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身份中心主义”到“信息中心主义”——内幕交易主体法律规制之变迁

我国现行《证券法》中关于内幕交易主体的规制结构,主要是借鉴移植美国历史上信义理论和盗用理论的立法结果。一方面,以特殊身份圈定'内幕信息知情人',带来依照特殊身份还是知悉信息认定知情人的争议问题。同时,《证券法》规定'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也具有不合理性,合法获取内幕信息的消息受领人也应该纳入内幕交易主体的法律规制范围。要从根基上有效解决法律规范本身的缺陷,治本之策是在修法时重构我国《证券法》中内幕交易主体法律规制体系,由'身份中心主义'转变为'信息中心主义',将'形式上的特殊主体'(特殊身份和非法手段)转变为'实质上的一般主体'(任何实际知悉内幕信息的主体),在对内幕交易主体统合界定的基础上,进行分类列举,按照与内幕信息的亲疏远近,结合主体的交易特征、职责身份、通讯联络等环境要素,对于不同类型主体确立不同的认定规则。

不同属性外国品牌负面信息披露对品牌来源国认知的影响

品牌来源国刻板印象是中国社会情境下的一种典型社会认知偏差,如何反转品牌来源国刻板印象是当前亟需研究的重要命题。以社会信息环境中的民族中心主义信息和外国品牌负面信息为刺激线索的实验研究发现:民族中心主义刺激仅对手提电脑质量组外国品牌负面信息抑制抽象外国品牌态度偏好和购买意愿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这表明民族中心主义刺激对外国品牌负面信息抑制抽象外国品牌偏好具有调节作用,而且存在产品属性差异;同时,民族中心主义刺激还对商业贿赂组的具体本土品牌态度偏好、食品质量组和商业贿赂组的具体本土品牌购买意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表明,民族中心主义刺激对外国品牌负面信息反转具体本土品牌偏好具有调节作用,而且存在产品属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