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个人信用信息转移权在我国的应用:理据与规制

个人信用信息不仅具有人格价值,还蕴含着重大的财产价值,已经成为新时代金融业发展的重要资源。个人信用信息基于个人信息转移权应用于金融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我国有必要借鉴域外开展个人信用信息转移以发展相关产业的实践经验,为此需要构建完善的个人信用信息转移法律制度以作为支撑和保障。个人信用信息转移法制化的方法和路径为:通过修法或法律解释的方法,将信用信息纳入《个人信息保护法》和《民法典》中个人信息的范围;完善个人信息转移权制度,将个人信息转移权纳入《民法典》第1037条个人信息决定权体系,以确保该权利得到《民法典》的保护。同时,应对征信业法规中的信用信息概念加以完善,新设本人信用信息管理业,并确立准入标准和营业行为规制。以此为开端,推动健全相关法律制度,期待未来将个人信息转移权扩张应用至更多行业,以数据共享推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个人信息转移权客体范围和实现方式的反思与修正

《个人信息保护法》确立了个人信息转移权,该权被赋予促进个人信息流通、打破数据平台垄断的期待。然而,作为新兴权利的个人信息转移权在实践中面临着客体范围模糊、操作性不强等主要问题,这导致个人信息转移权落地困难。在剖析困境成因、比较域外立法经验和反思实践成效的基础上,建议将直接数据和部分观察数据纳入个人信息转移权客体范畴,确定差异化数据传输要求,以期实现个人信息转移权的多重效能。

个人信息转移权的确立动因与生成条件

欧盟通过确立数据可携权,既解决了个人信息保护的迫切难题,又增强了制定数字经济国际规则的话语权。当前,我国借鉴欧盟的数据可携权经验,通过《个人信息保护法》确立个人信息转移权,既回应了强化个人信息保护、破解数据垄断以及消解他国数据权的域外效力的现实诉求,又立足于个人权利保护意识日趋增强、数字经济驱动以及法律规范基础愈发牢固的权利生成条件。

个人信息转移权在数据出境中的应用

本文从个人信息转移权的定义和数据出境的监管要求出发,围绕个人信息主体、个人信息处理者、境外个人信息接收方3个角度,解析了在应用个人信息转移权出境个人信息时应注意的问题,以期在数据出境场景下,为个人行使个人信息转移权和相关企事业单位回应个人信息转移权提供参考。

数据可携权的国际模式与中国进路

数据可携权滥觞于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正被不少国家通过立法形式予以确立。环顾各国,数据可携权在制度建构上形成了三大模式——欧盟模式、美澳模式和中国模式。融入数据可携权域外模式的内在共性和结合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寻找我国个人信息转移权的制度优化进路,可进一步增强我国在全球数字经济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

我国实践中个人信息可携权的优化进路——基于66款App隐私政策实证分析

虽然现有法律规范和司法实践能够为个人信息可携权提供基础性指导,但通过对66款App隐私政策进行实证研究,从是否规定个人信息可携权、是否能够自行导出副本、是否有文本示例、是否需要身份验证、副本文档是否加密、所涉个人信息范围是否一致等方面进行考察可知,可携权实施存在障碍。这种实践差距一方面是由于对个人信息可携权利的误解,另一方面是由可携权的负外部性、实践成本与技术局限所导致。在对可携权重新思考的基础上,通过法律推动可携权的实施,以技术为导向的操作改进,响应流程机制的细化,以及增强系统互操作性等多层面的优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消解个人信息可携权的实践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