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信息网络传播者权--一种新的邻接权的确立

一、引言 著作权制度公认并已成熟的设计思路是将作者与传播者的权利分列保护,设立了著作权和邻接权.作者享有对原始作品的著作权,传播者对在传播中产生的演绎作品享有邻接权,可以禁止他人未经许可复制与传播.激励创作和传播的著作权制度使作者和传播者的利益在人类精神文明水准提高的同时得以实现.

图书馆可适用的信息网络传播者免责例外的立法模式研究

文章分析了主要国家有关网络信息提供者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例外规定,选取较有代表性的法律规定作为分析依据,结合图书馆当前信息服务涉及的网络信息传播行为,剖析图书馆在临时复制、系统缓存、登载有侵权材料及提供信息搜索方面,作为网络信息提供者可以享有的侵权责任例外。在此基础上,将网络侵权责任例外的规定划分为针对网络直接侵权责任例外的规定和针对网络间接侵权责任例外的规定。

论邻接权制度的正当性基础——兼论“信息网络传播者权”的虚无

著作权是以法律关系的客体(作品)为逻辑起点发展出的制度体系,而邻接权的逻辑起点则在于法律关系的主体(作品传播者)。这一差异是解决著作权和邻接权关系的重要理论工具。基于此,本文对两个实践中的问题进行了梳理,明确提出:原作品的著作权人不可能成为相应的邻接权主体,而所谓"信息网络传播者权"也没有存在的合理性。

信息网络传播者邻接权保护的构想——以网络深层链接中被链网站利益为视角

网络深层链接的技术引发了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范围以及深层链接行为的法律性质的争议。然而,信息网络传播者也是深层链接行为下的直接受害者,目前立法上也没有针对信息网络传播者的相关保护规定。邻接权产生之初就是基于新技术而对传播者给予一定的保护,因此,设立一个"信息网络传播者权"的邻接权来对信息网络传播者进行保护,是合理的选择。

试论信息网络传播者的邻接权保护

信息网络传播权与信息网络传播者权利保护,因字面相似而易混淆,其实两个是完全不同性质的概念.本文重点通过介绍信息网络传播者的邻接权保护的必要性来试图计论如何对信息网络传播者这一利益群体的邻接权进行保护和规范.

公共图书馆涉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纠纷裁判结果影响因素研究——基于345份判决文书的实证研究

数字化服务在公共图书馆的各项职能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因与信息网络传播权紧密相关,产生不少争议。利用345份生效判决文书,考察公共图书馆涉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纠纷裁判结果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图书馆级别,图书馆是否实施镜像搭载、链接提供两种行为模式,法院是否采纳事前审查、事中限制、事后补救、采购使用4种裁判根据,与裁判结果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基于上述分析结果,为消弭公共图书馆与权利人之间的矛盾,公共图书馆自身应重视镜像搭载过程并加强意识转变,图书馆行业应将法律因素纳入评估定级的考量,法律层面应重视、修改合理使用制度,并完善和激活避风港规则。

公共图书馆被诉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案件的归责原则及裁判逻辑——基于436篇裁判文书的分析

公共图书馆在建设数字资源过程中,会因数据库商未获部分作品授权而被诉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但公共图书馆被判是否承担责任的结果不同,其主要原因是不同侵权种类下的归责原则及法院认定共同提供作品行为的标准不同。被认定为提供作品行为的案件适用无过错原则,公共图书馆被判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被认定为网络服务提供行为的案件适用过错原则,没有过错的公共图书馆不需承担责任。而法院在不同案件中分别采用了服务器标准、定向链接标准、不可或缺标准及共建标准认定共同提供作品行为。公共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不仅应尽合理注意义务防止过错产生,还应针对法院的裁判标准严谨化技术操作,避免被认定为作品提供行为。表3。参考文献16。

图书馆被诉侵权的胜诉与败诉抗辩策略研究——以信息网络传播权类案为例

分析信息网络传播权类案件中图书馆被诉侵权的胜诉和败诉抗辩策略,能够为图书馆面临诉讼时提供抗辩要点,进而提高抗辩有效性。以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类案件中图书馆被诉侵权的案例为样本,运用扎根理论方法获取176个初始概念、46个范畴和10个主范畴,提炼出图书馆被诉时的抗辩要点并绘制谱系,总结图书馆被诉侵权的抗辩策略。有效抗辩策略的思路是优先考虑不侵权,其次是侵权不判赔:主张已过诉讼时效可一招取胜,主张无权利来源需分类阐释权利具体类型,主张侵权不判赔的制胜关键是主体性质。无效抗辩策略主要体现为认定侵权时抗辩偏离重点且暗含承认,停止侵害时抗辩遗漏关键点且缺乏论证,判处赔偿时抗辩没有针对性且片面化。为提高图书馆可能败诉时的抗辩有效性,提出优化建议:认定侵权时,以权利来源和行为性质为重点,并按照逻辑链条有序展开抗辩;停止侵害时,以主观方面和主体性质为重点,注重全面举证和充分论证;判处赔偿抗辩时,以主体性质和客观方面为重点,分层次阐释以避免抗辩过于片面。

