史传说出于神话演变分化之说”,但他的学术思想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并在学理上呈现出诸多矛盾。杨氏关于《穆天子传》的“真实来历”,“周穆王西征史迹的真实性”,“《穆天子传》所述及周初历史的正确性”的信古倾向,反映出其学术思想呈现一定的倒退之势。

“信古、疑古、释古”论评

自上世纪30年代起,学术界关于“古史辨派”这一概念主要有冯友兰“信古、疑古、释古”三阶段、顾颉刚“疑古并不能自成一派”和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三说。冯先生所说“疑古派”是当时特指古史辨派之语,顾先生所说“疑古并不能自成一派”是从词义学上作出解释,现在看来均有明显不足。作为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概念,信古、疑古、释古三派的合理解释,不妨回归胡适的“剥皮主义”和钱穆的“高山下石”之喻,也就是梁启超的“各时代逐次复古”思想。复古是恢复古代历史真相,只有做到了“以复古为解放”,或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以考信为重建,及充分认识到“故先秦学占学界第一之位置”的学术走向,信古、疑古、释古三派之说才是具有意义的。

对信古、疑古、释古说的重新认识

2 0世纪 3 0年代 ,史学界有信古、疑古、释古的派别划分。今天看来 ,这样的划分 ,仅是对 2 0年代前后的古史研究所作出的认识和概括 ,并且 ,对“信古”派的成员及其主张应具体分析 ,而疑古学说所带来的史学观念的转变即融于中国史学转型的总的趋势中 ,“《古史辨》本不曾独占一个时代”。

陆懋德的“信古”与“考古”

在1920年代早期中国史学界的变革中,清华学校国文教授陆懋德利用其收藏经营古董的经验,对中国上古历史进行梳理,提出了与北京大学疑古健将胡适、顾颉刚截然不同的观点,并为东南大学学衡派的学者引为同道。尽管在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的过程中,陆懋德被迫离职,其在学界的影响力也逐渐减弱,但他的经历显示出,“信古”“疑古”与“考古”三者之间的关系决非层层更迭。

谈“信古、疑古、释古”

1994年,李学勤先生为《原道》第一辑撰文《谈"信古、疑古、释古"》,一时洛阳纸贵,引起学界热烈讨论。转眼二十年过去,此文持续引起关注和评述。征得李先生同意,特再次刊发此文,以期引起新一代读者的关注和思考。

“说体”“托体”与回到“疑古”“信古”之间——以先秦两汉出土文献为例

“疑古”派在“层累说”观念左右下对古史人事及相关典籍出现早晚的判断,不断遭遇到新出简帛文献的挑战,“走出疑古”的声音即是在此过程中所发出,由此又出现了只要是出土文献“便没有辨伪问题”的说法和态度。然而清华简《保训》、上博简《鲁邦大旱》《武王践阼》《季庚(康)子问于孔子》等简文中的种种疑点,又提醒我们对古人所说同样不能信任太过。究其因,先秦有些著述存在援用“说体”和采用“托体”以叙事、说理的现象,这就既不能仅凭见于文献早晚以断言人物故事产生时间,也不能听信古人说一是一,说二是二,而是应该回到“疑古”与“信古”之间,对于出土文献,同样需要在甄别、辨析基础上加以客观的把握和使用。

《周易》的假象寓意信古崇圣和卜筮迷信

假象寓意是《周易》主要的思维方式,其思维理数是:意象概念、直觉判断和比附推理;信古崇圣是《周易》主要的思维定势,这一定势是儒家文化造成的;对《周易》假象寓意、信古崇圣中包含的神秘主义的放大,是卜筮迷信越数千年而不绝的直接原因。

客家民间信仰文化及其保护研究——以信丰古陂“蓆狮舞”为例

近些年来,已有一部分客家民间信仰入选为省级或者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其中信丰古陂"蓆狮舞"有着相当高的观赏艺术价值、研究价值、文化交流价值和经济价值,是客家民间信仰民俗化的一个典型代表。信丰古陂"蓆狮舞"是客家文化与中原艺术共同浇灌的一株花,在传承中华民族传统"龙"、"狮"民俗文化上,具有深远影响。近年来,我国积极推进对客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但同时也存在许多问题,例如缺乏传承人和青年观众、缺失新意等不利的生存环境。

不可迷信古注

《汉书·刘歆传》:“初,歆以建平元年(前6)改名秀,字颖叔云.”颜师古注引应勋日:“《河图赤伏符》云.‘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故改名,几以趣也.”刘歆改名当因哀帝刘欣于建平元年即位,歆与欣音同。

隆安县南圩镇古信村低产板栗园改造措施探究

板栗是我国比较传统的干果,其果实中富含大量的胡萝卜素、硫胺素、蛋白质等,有着较高的营养价值.同时,由于板栗具有适应性强、种植成本低的特点,在我国大面积种植.但是,随着板栗种植产业的发展,逐渐出现了一系列低产低质的问题.因此,相关种植人员要加大对板栗种植技术的改造,以提高板栗种植的产量.基于此,简要分析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隆安县南圩镇古信村板栗园低产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关的改造措施.

