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托目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之效力解析——从对实务案例的分析看《信托法》相关立法的完善

信托的效力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法官在适用法律时,往往采取了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固然是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因素,但为了加强法律适用的稳定性和当事人对法律的可预期性,法官在做出判决时应该有较高的"技术含量",应力图阐述一种合理、明确的法律适用规则。

目的信托研究:理论证成、制度建构与本土方案

我国《信托法》目前仅调整私益信托和公益信托,并未承认目的信托,存在立法漏洞。理论上,目的信托系介于私益信托和公益信托之间的客观存在,契合社会现实需要与信托价值取向,在受益人原则已事实突破的背景下,本着意思自治原则,目的信托应当得到法律承认。制度上,为防止目的信托制度被滥用,应当明确目的信托的适用范围、目的信托监察人和目的信托存续期限这三方面的规范。有鉴于此,应当重述我国《信托法》第2条之“特定目的”,使其射程包括非公益目的;相应地,应当增设“目的信托”一章,从正反两方面界定目的信托的适用范围,置备信托监察人的选任规则、权利和义务等规范,并合理规定目的信托存续的最长期限。

比较中看我国特殊目的信托

特殊目的信托（SPT）是资产证券化的重要载体,其立法主要反映在专门化的资产证券化立法和信托法文件中。本文在对美国、日本、韩国、菲律宾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有关特殊目的信托法律架构的比较介绍中,探讨我国在目前的法律环境下选择SPT的可行性。同时指出,当条件成熟时,必将采用双轨制,即引入特殊目的公司,以更好地解决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的迫切性问题。

论资产证券化之特殊目的信托的立法完善

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结构性融资手段,其交易结构的设计是其成败的关键。特殊目的信托(SPT)机构虽然是目前交易机构的最佳选择,但在实践中仍然遇到性质不清和受益权证书流通受阻两大问题。本文从法律角度对SPT相关性质界定和促进信托受益权证书流通两方面进行探讨,最后提出具体的立法建议。

特殊目的信托(SPT)的相关会计问题分析

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新型融资方式,通过构建"破产隔离"的特殊目的实体(SPV)剥离证券化资产,实现以资产的信用为基础融资的过程。目前中国主要通过SPT的方式来实现交易预期目的。本文探讨了SPT的相关会计问题,以及SPT纳入合并范围的标准是财务支持而非"表决权股份",除了披露证券化的一般信息之外,还要着重披露证券化标的资产的定价方法、依据和影响因素以及潜在的风险和有关发起人的经营业绩和财务记录,最后根据上述分析提出相应的建议。

财富传承视角下家族信托财产的独立性研究

家族财产信托具有隔离债务风险、实现财富传承的独特功能。财产信托以信托财产之独立性为基石。信托财产独立于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的固有财产,具有排除强制执行的功能。在信托被认定无效、被判决撤销或被“击穿”时,信托财产丧失独立性,可能成为强制执行的对象。

我国家族信托的运作模式选择与法律规则设计

家族信托应界定为受托人接受委托人的委托,以家庭财产的保护、传承和管理为主要信托目的,为受益人的利益,提供财产规划、风险隔离、资产配置、子女教育、家族治理、公益慈善事业等定制化事务管理和金融服务的行为。我国家族信托除采取现有的他益信托运作模式之外,还可采用自益转他益信托/遗嘱代用信托、他益转他益信托/受益人连续型信托、自益信托等运作模式,而具体选择何种运作模式,则依委托人保护、传承和管理家族财产的个别需求而定。家族信托的运作需要构建相应的法律规则。为此,应引入遗嘱代用信托和受益人连续型信托类型;设计家族信托登记规则;限定家族信托受托人的权利,调整家族信托受托人的亲自管理义务,增设家族信托受托人的公平义务;设置家族信托监察人和受益人大会;确立家族信托变更与终止特别规则。

我国资产证券化的模式选择：特殊目的信托

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发起人将需要证券化的资产出售给一个特殊目的载体,以此达到风险隔离的目的。特殊目的载体主要有特殊目的公司模式、特殊目的信托模式和有限合伙模式。在我国,由于特殊目的公司模式和其他模式在不同程度上均存在一些问题,只有特殊目的信托模式才能够达到风险隔离的目的。因此,金融机构应充分发挥信托所独有的风险隔离功能,并利用其通道功能,实现资产证券化操作的规范化。同时,目前我国通过信托模式实现资产证券化的成本较高,应逐步改变我国金融业现有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格局,放开信托等金融牌照的发放,以利于降低资产证券化的融资成本。

资产证券化中的特殊目的信托及其应用局限

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发起人为了达到风险隔离的目的,会将需要证券化的资产出售给一个特殊目的载体。特殊目的载体在我国主要有特殊目的信托和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两种形式。特殊目的信托是美日等国家最典型和传统的特殊目的载体,但是由于我国相关法律不完善,导致在适用特殊目的信托进行资产证券化时,面临交易市场局限、审批监管繁杂等障碍,使得特殊目的信托在资产证券化业务中并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很多问题仍亟待解决。

论目的信托

英国法律史学家梅特兰在其著作《衡平法》中称：“如果有人要问，英国人在法学领域取得的最伟大、最独特的成就是什么，那就是历经数百年发展起来的信托理念。我相信再没有比这更好的答案了。”随着社会财富的增长与商品经济的发展，信托已成为一项被世界上的主要国家所接受的财产管理制度；其职能有不断扩展，品种不断创新。目的信托突破了传统私益信托的受益人原则，是一种新型的信托。

