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与自愿二元定位下《证券法》ESG信息披露制度的体系完善

如何提升ESG信息披露的数量与质量,是当下ESG信息披露制度完善的首要目标。现有研究主要基于ESG强制性信息披露可以弥补自愿性监管不足之逻辑,认为应加强ESG信息披露的强制性;却忽略了自愿性信息披露的价值,以及在为何加强、如加强强制性方面论证不足。首先,理论研究发现,自愿性信息披露具有强制性信息披露不可替代的优势,其灵活性更契合ESG信息披露的个性化特征,形成更有效的市场信息;另一方面,自愿性与强制性信息披露是不可割裂的,在制度功能、披露内容与制度构建上具有关联性、互补性。完善的ESG信息披露制度需要强制性与自愿性的二元结合。其次,ESG的功能定位直接影响监管模式的选择。监管部门如将ESG定位为促进公司长期价值的工具,即属于公司自治范畴,采用自愿立场;如将ESG定位为社会治理的手段,往往会提升ESG信息披露的强制性以达到社会治理的目标。据此,我国现阶段基于“双碳”治理的目标提升环境信息披露的强制性,保留其余信息披露的自愿性具有理论与实践正当性。再次,虽然二元监管模式定位合理,但是在具体制度建设中仍存在环境强制性信息披露监管不足、自愿性ESG信息披露激励不足的内生冲突。当前环境强制性信息披露仍然采用单一重要性原则,可能造成ESG信息披露供给不足以及难以应对“漂绿”现象;在法定环境信息披露事项上,也存在标准不一的问题。自愿性信息披露则存在激励不足的现象。上市公司可能因为ESG信息披露承担监管风险,但却无细则与免责事由指引如何避免。最后,在制度优化上,监管强化存在引进双重重要性原则以及增列强制性信息披露事由两条路径。但考虑到双重重要性原则所代表的社会公共利益与证券法投资者保护利益的根本性冲突,现阶段统一法定环境信息披露标准较为合适。另一方面,证券法可以增列与环境有关的公司治理结构披露事项,以与环境法信息公开相区别。激励强化存在引进预测性信息安全港以及细化指引两条路径。但考虑到国内并无预测性信息安全港的相关规则,立法成本过高,因此现阶段细化自愿性ESG信息披露较为适宜。

内部控制、自愿碳信息披露与财务绩效

针对内部控制、自愿碳信息披露与财务绩效的关系问题,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以2017—2021年沪市A股重污染行业企业为样本,分析内部控制、自愿碳信息披露与财务绩效的关系。研究表明:高质量的内部控制与财务绩效显著正相关;内部控制与自愿碳信息披露显著正相关;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可以通过自愿碳信息披露来提高财务绩效,自愿碳信息披露在内部控制与财务绩效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研究结论为重污染行业企业加强内部控制,促进企业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参考。

注册制下自愿性信息披露质量研究——基于科创板2019—2021年的经验证据

基于注册制实施和新《证券法》要求上市企业进行自愿性信息披露的背景,以2019—2021年科创板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熵权法构建自愿性信息披露质量评价体系,实证检验注册制下自愿性信息披露质量对公司股价的影响及内部治理因素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自愿性信息披露质量与公司股价正相关;(2)控股股东持股能够抑制自愿性信息披露质量与公司股价之间的关系;(3)高管持股能够促进自愿性信息披露质量与公司股价之间的关系;(4)自愿性信息披露质量对公司股价的正向影响在证券监管力度较低、融资效率较高及研发投入较高的企业中更明显。研究结论为我国资本市场全面实行注册制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拓展了自愿性信息披露经济后果的研究。

企业诚信、自愿性信息披露与融资成本

企业的融资成本事关企业的价值创造和资本效率等,在我国法律和经济制度都不健全的情况下,仅依赖正式制度是无法确保企业价值和资本效率长期提高的。鉴于此,研究诚信这一非正式制度在企业融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企业诚信显著减少了融资成本。机制分析显示,企业诚信通过提升自愿性信息披露降低了企业的融资成本,同时,将自愿性信息按照内容进行分类和对比发现,“软信息”和“硬信息”会产生不同的中介效应。在进一步分析中,借助博弈论的分析方法,厘清了企业选择诚信的内在机理以及企业诚信在经济活动中发挥作用的真正原因——进行大量的重复博弈。当内外部环境可以提供大量的重复博弈机会时,诚信反而发挥的作用更大。