中日两国历史学疑古思潮的比较

中日两国在史学发展的历程中,都出现过强劲的疑古思潮。中国自古史学遗产丰厚,疑古思想的发展也源远流长,至清代乾嘉时期,有崔述撰著《考信录》,学术成就粲然,对近代日本和中国的疑古学者都产生很大影响。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引进德国兰克的客观主义史学理念,结合中国传入的考据学方法,形成一股近代化的疑古思潮,发展至20世纪20～30年代,形成津田左右吉的"日本神代史抹杀论",中国在同一时期则出现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引发一场学术论辩。由于中日两国具体国情、文化背景和国际政治形势的转变,日本的疑古思潮取得最终胜利,而中国的疑古思潮则被排斥、抑制而失败。分析这种截然不同的后果,可以得出必须清算"二重证据法"给历史学界造成的不良影响、必须确立历史学以求真、求是为第一准则等学术启示。

西方汉学的古史研究——《剑桥中国古代史》序言

《剑桥中国史》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筹备之时,总编辑决定该通史只能从秦汉时代开始,中国传统三代时代完全省去。通史第一册于1986年出版之后,不少读者提出意见,建议再补充中国上古史。剑桥大学出版社接受了这些意见,决定编辑《剑桥中国古代史》,与《剑桥中国史》相关但是另外刊出。本文即《剑桥中国古代史》“序言”述论本书的编辑缘起及过程,并对一系列相关的问题作介绍,诸如西方汉学家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成果、20世纪考古学的发展对中国史学的影响、考古学与历史学的相对长处和短处、疑古学风与信古学风的来历和比较,以及《剑桥中国古代史》的内容和遗漏等。

再论中国古典学重建问题——以列子时代考订与《列子》八篇真伪之辨为例

自1935年5月冯友兰陆续阐发的"信古、疑古、释古"说,曾在中国学术界引发长期的争议,并直接影响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古典学理论的建构。从中国学术史上有关列子时代考订和《列子》八篇的真伪之辨,可以清晰地看出,除了明清民国时期,存在极端疑古的不良倾向外,总体而论,从信中有疑到考而后疑与考而后信两种倾向并存,"信"与"疑"始终没有呈现出绝对的分离状态。简单地将"信"和"疑"对立起来,注定很难准确揭示出纷繁复杂的古史、古书的历史实际,自然也很难谈到在真实可信的史料基础上进行古典学重建问题。新时期学术界关于浙大简、清华简、北大简真伪的激烈论辩,为新时期中国古典学的重建问题提出一极有价值的启示:对古史古书的审查,是重建古典学的基础,不对新旧史料进行科学的"澄滤",曲解与割裂信古、疑古、释古之间的关系,必会将中国古典学重建引向新的误区。

走出疑古与释古时代的庶人经学

在疑古运动冲击下传统经学轰然倒塌,儒学因之成为无处归栖的游魂。传统信古一派则竭力辩护、拒斥,然终因有违于现代科学不获于当世。释古一派通过"二重证据法"的方式,根据出土与传世材料的相互解释以重建古史、确认经典的价值,于当代影响最大成为主流。然则考古材料的有限性和解释的趋同性注定了这一方法的局限。事实上,无论是疑古学派的否定,还是释古学派的肯定,都存在着一个本质上相同的非现代性前提,通过否定或肯定经典古老的历史和圣人创作以否定或肯定经典的价值。而经典的价值并不在经典之外,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乃是由于其自身的价值。这就需要观念的转换,由经典之外渺茫无稽的古史转向经典之内凝聚的悠远绵长的价值和时代之思,由对经典之外圣人的崇拜转向经典之内庶人智慧的认同,从而在现代和后现代语境中重新确立经典的合法性,实现经学和儒学的现代重生。

读《古史辨》之《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引发的思考

"诸子出于王官"说始见于《汉书·艺文志》,盖本于刘歆《七略》。近代以来,有关于诸子是否出于王官问题的讨论中,肯定者以章太炎为首,他的《诸子学略说》极力主张"诸子出于王官",并利用对诸子各家的论列巩固自己的观点。他的这种观点被学术界列入"信古"派;否定者则以胡适为中心,他的《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力陈章说的偏颇之处,认为诸子之学的产生起于"救世之弊,应时而兴"。学术界也因而将他归入"疑古"派。笔者认为这种划分不尽恰当,并将章氏和胡氏的立论依据进行比较,发现胡适的"疑古"实则是建立在"信古"的基础上的。此外,本文还就"学在官府"和"学出王官"的实际进行讨论,肯定了胡适的"古者学在王官是一事;诸子之学是否出于王官又是一事"的论断;与此同时,还对诸子之学产生的原因进行了一定的探讨。

孔子“好古”思想小议

孔子“好古”思想小议陈科华一“老彭”与“信古”《论语·述而》中载，“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所谓“老彭”者，旧说为“商贤大夫”。后人对此有歧议①。其实，“老彭”其为人也，是不是“商贤大夫”，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这并不重要。重要的...

顾颉刚与徐旭生的交谊与学术歧见考述

20世纪三十年代初,顾颉刚和徐旭生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通力合作,共同创办通俗读物编刊社,参与抗日救亡运动,组织和参与禹贡学会。他们还分别是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史学和考古方面的负责者,共同促进了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和考古发掘的发展。后顾徐二人因人事纠纷关系破裂,由交好转向彻底交恶。顾颉刚与徐旭生的学术观点异趣,从侧面反映了两位学者对古史学术观点的不一致。二人的交往是民国时期学者生态的一个面向,他们的学术歧见凸显了民国学术发展的多面性。

轩辕之丘地望辨析

轩辕之丘作为黄帝的出生以及建都之地,地望大致在河南新郑一带。传世文献中的记载应该信从,不能盲目疑古。弄清轩辕之丘的地望,有助于探索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

信而有征:中国考古学思想史上的徐旭生

在发掘方法、分析手段与解释体系的完善之外,现代考古学成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对考古学思想史的自觉。20世纪前期形成中的中国考古学,如何在民族救亡图存的大时代中定义自己的使命?在现代学术形成的过程中,中国考古学如何在历史与哲学、在静止的物质文化与动态的古代社会之间架设桥梁?如何在中西思想体系的折冲中营造一套文明观来诠释中国社会所经历的古今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