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骗罪中“被害人释义学”和信息支配之本质

在诈骗罪的认定上,“被害人释义学”以被害人过失充当免除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根据,这虽然有助于限缩处罚范围,但却存在刑事政策与刑法释义学上的双重缺陷。在刑事政策上,“被害人释义学”既使刑法的规范效力陷于不稳定的状态,又有悖于我国立法者和司法者的立场。在刑法释义学上,它不符合诈骗罪“类型化的间接正犯”之学理结构,而且会造成罪刑失衡。这一观点的出现,乃是更改了“怀疑”的词义和压缩了被害人同意的适用范围所致。词义以及术语含义的改动,增加了公民对于刑事后果的预见难度和刑事不法认定的恣意。在维持被害人怀疑和被害人同意的既有认识框架的前提下,不存在“被害人释义学”的适用空间。诈骗罪以针对财产转移条件的信息支配为其本质特征。在默示诈骗、不作为诈骗以及价值判断等情形中,信息支配论皆有适用的空间。

算法权力及其适应性协同规制:基于信息支配权的分析

智能算法的兴起及其外部效应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既有研究更多地聚焦不同应用场景下算法风险的技术属性,较少论及算法作为一种信息支配权的权力属性。算法的信息支配权体现为对海量数据的有效整合、对受众行为潜移默化的影响及对算法解释权的独占性,并因嵌入公共治理和公共领域及其迭代更新的动态性,使得算法权力引致的公共性减损风险更为复杂。基于算法权力的技术与社会互构属性及其动态演化,亟需构建适应性协同规制体系,将算法研发主体的内部规制、智能算法相关行业协会的中介规制纳入政府推动的适应性协同规制体系,并推动智能算法的社会学习,增强人们在算法技术运用中的自主意识。

会计信息披露的产权结构研究

本文对会计信息披露的产权结构进行了分析,发现会计信息披露实质是由信息支配权所有者向信息要求权所有者提供会计信息的过程。会计信息要求权的形成是与企业性质分不开的,而会计信息支配权的形成则取决于信息披露过程中的交易费用是否最小化。

一种基于多样性信息和收敛度的多目标粒子群优化算法

为了提高多目标粒子群算法优化解的多样性和收敛性,提出了一种基于多样性信息和收敛度的多目标粒子群优化算法(Multiobjective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based on the Diversity Information and Convergence Degree,dicd MOPSO).首先,利用非支配解多样性信息评估知识库中最优解的分布状态,设计出一种全局最优解选择机制,平衡了种群的进化过程,提高了非支配解的多样性和收敛性;其次,基于种群多样性信息设计出一种飞行参数调整机制,增强了粒子的全局探索能力和局部开发能力,获得了多样性和收敛性较好的种群.最后,将dicd MOPSO应用于标准测试函数测试,实验结果表明,dicd MOPSO与其他多目标算法相比不仅获得了多样性较高的可行解,而且能够较快的收敛到Pareto前沿.

信用征信业立法的国际比较

许多发达国家都根据隐私权保护制定了相应法律来约束和规范信用征信业的行为,当2001年12月11日我国正式成为WTO的第143名成员后,根据入世协议中服务贸易的特定承诺,政府将基于“慎重”(prudential)原则,准许外资进入信用征信业,这使得人们产生了忧虑:在国内外对信用征信业的法律约束差别巨大的情况下,国外征信业从其严格法律约束的本国进入缺少法律规范的中国,究竟会对我们的民族征信业和消费者带来怎样的影响?

信息权的独立人格权地位及内容

信息权是新兴的人格权,具有具体人格权的法律地位。传统意义上的隐私权和一般人格权无法涵盖民事主体的信息利益,信息权的确立已成为立法潮流。明确信息权的具体人格权地位,对于保护民事主体的人格独立、自由和尊严具有重要意义。信息权具有丰富的内容,权利人享有信息专有权、信息支配权、信息维护权和被遗忘权。

基于改进的IFM-NSGAⅢ模型的武汉市土地利用优化配置

提出改进的信息反馈模型-第三代非支配排序遗传算法(information feedback model-non-dominated sorting genetic algorithmⅢ,IFM-NSGAⅢ),并将其用于土地利用优化:在NSGAⅢ基础上耦合IFM以实现多个目标的平衡。以武汉市为研究区,制定经济效益、生态效益、转换成本、不相容性、紧凑性共5个优化目标,检验模型的适用性。结果表明,模型能够生成多样化的土地利用模式满足不同发展需求,在生态效益优先的模式1中,与现状相比,其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分别提升了0.10%和6.24%。

隐瞒真相型社保诈骗案之教义学解析

隐瞒领取社会保险金条件发生改变的真相继续领取社会保险金的案例近年不断发生,司法实践中一般以诈骗罪定罪处罚。隐瞒真相型社保诈骗涉及诈骗罪教义学中诸多复杂问题,该行为是属于默示型欺骗行为从而成立作为的诈骗罪,抑或成立以不作为方式实施的诈骗罪?本文引入德国默示型欺骗理论对我国相关司法判例展开探讨,通过行为表象相悖说、交易群体共识说等默示型欺骗行为认定标准的检验,认为上述情形并不属于默示型欺骗行为,主张社保参保人员或其家属对涉及社会保险基础性信息存在支配时具有信息说明的作为义务,成立不作为的诈骗罪。引入信息支配说,根据行为人对领取社保金条件变化的信息是否具有支配地位,对诈骗罪的信息说明义务进行实质化的论证,可以为隐瞒真相型社保诈骗案提供妥当的教义学解释方案,合理限制此类案件的刑事可罚性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