上市公司信息自愿披露不对称的统计分析

本文考察了公司经理掌握的非业主权益信息质量与自愿披露概率之间的关系 ,表明人们以前的直觉即信息越不对称自愿披露的频率就越高 ,一般说来并不成立。因而如果某上市公司频频作信息披露 ,就应当引起人们的警觉。

企业成本管理信息的自愿性披露与市场反应研究

论文以2006-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企业成本管理信息自愿性披露的市场反应。结果表明:企业成本管理信息的自愿性披露越多,市场反应越好;当企业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高时,企业成本管理信息的自愿性披露的正向市场反应会更好。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自愿性信息披露与真实盈余管理

以2009—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引入会加剧企业真实盈余管理行为;从作用机制来看,董事高管责任保险通过降低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来配合管理层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的实现。研究结论对企业中小股东、投资者和监管部门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参考价值。

信息不对称下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

随着资本市场日趋完善,会计信息披露与传播对市场参与者的重要性日益突出。然而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失真的信息披露也导致了市场运作的低效率,挫伤了信息使用者对企业的信心。因而在鼓励企业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同时,必须对其加以引导与监管以提高市场的有效性。本文对此进行了探讨。

我国证券市场信息的不对称性及原因剖析

我国证券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性 ,阻碍了证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其原因主要是信息披露不主动、信息披露的随意性较大、信息披露虚假、管理层监管不力等。有鉴于此 ,应改革目前的会计信息披露制度体系 ,要求上市公司进行充分的信息披露 ,加快法律制度建设 ,以有效解决我国证券市场信息的不对称问题。

证券法信息披露规则的体系解释

证券法“一体两面”的信息披露规则体系,以重大信息披露规则为体,以虚假陈述和内幕信息为两个违法面相,三者的信息范围及重大性标准具有一致性。2020年新修订的《证券法》颁行,新增自愿信息披露规则,形成强制披露为主、自愿披露为辅的信披制度安排。与强制披露的信息重大性具有确定性不同的是,自愿披露的信息重大性具有不确定性、延伸性和附着性,该类信息未公开时不属于内幕信息,但一经公开,则应与强制披露遵从相同的行为规范。重大性标准是信息披露规则体系的基础,非重大信息不必披露,二元重大性标准具有内在一致性,比较而言,依法披露信息的立法应采用源于证券立法哲学的投资者决策标准,该标准适用过程中的主观性可通过列举价值判断型事项进行规则补强。

CFO事务所经历与公司自愿信息披露——基于业绩预告的经验证据

CFO作为公司财务负责人,对公司盈余信息披露具有重要影响。基于业绩预告披露视角,以2006—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究CFO事务所经历对公司自愿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发现,CFO有事务所经历的公司更倾向于自愿发布业绩预告并提高业绩预告精确度。并且,上述效应在CFO有“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经历时更为显著。横截面分析发现,当外部环境不确定性较高或公司信息环境较差时,CFO事务所经历更可能通过自愿发布精确度高的业绩预告来改善信息环境。业绩预告异质性分析表明,CFO有事务所经历的公司会发布更及时、高频和准确的盈余信息,从而提高业绩预告披露质量。

知识产权自愿性信息披露、分析师预测分歧度与股价崩盘风险

近年来,知识产权自愿性信息披露颇受重视。而知识产权自愿性信息披露对股票市场影响的研究对于企业明确知识产权自愿性信息披露的重要性、维持股票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大数据文本挖掘思想测度上市公司的知识产权自愿性文本信息披露水平,并基于此实证检验知识产权自愿性信息披露对股票市场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知识产权自愿性信息披露能够显著降低上市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而这种关系在非国有企业和制造业企业中更为显著。分析师预测分歧度在知识产权自愿性信息披露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发挥显著的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知识产权优势信息和风险信息的披露对于股价崩盘风险的降低具有显著作用,而知识产权内容信息披露对股价崩盘风险的降低作用并不显著,再次对知识产权优势信息和风险信息的机制检验发现,分析师预测分歧度依旧发挥显著的中介作用。

