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的学术梳理

兼具主观诉讼与客观诉讼双重特性的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在预防行政权力的腐败与异化、扩展权利保护的内容和方式、规范国家机关权力的范围与限度等方面的价值不容忽视。面对快速发展的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信息公开与行政效率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构建包括科学处理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关系、合理界定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确立公开原则为指导的审查规则体系、完善政府信息不存在案件的证据制度、健全责任与制裁机制等内容的保障制度,必将助推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的良性发展。

信息公开诉讼运作规则研究

信息公开之诉是信息公开权利人在请求公开有关行政信息的过程中,因不服公开义务人对特定信息的作为或不作为而提起的行政诉讼,具有诉讼目标的给付性、诉讼基础的请求性、诉讼利益的双重性及争讼对象的事实性等基本特征。拥有信息公开请求权、穷尽行政救济、遵守特殊请求权时效规定共同构成了信息公开之诉特有的起诉条件。与传统的行政诉讼相比,信息公开之诉在举证责任分配、审查方式选择及判决种类区分等方面都具有特殊的规则。面对信息公开之诉的涌现,以类型化为目标重塑我国现行行政诉讼制度已经成为必然的选择。

建立我国的预防性行政诉讼制度——以反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为视角

近年来,政府信息公开引发的争议层出不穷,反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也越来越多。虽然《行政诉讼法》刚修订实施才一年多,但新法所确立的判决类型并不能很好地适用于反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即将上升为法律之际,建议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的内容加以完善,真正建立健全我国的预防性行政诉讼制度,切实保障当事人权益,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发展。

美国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中的律师费制度及启示

为了实现公众对《信息自由法》的执行、惩罚试图阻挠合法信息申请的行政机关、消除诉讼当事人面临的经济障碍,美国国会在1974年修改《信息自由法》时引入了律师费条款:即在《信息自由法》诉讼中,如果原告已经实质上胜诉,法院可以裁决政府承担合理的律师费和其它诉讼费。在《信息自由法》案件中,律师费的裁决是否适当,取决于一个两步走的调查:第一步,原告必须通过其实质上胜诉以证明其"有资格"获得律师费;第二步,原告必须证明其"有权利"获得律师费。

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的禁止判决——兼析《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

我国行政诉讼禁止判决作为预防性权利救济之重要方式,首先在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中之确立,是我国行政救济体系之重大理论革新。但从该判决本身及其相关配套制度建构层面而言,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禁止判决尚存在诸多问题。需要从明确禁止判决的适用条件、限定禁止判决的适用范围、拓展预防之诉的受案范围及增设临时禁止公开命令制度等方面予以完善。

我国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制度的困境与完善

在当前中国的法制框架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无法与现行的行政诉讼制度顺利对接,政府信息公开诉讼面临诸多困境。适当借鉴外国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的制度经验,完善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的受案范围、原告资格、管辖及审理方式等的制度设计,是切实保障公民知情权司法救济的必然选择。

日本以信息公开诉讼反腐败的经验及其法治意义

日本于19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一种新型行政诉讼案件,即交际费、食粮费信息公开诉讼,其历时久,影响大,不仅制止公款消费效果明显,而且推进了行政程序法、信息公开法等重要法律的制定,为实现日本行政法制由近代法治到现代法治的升级换代作出了特殊贡献,对发展我国的信息公开与反腐倡廉制度具有借鉴意义。

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原告资格研究

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原告资格问题在理论和实务中的争议颇多,从争议的具体情况看,排除争议的第一步应当是明确当前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判断基准,为讨论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原告资格提供分析框架。第二步是在运用权利推定技术得出知情权应当受保护的基础上,对照原告资格的分析框架,在就不同类型的政府信息公开行为提起的诉讼中,具体分析起诉人主张的个人权利是否存在及其是否与被诉行为存在关联性,进而得出相应结论。

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现状管窥——基于对2013年28个案例的观察与思考

作者分析了2013年全国范围内为发生的28个信息公开诉讼案例,发现存在政府信息公开案例数量与地域经济无必然联系,但是诉讼案例数量相差较大;信息公开申请的阻力较大,申请人较难如愿获取信息;申请人进入诉讼之后胜诉率较低,证明责任分配对其不利等问题。因此需要进一步扩大信息公开申请范围,完善信息公开诉讼证明责任,提高信息公开立法技术以更好地保护公众的知情权,打造顺应时代的阳光政府。

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现状管窥——基于对29个典型案例的分析

针对2013年发生的29个信息公开典型案例,从案例的发生地、公开申请事项、行政机关答复以及诉讼结果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发现政府信息公开案例数量与地域经济无必然联系,但各地数量相差较大;信息公开申请的阻力较大,申请人较难如愿获取信息;申请人进入诉讼之后胜诉率较低,证明责任分配对其不利等问题。因此需要进一步扩大信息公开申请范围,完善信息公开证明责任,提高信息公开立法技术以更好地保护公众的知情权,顺应时代打造阳光政府。

试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诉讼救济制度——以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为视角

2007年4月24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08年5月1日施行)结束了中央立法的空白,这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条例第33条直接确定了我国政府信息公开诉讼救济途径。但在当前中国法制的框架下,该条例如何贯彻实施(尤其是如何与行政诉讼制度对接)?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应尽快从理论与立法上建立我国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制度。

