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公众环境信息传播权初探

公众环境信息传播权是公众为实现环境保护与治理目的,对环境信息以合法形式进行符号化加工,并通过媒介方式向受众进行表达或者再表达的权利。公众环境信息传播权的生成有其自身的时代背景和独特的价值意义。权利要素与权利独立性是证成公众环境信息传播权权利属性的必要事项。主体、客体及内容为公众环境信息传播权权利构造的基本要件。“规则之乏”与“氛围之虚”是公众环境信息传播权之规范构造与实际行使的两大困境。公众环境信息传播权的制度塑造集必要性、可行性、艰巨性于一体。

论职业院校数字图书馆的建设与网络信息传播权

随着数字图书馆的建设,方便人们寻找资料,但它给著作权的保护带来了严重的隐患。隐患背后隐藏的是公平价值和效率价值的冲突。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出台使数字图书馆同著作权保护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文章本着平衡公平和效率价值的精神,论述了职业院校在数字图书馆工作中要正确界定"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的涵义。

网络信息传播权浅谈

网络数字传输给传统的著作权制度带来新的冲击 ,如何对它进行版权保护已成为各国信息化过程中的核心问题之一。网络数字传输与传统著作权的复制、发行等权利均有“似是而非”之处 ,很难把它仅固定为其中的一种权利 ,应将其作为著作权人的一种新的专有权———网络信息传播权来加以规范。

网络信息传播权保护的冷思考

毫无疑问，法律法规是维护社会公平的最后底线，然而，如何提升国内网络信息传播权保护水准，依靠的不仅仅是惩成，惩戒只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外部强制手段。

经营性网站侵犯信息传播权问题探讨

信息网络传播权是著作财产权的一种,经营性视频网站的出现使得该类侵权纠纷日益增长。在诉讼实践中有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棘手问题:一是原告权属的确定;二是被告主体的确定;三是经营性网站以"搜索链接"来抗辩免责。

公共图书馆涉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纠纷裁判结果影响因素研究——基于345份判决文书的实证研究

数字化服务在公共图书馆的各项职能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因与信息网络传播权紧密相关,产生不少争议。利用345份生效判决文书,考察公共图书馆涉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纠纷裁判结果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图书馆级别,图书馆是否实施镜像搭载、链接提供两种行为模式,法院是否采纳事前审查、事中限制、事后补救、采购使用4种裁判根据,与裁判结果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基于上述分析结果,为消弭公共图书馆与权利人之间的矛盾,公共图书馆自身应重视镜像搭载过程并加强意识转变,图书馆行业应将法律因素纳入评估定级的考量,法律层面应重视、修改合理使用制度,并完善和激活避风港规则。

图书馆信息网络传播服务例外权利限制问题的立法研究

在网络环境中,为了保障图书馆服务功能的发挥,通过立法对信息网络传播权进行限制具有正当性。然而,我国立法对图书馆行使信息网络传播权例外权利的反限制条件较多而且严格,适用范围狭窄,同时存在规定模糊等问题,极不利于图书馆开展网络信息服务。为此,应进一步健全版权立法,探讨完善例外权利行使制度、引入版权法定许可制度、建立网络版权穷竭制度等策略。

图书馆被诉侵权的胜诉与败诉抗辩策略研究——以信息网络传播权类案为例

分析信息网络传播权类案件中图书馆被诉侵权的胜诉和败诉抗辩策略,能够为图书馆面临诉讼时提供抗辩要点,进而提高抗辩有效性。以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类案件中图书馆被诉侵权的案例为样本,运用扎根理论方法获取176个初始概念、46个范畴和10个主范畴,提炼出图书馆被诉时的抗辩要点并绘制谱系,总结图书馆被诉侵权的抗辩策略。有效抗辩策略的思路是优先考虑不侵权,其次是侵权不判赔:主张已过诉讼时效可一招取胜,主张无权利来源需分类阐释权利具体类型,主张侵权不判赔的制胜关键是主体性质。无效抗辩策略主要体现为认定侵权时抗辩偏离重点且暗含承认,停止侵害时抗辩遗漏关键点且缺乏论证,判处赔偿时抗辩没有针对性且片面化。为提高图书馆可能败诉时的抗辩有效性,提出优化建议:认定侵权时,以权利来源和行为性质为重点,并按照逻辑链条有序展开抗辩;停止侵害时,以主观方面和主体性质为重点,注重全面举证和充分论证;判处赔偿抗辩时,以主体性质和客观方面为重点,分层次阐释以避免抗辩过于片面。

论数字化背景下公共图书馆的合理使用——基于《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七条的思考

在当前的数字化背景下,伴随着信息技术水平的提升,我国公共图书馆所享有的合理使用范围却受到了较大挤压。究其根本就在于以数据库商等为代表的版权人通过采取技术手段等措施扩大自身权利空间,导致以公共图书馆为代表的社会公共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失衡。此外,我国现行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七条的相关规定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公共图书馆合理使用空间形成了一些限制,进一步加剧了利益失衡的局面。因此,在梳理《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七条等相关规定历史沿革的基础之上,立足当前数字化迅速发展的时代背景,在目的解释的视角下,回归知识产权限制制度的本质,提出完善我国公共图书馆的合理使用制度的建议,以期适应数字化时代维护公共利益、保障社会公众文化权利的需要。

从“AI听声识剧”案看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行为的认定

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行为的基本行为模式以交互式传播为要素,以未经权利人许可为前提,可分为直接侵权行为和间接侵权行为两类。智能时代网络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网络信息网络传播权新型侵权纠纷也随之涌现。“AI听声识剧”案即是其中典型案例之一。“AI听声识剧”功能相关行为不能适用我国现行著作权法律体系中的合理使用条款,属于网络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行为。为更好地解决技术发展新形势下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行为认定问题,我国应完善立法,出台司法解释阐明“提供行为”的内涵及外延,并将四要素判定法作为合理使用的一般条款融入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中,从而维护网络环境下权利人和使用人之间的利益平衡。