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银行借款契约——基于信息不对称的视角

以手工搜集单笔银行借款契约信息,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能否有效降低信息不对称,进而作用于银行借款契约。研究发现,相对于未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公司,披露公司获得的银行借款利率较低、期限较长、金额较大;在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公司中,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越好,企业所获得的银行借款越优惠。进一步研究发现,这一关系仅在民营企业和上市时间较短的企业中保持。这表明自愿信息披露有助于优化市场信贷环境,能够为企业获取银行信贷资源提供一条思路,同时为证监会制定相关披露准则提供经验证据。

构建强制性ESG信息披露制度:理据与进路

强制性ESG信息披露是助力实现“双碳”和共同富裕目标的有力举措,其能够缓解证券市场信息失灵,强化投资者权益保护,促进企业正向发展并助推经济结构转型。在制度设计上,应平衡信息披露的成本与收益,防范披露过载和披露不足,兼顾信息的可比性和灵活性,协调好强制披露与自愿披露的关系,并理清与“重大性”标准的关系。以此为指导,通过明确强制披露的范围,结合中国国情统一披露标准,优化披露方式的选择,鼓励自愿披露作为补充,重视第三方评级和鉴证机构来改善披露质量,构建强制性ESG信息披露制度。

法经济学视角下ESG信息强制披露的边界与制度创新

强化ESG信息披露已成为我国资本市场制度变革的一个重要趋向。强制披露在克服市场失灵方面的独特优势及其在比较法上的实施经验均表明,由自愿披露转向强制披露是ESG信息披露法律规制的合理选择。然而需要关注的是,ESG信息强制披露的法律化受到特殊的成本约束,其中隐含的制度成本不容忽视。为此,要按照“成本控制”的理念,通过规则细化设计以避免非必要的制度成本,寻求ESG信息强制披露的最佳法律规制之“度”。要明确ESG信息披露行为纳入法律规范的边界,限缩强制披露的“广度”;创新强制披露的法律实施方式,调适强制披露的“深度”。正式监管应当发挥其合法性优势,积极向非正式监管“赋能”;监管双方的关系应由“管理—服从”转变为合规协商,允许上市企业通过主动履行合规义务以换取法律强制的适当宽缓。

图书馆信息不对称与信息披露探究

信息不对称理论是微观信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核心内容 ,信息不对称性不仅是绝对的 ,而且是普遍存在的一个客观事实。本文从图书馆信息不对称的形式出发 ,探究图书馆信息不对称的成因 ,提出消除图书馆信息不对称产生的不良影响应从图书馆制度上确立信息的披露机制。

环境信息披露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高耗能行业的证据

文章基于自愿披露理论的视角,以2010—2020年沪深A股六大高耗能行业的数据作为样本,实证检验了环境信息披露对绿色创新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与绿色创新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质量越高,绿色创新的水平越高,而具体的作用机制可能分为正向与负向两条路径。

企业ESG信息披露内容分析——以腾讯为例

在实现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方面,积极践行ESG理念对企业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双碳”目标背景下,我国对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从过去的完全自愿披露逐渐向半强制披露转变,推动我国企业的ESG信息披露意愿和水平得到显著提升。本文以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ESG研究院牵头起草的《企业ESG披露指南》团体标准(T/CERDS 2-2022)为基础,通过对腾讯2022年ESG报告披露内容的分析,总结其ESG信息披露质量,旨在为企业进一步提升ESG信息披露水平提供参考。

自愿性信息披露、分析师关注与融资约束

文章以2012-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自愿性信息披露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并再此基础上探究了自愿性信息披露对融资约束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企业进行自愿性信息披露对融资约束具有反向作用,分析师关注充当了自愿性信息披露影响融资约束的中介变量。在异质性分析中,自愿性信息披露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和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更为显著。

民营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对自愿性信息披露质量影响的实证研究

选取2021年250家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探究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对自愿性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以期为丰富自愿性信息披露理论提供参考,为提高自愿性信息披露质量提供依据,为优化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结构提供建议。研究结果表明:自愿性信息披露质量与高管薪酬水平、盈利水平、公司规模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股权集中度、独董比例、董事会规模呈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呈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