论信托财产的主体性

传统观念秉持的信托财产"唯权利客体论"暴露了力所不逮的疲态。有鉴于此,立法与学界立场发生转变,表现为"客体实体化""选择性主体化""特殊类型组织化"和"一般性主体地位"四种对信托财产主体化的认知层次。主体性证成上,信托财产是目的财团,信托具备团体属性,特殊信托演化出组织特征;独立信托目的"冻结能力"是信托财产获得独立人格的根本原因,其引致的独立意思、独立财产与独立责任是直接原因。是以信托财产满足法人资格实质条件,未获主体地位是立法选择而非理论障碍。规范进路上,对信托财产主体地位的承认应采"信托法默示主义",即尊重设立者意图,兼顾公共利益及对现实的追认,缺省性地肯定商事信托与公益信托法主体地位,赋权性地允许民事信托拥有权利能力,以对特殊类型的强制性规定为例外。

论我国资产证券化中特殊目的机构的法律构建

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新的融资方式具有复杂的交易结构,其中,特殊目的机构具有重要地位,其法律问题也相应地成为资产证券化立法的重要内容。我国有关特殊目的机构的立法应遵循大胆借鉴先进国家立法与我国国情相结合、单行立法以及保护投资者利益三项原则,采取特殊目的信托与特殊目的公司两种法律形式,并加强特殊目的机构的内部控制。

我国信托型资产证券化理论和实践之两大误区——兼评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

我国信托型资产证券化理论和实践存在两大误区:实践中要求受托人须支付拟证券化资产信托移转对价;理论上主张特定目的信托架构是拟证券化资产信托移转的受让人和受益证券的发行人。正确的认识和做法应为:根据信托移转的目的和特定目的信托的功能,受托人无须支付拟证券化资产信托移转的对价;特定目的信托是否具有受让人兼发行人之主体地位,应区分事实论与价值论加以考量。

论诉讼信托和讨债信托的效力——探讨《信托法》第11条第4项

我国《信托法》第11条第4项规定,专以诉讼或者讨债为目的设立的信托无效。然而,该条文是对日本《信托法》移植的结果,我国并没有禁止诉讼信托和讨债信托的理由。同时,该条文容易被规避且难以被认定,在司法实践中缺乏适用的空间。再者,该条文不仅与我国现行的诸多法律条文和制度产生冲突,而且与我国减少社会不良资产和增强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维权意识的目的相违背,故应当删除。事实上,诉讼信托和讨债信托不仅符合信托设立的要求,而且能使债权人、债务人受益,并起到减少讼累等有利效果,因此,应当承认诉讼信托和讨债信托在我国的合法地位。

SPT法律架构中信托财产权的法律属性辨析

特殊目的信托(SPT)是资产证券化的重要载体,而可证券化资产亦即信托财产关系安排是证券化的实质。厘清SPT架构中信托财产的法律本质、特质和“真实交易”的认定,可以为在我国现实法律环境下选择或设计SPT的制度架构,提供理论指引。

资产证券化信托模式的法律障碍与对策

资产证券化信托模式是在我国现行法律环境和金融制度下的现实选择,能够在短期内为资产证券化提供操作性较强的交易规则。由于目前的信托模式在制度上存在明显的漏洞与缺失,导致潜在的法律冲突与风险。因此,有必要完善信托模式的规则,实现资产证券化制度的一体化。

构建我国特殊目的公司的法律障碍及对策

从2005年3月开始的我国资产证券化试点，采朋了以特殊目的信托（SPT，Special Purpose Trust）作为证券发行人的信托模式。由于与我国现行民商法律和金融制度不存在明显的法律冲突，无需对现行法律作重大修改，因此与公司模式比较，信托模式的制度成本较低，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和灵恬性，成为资产证券化试点中采用的唯一模式。但在为期3年的试点中，信托模式也暴露出资产支持证券的品种单一、现金流重组受到严格限制等先天不足，

我国信托实践中若干重大问题的法律思考

信托制度源于英美法系,它被移植、融入我国既有的大陆法法律体系之中,需要在实践中经历一个从排斥到接纳和内化的过程。《信托法》颁布实施前,信托公司从事了很长时间的名不符实的信托业务。2001年10月1日《信托法》正式实施以来,我国信托业逐步转轨并显示出比较强劲的发展势头和创新活力。但是,三年的信托实践已暴露出新生的信托制度有许多亟需配套的地方,甚至是一些有争议的深层次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不但困扰信托机构的业务开拓,而且也使信托制度不能充分发挥应有的功能和作用。笔者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就下列问题,提出自己的几点法律思考,以期抛砖引玉,请教大家,也希望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信托业监管部门以及信托机构能够对这些问题加以重视。

基于信托结构的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模式研究

本文介绍了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概念和一般模式,分析了不同模式下特殊目的渠道的特点,提出特殊目的信托(SpecialPurposeTrust)的概念,进而设计出适合我国的基于特殊目的信托结构的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模式,并且对该模式的税收和法律问题进行了探讨。

疫情下我国慈善信托税收优惠制度之完善

慈善信托将慈善行为和信托业务相结合,以金融手段助力慈善事业,是汇聚社会力量从事慈善活动的重要途径。新冠肺疫情防控期间,慈善信托以其财产独立、目的确定、多方监督,充分尊重委托人意愿等制度优势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显著作用。慈善信托享受税收优惠具有正当性,符合税收公平和税收效率原则,但目前我国慈善信托税收优惠认定条件和程序不明确、税收优惠覆盖面窄、存在重复征税现象、缺乏反避税措施,税收优惠制度的缺位阻碍了慈善信托的发展。因此需要建立完备的慈善信托税收优惠法律体系,扩大税收优惠范围,将慈善信托和慈善捐赠同等对待,让委托人和信托公司享受税收优惠;借鉴“信托导管”原则,实质课税,避免重复征税;税务部门要持续监督慈善目的的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