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制度的合理设计及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制度初步确立了一定的雏形,然而在行政法治实践中其仍然暴露出种种问题和缺陷。文章从政府信息公开诉讼法律渊源、政府信息公开诉讼法律原则、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受案范围三个方面分别对我国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制度的合理设计提出完善路径,以期为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的顺利推进提供些许帮助。

追本溯源:立案登记制后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乱象分析及规制——以行政给付之诉为视角

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中的所谓"滥诉"问题,因立案登记制的实施而进一步放大。解决问题的思路,既不能简单界定其为"滥诉",更不应归咎其于立案登记制,而应客观分析诉讼乱象,从政府信息公开诉讼本质出发,寻觅规制的正途。在追本溯源地逐层进行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政府信息公开行为本质的再认识后,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的审理应当回归其本质——行政给付之诉,即主要以行政给付之诉的起诉要件和诉讼价值为理论引导,提出规制诉讼乱象的双向建议:一是预防,依据起诉要件设定立案排除情形,结合法定理由裁定驳回起诉,预防诉讼乱象的发生;二是阻断,围绕诉讼价值优化文书说理和裁判,针对知情权固定既判力,阻断诉讼乱象的继续。

关于构建我国反信息公开诉讼制度的研究

行政机关在进行社会管理的过程中掌握的涉及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的信息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不容许随意公开。由于相关法律规定不详细、工作人员经验不足等各种原因,行政机关可能会错误公开信息,严重地损害信息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依照我国目前的法律规定,信息提供者或利害关系人只能在信息被公开并遭受实际损害以后再提起行政诉讼,并要求国家赔偿。参照国外的立法经验,很多国家都在信息公开过程中提出了权利人的事先司法救济途径,让权利人可以通过行政诉讼的方法及时阻止行政机关公开信息。我们应该尽快引入反信息公开诉讼制度,完善行政诉讼的保护机制,以法的形式保障信息公开过程中相关权利人的隐私权和知识产权。

美、日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审理方式比较研究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颁行,不仅丰富了具体行政行为的内涵,也给行政诉讼提出了许多新问题。文章以政府信息公开的审理方式为视角,通过比较美国,日本在此方面的做法,总结我国在审理方式的做法上的不足之处,并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一些完善的方式和自己的思考,以期对实践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诉讼研究

公共企事业单位能否作为公开主体,无论在信息公开理论中,还是在实务中,都是一个相对小众化的问题。整理考察中国裁判文书网相关案件的结果是,在为数不多的以公共企事业单位作为信息公开诉讼被告的案件中,一部分判决以传统的行政主体理论为由,将案件以主体不适格为由驳回起诉,而另一部分判决则直接回避被告的主体资格问题,认为拒绝公开具有其合理性而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对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方面的行政诉讼进行论证,对于理论的拓展以及审判实务中的探索都具有重要意义,填补理论中对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案件在诉讼上研究的空白,为审判实务中遇到的困境寻求新的应对思路。

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中滥用诉权的认定探析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正式施行将相对人申请信息公开的申请权与行政诉讼的起诉权有效地衔接起来。近几年我国政府信息公开诉讼案件呈现大幅增长的趋势,由于司法实践中部分法院对立案登记制的误读和原告资格的宽泛在客观上造成政府信息公开诉讼领域滥诉案件频发。加之司法在对滥用诉权认定的过程中实质审查原告先前行为、主动调取与被诉行政行为无关的证据和不当限制原告权利的做法致使审判权超越了裁判空间。因此更为合理的应对方式是行政机关先行认定和处理,之后再由司法进行事实审查、职能宣告并构建严密的认定标准。

反信息公开诉讼微观运作的四层级模式探析

以保障知情权、公共利益为追求的信息公开诉讼与以保障个人隐私、商业秘密权利为初衷的反信息公开诉讼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共同为信息公开的规范、有序运行提供司法救济。由于实践运作经验的缺乏,且跟反信息公开诉讼有关的几乎所有法律规范都"寄居"于涉信息公开的法律法规中,缺乏系统的规定与有针对的指引,既不能给原始信息持有人及特定利害关系人提供全面且无漏洞之保护,也不能给司法实务提供有效指引。为规范、有序地推进反信息公开诉讼的微观运作,独创地提出了四层级模式:衔接规则——建构径行起诉模式、起诉规则——遵循成熟原则模式、庭审规则——架构利益衡量模式、裁判规则——合目的性的多元化判决模式,期冀为以反信息公开诉讼守卫隐私权这样一种阳春白雪般追求的完善开辟道路。

信息公开诉讼中法院处境研究

新《行政诉讼法》于2015年5月1日起开始施行。其后行政诉讼案件立案率空前高涨,行政机关败诉率逐渐增加,而政府信息公开诉讼案件一直在其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法院在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中由之前立案的"尴尬"处境到如今的积极发挥"能动"作用,对推动法院的司法体制改革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中的证明责任

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的证据规则不能完全等同于普通行政诉讼中的证据规则,现有行政诉讼证明责任规定不足以完全解决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中的问题。文章将对申请人相关性的证明责任、信息免于公开的证明责任以及"信息不存在"的证明责任作出分析,以期对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的证据规则建立作出一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