体育赛事活动现场视听信息采集与传播权的保护范围——基于体育赛事产业充分私权保障目的的实现

202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新增体育赛事活动现场视听信息采集与传播权,需要通过规范分析明确其保护范围。研究认为,该权利的设立目的是为体育赛事产业提供充分的私权保障,该目的的实现需要控制体育赛事活动现场的利用。权利主体包括作为原始主体的体育赛事组织者与作为继受主体的相关权利人(即受让人与被许可人);权利客体在现阶段主要指可识别为体育赛事活动现场的图片或音视频;权利内容中的采集或传播包括首次与再次的采集或传播。采集后对权利客体的交易,在无后续传播行为的场合,仅在权利主体有门票利益损失的可控制入场的体育赛事,应认定为以营利为目的;在有后续传播行为的场合,均应认定为以营利为目的。而无论是媒介传播还是自媒体传播场合,用户付费与第三方付费均应认定为以营利为目的。无任何收益的自媒体传播,仅在权利主体有门票利益损失的可控制入场的体育赛事场合,应认定为以营利为目的。此外,为时事新闻报道的采集与传播应直接认定为不以营利为目的。

对IPTV限时回看服务信息网络传播权定性的思考——基于多案例分析

基于“三网融合”的IPTV,为人们带来了便捷、多样的节目观赏体验,也推动了我国传统广播电视行业的新变革。但是,作为新型观看模式的IPTV限时回看,却因为审判不一引发热议。基于多个典型案例,探讨IPTV限时回看服务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定性分歧问题,以期对类似审判有所启示。

广播组织者信息网络传播权适用范围研究

为了应对互联网产业的快速发展以及“三网融合”的时代趋势,防止广播组织者利益遭受损害,2020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47条为广播组织者赋予信息网络传播权。从文义解释角度看,“广播电台、电视台有权禁止他人未经许可将其播放的广播电视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意味着广播组织者基于播放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于广播电视节目的控制,然而该解释结论将导致广播组织者权客体由“节目信号”改变为“节目”本身,造成著作权与邻接权客体出现交叉重合。司法机关应通过运用法律解释方法限缩第47条第一款第三项的文义范围,将其仅适用于行为人通过信息网络将广播组织者播放的非作品或录制品范畴的节目进行双向主动式传播情形,以实现“纸面上的法”向“活的法律”的成功转变。

短视频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损害赔偿探析

随着5G、云计算、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短视频作品日渐广泛,由于传播模式的特殊性,其涉及的法律关系更为复杂,由此所引起的侵权行为、侵权责任的认定以及侵权损害赔偿等问题都给传统的著作权法带来了很大的挑战。我国短视频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案件纷繁复杂,基于立法和司法中存在法定赔偿顺序僵硬、法定赔偿泛化且赔偿数额小、司法实践中侵权主体的责任判定不明、司法认定缺乏有效证据的问题,从立法和司法实践入手,首先,调整《著作权法》第54条的赔偿方式,增加权利人自由选择权。其次,详细考虑法定赔偿因素,区分赔偿数额和合理必要支出。最后,明确网络用户和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同主体的归责原则,法院加强对损害赔偿的证据指引,以期更好地保护我国短视频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图书馆保护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策略研究

信息网络传播权是著作权中一项重要财产权,图书馆在数字化建设与服务过程中,面临保护信息网络传播权问题。图书馆是公共阅读服务重地,需要兼顾维护公共利益和保护信息网络传播权,亟待相关研究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论证。文章基于图书馆数字化服务的现实需求,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选取四个典型案例,分析了图书馆侵权的四种主要方式:上传到网络服务器,提供链接,提供技术支持,提供信息存储空间。研究得出启示,图书馆要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意识,明确区分是否构成合理使用,准确理解适用“避风港原则”,建立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风险管控机制。

网络环境下信息传播权刍议

我国新修订的《著作权法》确立了网络传播权,其有着不同于传统著作权的特征。在网络传播权保护立法不断完善的同时,对其作出限制和例外性规定也成为保障信息合理利用传播和促进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

信息网络传播权限制研究

本文分析了信息网络传播权限制的方式及法理基础,指出了网络传播权限制的意义。

浅议《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对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与服务的影响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与其草案相比,有关图书馆的条款变化较大,在确认与保障图书馆利用网络提供数字资源服务相关权利的同时,对服务对象与提供馆藏等方面进行了严格限制。图书馆可以依法有效地开展或调整本馆的数字资源建设与服务,并在宏观策略指导下采取有力举措加以推行。表1。参考文献3。

图书馆信息网络传播权研究

信息网络传播权属于著作权的一项重要内容。《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7条明确规定了数字图书馆的合理使用权,也对数字化技术的适用范围、服务对象和服务方式进行了限制,这不利于我国数字图书馆的发展。我国需要借鉴国外相关立法,充分利用图书馆自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拓宽图书馆数字化技术覆盖的范围,扩大图书馆信息网络服务的对象和转变图书馆信息网络服务的方式,重构图书馆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制度体系。

对“本馆馆舍内服务对象”的理解——商榷《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七条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7条是关于图书馆等公益机构的权力限制条款。此条明确支持和鼓励在网络环境中,为知识的传承和创新而合理使用现有知识的趋向是十分明显的。但由于该条中公共图书馆的概念色彩浓厚,未能兼顾到高等学校图书馆等不同类型图书馆的性质和特点,因而在对本条规定的理解与做法上都存在着明显的商榷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