论数字化背景下公共图书馆的合理使用——基于《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七条的思考

在当前的数字化背景下,伴随着信息技术水平的提升,我国公共图书馆所享有的合理使用范围却受到了较大挤压。究其根本就在于以数据库商等为代表的版权人通过采取技术手段等措施扩大自身权利空间,导致以公共图书馆为代表的社会公共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失衡。此外,我国现行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七条的相关规定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公共图书馆合理使用空间形成了一些限制,进一步加剧了利益失衡的局面。因此,在梳理《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七条等相关规定历史沿革的基础之上,立足当前数字化迅速发展的时代背景,在目的解释的视角下,回归知识产权限制制度的本质,提出完善我国公共图书馆的合理使用制度的建议,以期适应数字化时代维护公共利益、保障社会公众文化权利的需要。

图书馆信息网络传播服务例外权利限制问题的立法研究

在网络环境中,为了保障图书馆服务功能的发挥,通过立法对信息网络传播权进行限制具有正当性。然而,我国立法对图书馆行使信息网络传播权例外权利的反限制条件较多而且严格,适用范围狭窄,同时存在规定模糊等问题,极不利于图书馆开展网络信息服务。为此,应进一步健全版权立法,探讨完善例外权利行使制度、引入版权法定许可制度、建立网络版权穷竭制度等策略。

利用信息网络传播手段侵犯著作权罪研究——以法经济学为视角

在利用信息网络传播手段侵犯著作权犯罪日益增多的背景下,探究其不断增多的原因,有利于完善利用信息网络传播手段侵犯著作权罪的刑事政策,不断加强对著作权的保护力度。从法经济学角度,利用成本与收益理论进行分析,得出相比于传统侵犯著作权罪,利用信息网络手段侵犯著作权罪受到侦查困境的影响,其预期惩罚较低,导致理性犯罪人认为实施该行为能够获得巨大收益的结论。可以通过设立有偿检举制度、完善其定罪标准以及设立禁止从业资格的方式,提高犯罪成本,使得利用信息网络侵犯著作权罪的潜在犯罪大大减少。

从“AI听声识剧”案看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行为的认定

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行为的基本行为模式以交互式传播为要素,以未经权利人许可为前提,可分为直接侵权行为和间接侵权行为两类。智能时代网络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网络信息网络传播权新型侵权纠纷也随之涌现。“AI听声识剧”案即是其中典型案例之一。“AI听声识剧”功能相关行为不能适用我国现行著作权法律体系中的合理使用条款,属于网络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行为。为更好地解决技术发展新形势下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行为认定问题,我国应完善立法,出台司法解释阐明“提供行为”的内涵及外延,并将四要素判定法作为合理使用的一般条款融入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中,从而维护网络环境下权利人和使用人之间的利益平衡。

侵犯著作权罪中信息网络传播要件的规范理解

《刑法修正案(十一)》中侵犯著作权罪增设“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的行为要件并未当然否定2004年司法解释中以“复制发行”涵盖信息网络传播行为之解释在新规实施前的合理性。在处理《刑法修正案(十一)》出台后施行前的案件时,2004年司法解释的相关条款依然可以适用。对于刑法中“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的解释不应受著作权法中信息网络传播权定义的限制,而应依照其教义学方法解释为利用信息网络途径以各种方式使不特定人或多数人知悉作品或可能知悉作品的行为。基于法秩序统一性的前置法限制不在于阻止刑法的发动或限制概念的同义解释,而只在于要求刑法不可处罚那些著作权法上认为不是侵权或不受刑罚处罚的行为。

“信息网络传播型”侵犯著作权罪的法教义学研究

《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了通过信息网络传播侵犯著作权的行为类型,是刑法应对知识产权客观治理现状的应然之举。伴随数字技术的发展,著作权保护的公共政策需求不断强化,侵犯著作权罪法益秩序化造成了著作权刑事和民事保护体系衔接的断裂。基于法秩序统一原理,确立以财产权利作为侵犯著作权罪主要法益,以此为基础对侵犯著作权罪中信息网络传播行为予以限缩解释。从传播形式上,本罪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应严格以信息网络传播权为边界,仅指交互式传播而不包括非交互传播。从传播性质上,明确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的可罚性在于作品提供行为,进而将提供网络服务的间接传播行为排除本罪的规制范围。通过对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的形式和实质的限缩,在满足刑法积极回应著作权保护社会治理现实需求的同时,剔除与规范目的不相契合的内容,实现信息网络传播型侵犯著作权罪的准确合理适用。

