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信托诉讼规则的三大缺陷及其完善

伴随着中国大陆慈善信托的发展步入快车道,慈善信托纠纷也将会逐渐增多。在这一背景下,构建更加科学有效的慈善信托诉讼规则也变得日益重要。我国有关慈善信托诉讼的现行法在管辖、当事人、证据等三个方面存在缺陷:欠缺信托特殊地域管辖规则、慈善信托诉讼原告资格不够健全、欠缺口头证据规则。我国法律应当尽早创设信托特殊地域管辖规则、明确民政部门与人民检察院具有提供信托公益诉讼的资格、引进英美法系的口头证据规则。

我国信托法关于讨债信托与诉讼信托无效的规定应当删除

应当将关于讨债信托与诉讼信托无效的规定从我国《信托法》中删除。基本理由：该法关于讨债信托无效的规定的适用将致使已成为政策工具的公司债信托与金融不良债权信托成为无效信托，故该规定在目前已成为“推动公司债券发行”与“刊离国有商业银行金融不良债权”这两项我国现阶段的重要金融改革政策所要达到的目标的法律障碍，甚至关于该规定已成为后面一项政策目标实现的法律障碍已有司法判例佐证；该法关于诉讼信托无效的规定完全没有必要存在于其中，因为在我国并不存在从国家有效规制金钱债权代替行使行为角度看需要该规定的法律背景与社会背景，况且将该规定保留在该法中对债权人明显不利。

为谁诉讼 何以信托

关于诉讼信托制度,我国理论界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诉讼信托是民事诉讼法中的当事人制度,在民事诉讼法学主流学说中,它和民事诉讼担当制度同义;第二种诉讼信托是公益诉讼信托,是公共利益机关介入私权的表现。这两种诉讼的信托都以扩大当事人适格范围为基本目的;第三种诉讼信托,是当前我国立法禁止的以诉讼为目的的信托制度。三种制度的起源、所属法域、基本内涵、基本功能各不相同,学术研究和立法也应当作出不同的取舍。

论诉讼信托

诉讼信托有其特定内涵。诉讼信托不同诉讼担当、诉讼代理和债权信托。我国信托法否认诉讼信托的有效性,这种做法不具合理性,应加以修正。未来诉讼信托立法应注意分别从信托法、诉讼法以及环境保护法等特别部门法的层面进行构建。

诉讼信托的正当性与立法构建

我国《信托法》和学界对诉讼信托的否定态度不可取,诉讼信托有其存在的正当性,它是民众行使诉讼权的合理方式,符合信托的本质并有独特的制度优势,推行诉讼信托具有现实意义和可行性,而禁止诉讼信托也并非国际惯例。为此,我国应废除《信托法》中诉讼信托无效的规定,并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环境保护法等特别法中对诉讼信托加以规定。

消协在大规模侵权案件中的诉讼信托研究——基于三鹿奶粉事件的反思

近几年来,随着大规模侵权案件的频繁发生,我国司法实践开始出现诉讼信托现象,以环境侵权和著作权侵权诉讼最具代表性,并得到了最高院的认可。在消费者保护领域,作为消费者整体利益代言人的消费者协会,在群体性食品安全事故中只能起到"支持消费者起诉"的作用,不利于发挥其保护消费者利益的职能。那么,在我国个别领域出现的诉讼信托能否移植到消费者保护领域?我国群体性食品安全事故频发的背景下,对该问题的研究更显现出其理论和实践意义。

我国诉讼信托禁止制度之法律思考

诉讼信托？对诸多定义的共同之处，将诉讼信托简单概括为委托人以诉讼为目的而设立的信托。大陆法系国家普遍禁止诉讼信托，如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均有类似规定。受大陆法系国家信托法律制度的影响，

论诉讼信托和讨债信托的效力——探讨《信托法》第11条第4项

我国《信托法》第11条第4项规定,专以诉讼或者讨债为目的设立的信托无效。然而,该条文是对日本《信托法》移植的结果,我国并没有禁止诉讼信托和讨债信托的理由。同时,该条文容易被规避且难以被认定,在司法实践中缺乏适用的空间。再者,该条文不仅与我国现行的诸多法律条文和制度产生冲突,而且与我国减少社会不良资产和增强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维权意识的目的相违背,故应当删除。事实上,诉讼信托和讨债信托不仅符合信托设立的要求,而且能使债权人、债务人受益,并起到减少讼累等有利效果,因此,应当承认诉讼信托和讨债信托在我国的合法地位。

公益诉讼与当事人适格之扩张

在公法私法化和私法公法化不断演进的今天,公共利益的重要性与现实状况的严峻性正被逐步认识,允许公共力量适当介入私法领域已经势在必行,公益诉讼由此应运而生。此时,对作为制度瓶颈的当事人适格予以扩张并赋予其法定效力便显得尤为必要与迫切。将诉的利益作为当事人适格的衡量标准,并以此为基础构建诉讼信托制度,对于完善当事人理论,促进公益诉讼制度的合理化与合法化具有重要作用。

现代型诉讼中的当事人适格问题

现代型诉讼具有当事人互换性缺失、系争利益呈现集合化或扩散化、争点呈现社会化和政治化、救济的请求方式转变等特质,对当事人适格理论提出了新的要求。对此,国外及其他地区通常以集团诉讼、选定当事人、团体诉讼三种代表性方式予以解决。鉴于这三种方式在当事人适格要件及制度功能各异或存在优劣之别,有必要就此进行比较研究,并以诉之利益为基准,完善我国当事人适格理论,构建符合国情的诉讼信托制度。

