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信息公开范围的分析与启示

美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对行政机关公开信息的范围有科学合理的界定,对行政机关享有的信息公开权的行使也建立有规范的操作指引,对其学习和研究,可以为我国相关制度的创构提供有益的启示。

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范围现状

梳理清楚我国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范围的现状,总结其中存在的问题,有利于对症下药,提出更加具有建设性的对策,为建立符合中国特色的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制度打好基础。

论经济学成本理论视阈下的政府信息公开范围

传统政治法律文化与理念、经济发展与法治建设水平、政府偏好与官员的利己性是影响信息公开范围成本的主要因素;政府在确定信息公开范围以及实施过程中不是无代价,而是存在机会成本、边际成本和交易成本;在条件成熟时应当对政府信息公开范围予以修改。

欧洲各国政府信息公开法中的豁免公开范围比较分析

通过对欧洲34个国家政府信息公开相关法律条文的分析整理,比较研究了欧洲各国政府信息公开的豁免范围,分析欧洲不同国家在信息公开豁免范围上的共性与差异,结合欧洲各国的国情解析各国在政府信息公开豁免范围上的存在差异的原因,并提出了完善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相关建议。

论申请信息公开的范围与判断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13条所含申请信息公开的范围,学界已有研究,但却无法回应现实需要。从第13条逻辑出发,无论是在文本或是理论上,申请公开的信息范围既包括主动公开信息的范围,又包含狭义的申请信息公开范围。两者在本质上具有区别,狭义信息公开申请者需要提供密切利害关系与正当性用途的说明,而申请主动公开信息则无此要求。在个案中考察第13条的应用,既印证了第13条的文本及理论逻辑,又充实了狭义申请信息公开的判断要素。

论基金会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的完善

虽然中国法律规范对基金会信息公开作了全面且细致的规定,但因信息不透明而引发的基金会负面新闻依然层出不穷。究其原因,在于中国基金会信息公开法律制度仍然存在强制公开的信息范围过窄、法律责任体系不完善、法律条文过于粗疏、信息披露程度低、信息公开方式不合理、披露效果差等问题。提高基金会透明度及公信力,应当从完善信息公开方式、构建信息公开网络平台、明确信息公开范围及程度、制定信息公开标准、建立基金会信息强制公开规则、完善法律责任体系以及改革双重监管体制等方面入手。

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现状管窥——基于对2013年28个案例的观察与思考

作者分析了2013年全国范围内为发生的28个信息公开诉讼案例,发现存在政府信息公开案例数量与地域经济无必然联系,但是诉讼案例数量相差较大;信息公开申请的阻力较大,申请人较难如愿获取信息;申请人进入诉讼之后胜诉率较低,证明责任分配对其不利等问题。因此需要进一步扩大信息公开申请范围,完善信息公开诉讼证明责任,提高信息公开立法技术以更好地保护公众的知情权,打造顺应时代的阳光政府。

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现状管窥——基于对29个典型案例的分析

针对2013年发生的29个信息公开典型案例,从案例的发生地、公开申请事项、行政机关答复以及诉讼结果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发现政府信息公开案例数量与地域经济无必然联系,但各地数量相差较大;信息公开申请的阻力较大,申请人较难如愿获取信息;申请人进入诉讼之后胜诉率较低,证明责任分配对其不利等问题。因此需要进一步扩大信息公开申请范围,完善信息公开证明责任,提高信息公开立法技术以更好地保护公众的知情权,顺应时代打造阳光政府。

论政府审计信息公开制度

2002年审计署发布并实施《审计结果公告试行办法》,揭开了我国政府审计信息公开制度建设的序幕。公告审计结果仅仅是审计信息公开制度的一个方面,一个完整的政府审计信息公开制度包括公开信息的范围、公开信息的渠道以及实现这一机制应采取的措施。政府审计信息公开作为社会文明、经济一体化和重塑审计形象的必然要求,应该通过立法、加强基础建设等途径完善审计公开信息制度。

政府信息公开的若干法律问题探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施行,对于保障公民知情权、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促进依法行政意义重大。但在执法实践中,正确界定政府信息,明确政府信息的公开范围和方式,科学甄别政府信息公开的其他排除范围,厘清该条例与相关法律的适用关系,以及掌握政府信息公开与"卷宗阅览权"、"隐私权"保护的关系至关重要。

在线诉讼庭审公开中的个人信息保护

在线诉讼庭审公开存在“在线庭审+线下旁听”“在线庭审+在线直播”和“在线庭审+在线旁听”三种实践样态。其中,“在线庭审+在线直播”与“在线庭审+在线旁听”因属于完全的在线公开,故具有载体虚拟性、范围广泛性、受众不确定性、公开及时性、庭审秩序弱控制性等特征,导致在线公开中的个人信息保护尤为困难。实践中,这两种样态下个人信息的保护存在敏感个人信息保护不足、信息公开范围欠缺必要约束以及庭审形式灵活性不强等问题。

政府信息不存在,行政机关应如何处理

王某于2021年1月8日向A市自然资源局申请公开"某征地项目B在2016年制定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A市自然资源局于2月3日向王某作出信息公开答复,告知:"经查,我单位未存有您所申请公开的‘B项目在2016年制定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信息,但存有‘征地补偿安置协议’。该项目征地补偿安置内容在‘征地补偿安置协议’中有所体现,属于政府信息公开范围。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视域下公众知情权制度的完善路径

近年来,生态破坏、环境污染问题频发,生态文明建设日益受到公众的广泛关注。公众对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知情不但是公众有序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前提条件,还有利于预防不利于生态环境行为的发生并及时处理生态环境问题,更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顺利快速实现。但是我国知情权制度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在知情权制度主体、客体、权利保障等方面存在诸多不足。因此,有必要扩大生态文明建设公众知情权的权利主体范围、严格限制不予公开的信息范围、完善知情权司法救济,为生态文明建设公众知情权的实现提供法律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