广播组织者信息网络传播权适用范围研究

为了应对互联网产业的快速发展以及“三网融合”的时代趋势,防止广播组织者利益遭受损害,2020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47条为广播组织者赋予信息网络传播权。从文义解释角度看,“广播电台、电视台有权禁止他人未经许可将其播放的广播电视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意味着广播组织者基于播放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于广播电视节目的控制,然而该解释结论将导致广播组织者权客体由“节目信号”改变为“节目”本身,造成著作权与邻接权客体出现交叉重合。司法机关应通过运用法律解释方法限缩第47条第一款第三项的文义范围,将其仅适用于行为人通过信息网络将广播组织者播放的非作品或录制品范畴的节目进行双向主动式传播情形,以实现“纸面上的法”向“活的法律”的成功转变。

对IPTV限时回看服务信息网络传播权定性的思考——基于多案例分析

基于“三网融合”的IPTV,为人们带来了便捷、多样的节目观赏体验,也推动了我国传统广播电视行业的新变革。但是,作为新型观看模式的IPTV限时回看,却因为审判不一引发热议。基于多个典型案例,探讨IPTV限时回看服务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定性分歧问题,以期对类似审判有所启示。

“胖虎打疫苗”信息网络传播权案例分析——基于平台责任角度

网络服务提供者是互联网经济发展的重要要素,其法律责任如何确定,因其直接关乎互联网数字经济的持续发展,已成为当下互联网空间共性的社会问题。文章通过对全国首例NFT案“胖虎打疫苗”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的案例分析,指出由于网络平台的形态多样化,现有的法律框架已无法涵盖所有的互联网形态及其所有侵权情形。一方面是网络平台审查不严,海量的网络侵权案件拖累了司法效能,另一方面是网络平台追责难的司法现状导致此类案件继续攀升。针对这一情况,文章提出需要审视目前的立法和司法现状,分析司法实践中网络服务提供者认定的相关问题。与其他文献聚焦该案例中著作权侵权的认定是否成立不同,文章聚焦案例中电商平台作为第三方中介是否须承担侵权责任的认定维度。该案例判决突破了一贯以来的“通知—删除”事后消极责任认定,提出应该从电商平台对平台内经营者的控制力大小、是否从平台内经营者的经营行为中获利这两个重要的维度,来考量判定电商平台是否具备主观明知或应知而判责,进而提出电商平台应该建立事前审查机制,履行预先的审核把关义务。文章最后指出,当下电商平台的归责应当借鉴该案例的审判思路和欧盟最新颁布的两个数字法案的立法精神,完善我国网络平台责任的相关立法。

短视频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损害赔偿探析

随着5G、云计算、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短视频作品日渐广泛,由于传播模式的特殊性,其涉及的法律关系更为复杂,由此所引起的侵权行为、侵权责任的认定以及侵权损害赔偿等问题都给传统的著作权法带来了很大的挑战。我国短视频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案件纷繁复杂,基于立法和司法中存在法定赔偿顺序僵硬、法定赔偿泛化且赔偿数额小、司法实践中侵权主体的责任判定不明、司法认定缺乏有效证据的问题,从立法和司法实践入手,首先,调整《著作权法》第54条的赔偿方式,增加权利人自由选择权。其次,详细考虑法定赔偿因素,区分赔偿数额和合理必要支出。最后,明确网络用户和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同主体的归责原则,法院加强对损害赔偿的证据指引,以期更好地保护我国短视频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图书馆保护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策略研究

信息网络传播权是著作权中一项重要财产权,图书馆在数字化建设与服务过程中,面临保护信息网络传播权问题。图书馆是公共阅读服务重地,需要兼顾维护公共利益和保护信息网络传播权,亟待相关研究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论证。文章基于图书馆数字化服务的现实需求,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选取四个典型案例,分析了图书馆侵权的四种主要方式:上传到网络服务器,提供链接,提供技术支持,提供信息存储空间。研究得出启示,图书馆要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意识,明确区分是否构成合理使用,准确理解适用“避风港原则”,建立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风险管控机制。

浅议《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对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与服务的影响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与其草案相比,有关图书馆的条款变化较大,在确认与保障图书馆利用网络提供数字资源服务相关权利的同时,对服务对象与提供馆藏等方面进行了严格限制。图书馆可以依法有效地开展或调整本馆的数字资源建设与服务,并在宏观策略指导下采取有力举措加以推行。表1。参考文献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