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建构的脉络变迁与中国进路

自20世纪40年代联合国成立后,为建构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了长达近80年的不懈努力。伴随全球政治经济的时代变化,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构建历程经历了从两极化传播时代公民权利导向、国际化传播时代国家主权导向到全球化传播时代多元主体导向的变迁。随着世界范围内单边主义、保守主义兴起,当今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发生重大改变,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建构又一次面临新的契机。在建构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过程中,中国应在联合国框架内,推进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信息公平论:追求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

信息公平论是指20世纪70年代末提出的试图改变全球信息传播不平衡、不公平状态的传播改革理论。在信息资源已经成为国家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核心战略资源的大背景下,通过为发展中国家和有特殊需要的地区、群体和个人提供物质手段和信息产品来保护与促进其公平获取、享用信息的权利,以缩小"数字鸿沟",从而建成包括所有人在内的真正意义上的信息公平和信息均衡的和谐社会已成当务之急。但是,要践行和实现真正的信息公平,则必须坚持信息自由原则、信息平等原则和信息共享原则,同时要积极寻求主体能力保障、制度政策保障和伦理道义保障。不仅如此,还应该以东方生态智慧为基础,坚守整体互动和可持续发展的媒介生态观,追求媒介生态的平衡发展、良性循环、有机互动,在充满诗意追寻和栖居中选择简朴、节约、公平与恰到好处的信息生活方式,最大限度地保护信息生态环境,使人、媒介与社会和自然处于一种最佳的组合状态。

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建设初探

提升国际传播力有利于实现国际信息传播的公平性,有利于建立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对建设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具有重要意义。在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建设中,提升国际传播力需要坚持公平、整合、共享等基本原则,具体的策略则包括:在开放的前提下提高本国媒体的核心竞争力、不发达国家间努力形成良性的竞合关系、通过国际协商以合理规划和分配信息资源等。

拉美“南方传播学”及其对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建构的启示

基于鲍温图拉“南方认识论”的鸿沟界线、缺场社会学、涌现社会学、知识生态、实践艺术等基础上的拉美“南方传播学”从“去殖民性”角度出发,与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的科学想象决裂,旨在改变支撑西方殖民、资本主义、父权制和发展主义关系之历史根源的叙事或建议,试图成为一个新文明时代的组成部分和另类体系的建构者。拉美“南方传播学”以“南方传播”的名义与“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斗争在“大变局时代”形成了汇流,但二者有着相似的“批判-乌托邦”特征,都需要强有力的制度和物质力量来担保。这为我国推动构建一种第三世界的文化主体性的生成机制、构建公正的世界信息传播秩序提供了合适的契机。借助“南方传播学”思路,有助于打造全球化的新文化版图,打破新自由主义气息的知识垄断和文化霸权,动员和团结“全球南方力量”的知识生产和行动符合中国的利益。

在互联网环境中重寻“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

全球权力转移和其他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动,为信息传播领域带来新动力,而互联网则成为全球竞争的新场域。20世纪70-90年代的"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运动有得有失,如今仍有其积极意义,启示了在互联网平台上类似运动开展的可能性。当前由美国主导的互联网信息秩序仍然是不平等和不均衡的,一种新秩序亟待建设。在建设过程中,可能从之前运动中获得启迪,而新的形势和条件要求重寻理念、重塑主体、重建制度,在多元化格局中寻找秩序建立的思路与途径。

下一代互联网与我国参与重构世界传播新秩序的机制

从20世纪70年代发展中国家提出"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至今,世界信息不公平现象依然存在。下一代互联网为我国等发展中国家重构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提供了契机。在下一代互联网语境下,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机制:多元主体的信息传播机制、开放融合的信息治理机制和基于下一代互联网的信息产业机制,将有助于我国更好地参与重构世界传播新秩序。

从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运动到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看中国方案的可行性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兴起的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运动中,取得独立的新兴国家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舞台反对世界信息秩序的不平等,但最终以失败告终。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传统媒体的影响力逐渐式微,传统媒体时代追求的信息传播秩序并不能完全反映现实情况,互联网时代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逐渐意识到网络主权以及信息化对于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的影响,如何适应新媒体的崛起、追求更为公正合理的世界传媒秩序是发展中国家亟待解决的问题。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习近平主席着重阐述了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四项原则与五点主张。互联网大会虽已开至第五届,但这些理念依旧在为构建更为平等的世界传播秩序添砖加瓦。

世界信息传播秩序演变与中国的贡献--以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的传播实践为例

对世界信息与传播旧秩序的最初反抗始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其核心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框架内的斗争。但该组织最终向美国妥协,强调用自由市场解决传播问题,这场反抗旧秩序的斗争也以失败告终。在后冷战时期的多极化阶段,半岛电视台和"今日俄罗斯"的崛起在相当程度上被认为是撬动世界信息与传播旧秩序的成功实践,但它们的崛起也跟国家力量密不可分,从某种程度上重复了旧秩序的思维和运作逻辑。本文认为中国国际电视台的理念和实践蕴藏着建制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新模式的可能:摆脱自由市场的丛林竞逐逻辑,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普遍理解中进行媒体实践,从而超越一国利益和二元对抗的思维模式,实现多元共容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普遍发展。

全球传播新格局建构何以可能?--以观念演进为视角

以观念演进为视角,探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全球传播新格局建构何以可能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以西方中心主义为价值基础的全球传播格局是西方国家进行全球资源控制的工具与手段,国际社会对信息传播新秩序的追求,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和文化自觉,但在实践过程中处处碰壁。面对新的历史条件,文明交流互鉴理念为全球传播新格局建构贡献了中国智慧,也为这一新格局建构提供了基于坚实价值基础的可能性。

传播与全球话语权力转移

当前,伴随着政治经济和国际传播格局转型的是全球话语权力的转移和世界对于新的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探索。后西方、后美国、多边主义和新的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等成为新形势下国际传播的替代性话语方案。在所有方案中,由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愿景更是赋予国际传播大变革新的想象空间和发展动能。

21世纪全球传播秩序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基于中国知网文献的知识图谱分析

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革命推动权力的再造和结构性调整,全球传播秩序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运用Cite Space对中国知网2000~2020年全球传播秩序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发现:媒介技术与全球传播秩序关联紧密;全球传播秩序主题研究呈现出明显的跨学科特性。国内全球传播秩序研究表现为四个阶段:依托传统媒体的萌芽探索期,对全球传播秩序的研究界定尚不甚清晰;新旧媒体叠加的初步成型期,初步形成对全球传播秩序的认知,学科从传播学向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等学科拓展;寄望网络媒体的快速发展期,互联网开始以其全球互通互联的特性,被寄予改变世界信息与传播秩序的厚望;聚焦全媒体多维扩散的空前繁荣期。国内研究趋势体现为三点:重点关注媒介技术重构全球传播秩序的应用;新时代传播秩序的机遇、挑战与应对;重塑国际秩序的“中国方案”议题。深化全球传播秩序研究,短期应注重内容上的创新与突破,长期应注重系统、多元、细微、深化的演变。

东方学视野下的媒介帝国主义

本文将从东方主义的视角出发,论述媒介帝国主义像东方主义一样,对东方(更广意义上指发展主义国家)实行着"媒介霸权"。本文指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的信息方针应与国际公认的方针接轨以建立一个公正、民主的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

一目了然

建构国际传媒新秩序的中国方案首先,中国应在积极参与构建国际传媒新秩序的过程中贡献中国思想、中国智慧。随着中国国际地位与国际话语权的不断提升,中国在参与建构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中的角色和作为越来越受到期待。因此,亟须将那些饱含中国智慧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编织进国际传播实践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