论公益诉讼主体确定及其原告资格的协调——对《民事诉讼法》第55条的思考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55条对公益诉讼的有关规定并没用明确该法以外的其它专门法规定公益民事诉讼原告主体资格的具体规则、具体条件,以及按照专门法规定具有公益民事诉讼原告资格的机关与有关组织在个案中何者为适格原告主体等。职能相关性原则要求可以担当公益诉讼的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的职能与宗旨必须与公益诉讼标的具有联系性。有能力性原则要求具有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机关和组织在人力、财力、专业鉴别能力、诉讼举证能力等方面具有比较充分的基础和条件。对作为公益诉讼原告的组织的成立和开展符合其宗旨的活动年限要求是衡量组织的公益活动经验、公益活动信誉的具体体现。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身份以监督法律规定的有权提起公益诉讼的行政机关是否提起公益诉讼、是否合法正当地进行公益诉讼为合适。在公益诉讼个案中,应当按照损害公益行为影响区域或者后果影响区域分层次协调;在适用机关提起公益诉讼优先、组织提起公益诉讼居次原则前提下,确立具有提起公益诉讼资格的原告可以联合起诉、组成公共原告的原则。

我国公益诉讼主体之界定——兼论公益诉讼当事人适格之扩张

此次民事诉讼法修改对公益诉讼制度的规定,是对传统的当事人适格理论和制度的重大突破。新民事诉讼法确认非实体利害关系人具有作为公共利益提起民事诉讼的主体资格,但并未明确规定哪些机关和组织可以作为公益诉讼的主体,这有可能增大公益诉讼实际运作的难度。因此,明确公益诉讼启动主体就成为构建并运行该制度亟待解决的问题。诉讼信托的确立是公益诉讼当事人适格之扩张的适当出路之一。

消费者团体诉讼的当事人适格问题之再探讨

基于所保护的权益的性质不同,消费者团体诉讼应当区分为公益保护型和私益保护型两种类型。前者主要表现为消费者团体针对侵害或可能侵害不特定多数消费者的权益的行为可提起不作为之诉,其当事人适格的根据应采取实体权利说,即赋予该团体实体法上不作为请求权。后者主要表现为消费者团体为受害消费者诉请损害赔偿,其当事人适格的根据应采取任意诉讼担当说,即由消费者授予其诉讼实施权。

团体诉讼的诉权基础探析

团体诉讼是指社会团体为了维护公共利益或者其成员的利益,依据特定法律赋予的权利或者团体成员授予的权利,得以自己的名义对侵害者提起不作为之诉或者损害赔偿之诉,并享有独立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的一种群体诉讼机制。公益社团提起团体诉讼的诉权基础因不同诉讼类型而有所差异,其中团体的不作为之诉系基于法律赋予的不作为请求权,而公益团体提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的诉权基础则是诉讼信托。

团体诉讼的诉权基础探析

团体诉讼是指社会团体为了维护公共利益或者其成员的利益,依据特定法律赋予的权利或者团体成员授予的权利,得以自己的名义对侵害者提起不作为之诉或者损害赔偿之诉,并享有独立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的一种群体诉讼机制。公益社团提起团体诉讼的诉权基础因不同诉讼类型而有所差异,其中团体的不作为之诉系基于法律赋予的不作为请求权,而公益团体提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的诉权基础则是诉讼信托。

环境诉讼与当事人适格

在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环境纠纷不断增多的今天,应当允许公共力量适当地介入私法领域,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在此情势下,对于当事人适格之要件予以扩张并赋予其法定效力显得尤为必要与迫切。将诉的利益作为当事人适格的衡量标准,并以此为基础构建诉讼信托制度,对于完善当事人理论,促进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合理化与合法化具有重要作用。

无效信托论——来自信托比较法角度的审视

有关国家与地区信托法均将目的违反法律或公序良俗的信托视为无效信托。对诈害债权信托在这些信托法中有的将它定性为无效信托,有的将它定性为可撤销信托,但前面一种定性更加有利于保护债权人利益。一些信托法分别将重要事项条款不确定的信托与诉讼信托规定为无效信托,但仅关于前面一种信托无效的规定具有实用价值,关于后面一种信托无效的规定则有悖于一种合理的价值观念。一些信托法还将受益人不合格的信托规定为无效信托,但因其为目的违反法律的信托的一种,故该规定无单独存在之必要。虽有立法安排的不同,但有关国家与地区信托法却均将返还财产确认为无效信托的法律结果。将讨债信托规定为无效信托为我国信托法的创新,却并不可取。

公益诉讼简论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越来越多的公益诉讼涌现出来。但在理论界,还没有引起学者们的重视。本文主要介绍了公益诉讼的起源以及在各国的情况,分析了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础,提出了建立公益诉讼的理论构想。

公益诉讼初探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 ,越来越多的公益诉讼涌现出来 ,但是不能得到相应的法律救济 ,因此应当借鉴外国的立法经验 ,建立我国的公益诉讼制度 ,才能维护公共利益 。

群体诉讼中的当事人适格的法理分析——兼评我国代表人诉讼中当事人制度及其完善

群体诉讼中 ,民事诉讼主体与民事主体发生分离。各国的群体诉讼制度在解决当事人适格问题时采取了不同的做法。美国集团诉讼以实现公共利益为诉讼目的采取“默示授权”的方式赋予代表人诉权。德国团体诉讼制度为实现对一定公共利益的保护以法律的直接规定赋予团体诉权。日本则通过“明示授权”方式表明了其在解决群体争议时对私人利益的侧重保护。而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在具有自身特色的同时 ,也存在一些需要反思和改善的问题。