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人安养的监护信托法律现代化

我国对老年人安养有基本的社会福利制度保障,但是商事法律仍有可作为之处。为了维护和尊重身心障碍老年人的基本权利,法律制度需要一定的改革,其基本价值理念有三:尊重自主决定权、维持生活正常化、发挥老年人尚余的行为能力。监护信托是民法监护制度和商法信托制度协同配合的制度,为我国老年人安养提供了可供选择的新思路。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呼唤我国《信托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进一步现代化,使商法制度回应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

论我国监护信托制度的构建——以老年人的监护为视角

我国的监护制度主要是针对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而设计,对于行为能力受限的老年人的监护,《民法通则》等相关法律并未规定。随着我国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的监护和养老问题不仅是一个社会问题,更是一个法律问题。新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26条将监护扩充至所有全部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老年人,是立足于我国老龄化的社会现实,初步构建、完善我国的成年监护制度的设想,即首先在立法上加强对老年人的监护。但是,要完善我国的成年监护制度,还必须在肯定此法规定的基础上,不断创新监护的方式,在利用信托这一极具灵活性制度的基础上,促进我国成年监护制度的改革,以专业的信托机构作为受托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老年人监护信托制度,以期能为将来民法典编纂过程中的监护立法抛砖引玉。

意定监护与信托协同应用的法律研究

老龄化与少子化的叠加出现,监护权缺失的高龄孤寡、失能失智等困境老人的增多,需要政府和社会机构组织的支持和帮助。借鉴美国的特殊需要信托,日本的意定监护契约,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安养信托等监护模式,结合我国国情,提出建立失能失智老人的政府强制信托和孤寡失独老人的意定监护信托。政府履行监护职责,社会承担监护责任,加强人身照护和财产信托管理,提升社会养老供给能力,推进我国老年事业发展。

从监护支援信托看我国信托财产登记制度的改进

我国严重的老龄化问题使得养老问题持续受到关注,在当前社会下,老龄人不仅要求得到身体的妥善照顾,也要在财产上得到妥善管理。采用目前单一的监护制度很难满足多数老龄人的要求。目前,多数实务工作者与学者主张参照其他国家建立监护支援信托制度,然而这一制度下将信托作为结合点目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其中信托财产管理制度目前存在着较多缺陷亟须调整。本文通过对我国目前的信托财产管理制度的缺陷进行分析以及同世界其他国家与地区的相关制度进行对比,提出在建立监护支援信托制度上应当进行的改进设想。

疫情防控背景下未成年人临时监护制度的反思

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来袭暴露出很多亟待解决的法律难题,其中包括临时监护。作为被监护人的未成年人或者非完全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在特殊时期常处于无人保护状态,我国现行法框架虽然规定了临时监护制度,但对于监护主体、程序及责任监督等一系列问题未曾深入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对临时监护制度仅规定了“人民法院撤销监护后”及“对指定不服”两种情况下被监护人临时处于无人监护状态的规范路径,尚不能解决其他原因引发的临时监护问题,亦缺少对于成年人作为被监护人的成文法等系列规范。故此,本文试图以建立民政部门“兜底”及多组织参与的常态化监护、适用比例原则、引入财产信托监护及加强司法机关的事前介入等方式,在《民法典》颁布实施的契机下持续完善现有临时监护制度,兼具实践及理论上的重大意义。

信托协同保障老年人财产权益的制度思考

由于认知和行为能力的渐进式下降,在急剧的社会转型和人口分化过程中,老年人财产权益无法得到充分保障。信托制度具有灵活性与稳定性的优势,且《民法典》《信托法》《慈善法》已为民事信托支援老年人财产权益保障提供了制度基础。我国的信托制度可以引入意定监护制度,以设立监护信托的方式替代监护人的财产管理权,并通过完善遗嘱信托的制度构架和具体内容,确保老年人财产在其生前及生后均得到足够的法律关怀,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财产权益保障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